本书从书法与文字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关注古今文字,对古代碑刻、法书以及古籍善本等存在的文字问题,对隶变之后,文字孳乳演变导致字形裂变性发展,各种文字问题影响到当代书法创作领域,以及人们日常用字中存在的文字现象等,进行源流演变考证和归纳梳理分析,旨在呼吁当下书法创作者重新认识文字学之于书法的重要性。全书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章“字例略说”,以八组相近字为例,对其字形、字音、字义的来源及演变做考辨研究,以正本清源,使之各司其职;第二章“书法与文字”,以全国书法篆刻展的参评作品为切入点和主要考察对象,对当代书法创作中常见的异体、俗体、错别字、繁简字、俗讹字、偏旁移位、增繁与简省等文字问题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第三章“碑刻俗字考”,以《干禄字书》《尊经阁记》等几件具有代表性的碑刻作品为个案,对古代碑刻中存在的文字问题:音近更代、古文异体、名家奇字、古代错字、隶古定、避讳字、古今字等诸多现象,进行考证与解析。
专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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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照剑先生新著《正俗匡谬——书法中的文字问题研究》是一部关于书法创作中文字使用的研究著作,对于高度关注文字规范使用的当下,无疑会对书法创作带来更多有益的思考。
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既有约定也有俗成。国家层面有内府校订书籍而书写的字样,有正订儒家经典内容与文字而刊刻的石经,有规范汉字而编修颁布的字书;民间则有诸多学者编纂的文字类著作。不管是国家层面的颁布还是民间学者的编纂,文字的使用标准一直被不断提出。历史上众多的书法名作在文字规范过程中被不断取样研究,所以书法在汉字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隶变之后,其作用更加明显。目前学界对于文字的研究多集中在古文字层面,但对于今文字(如楷书中各时期正体字与异体字以及草书字法)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在当代,书法艺术的呈现同所有视觉艺术一样,在展厅机制的主导下,从书房走向展厅,从小众走向大众,在展现书法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将用字问题暴露无遗。大众对用字问题的敏锐性甚至超越了视觉形式本身。当代书法作品中诸多的文字使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现象,关注文字本体是当代书家亟需加强的基本素养。而对于当今书法创作的用字研究需要对经典书法特别熟悉,甚至在书法创作上有长期实践的学者参与,同时期待用字问题在今后的书学研究中被更多的学者关注。
此书正是从书法的用字角度介入文字学研究,对古代碑帖、古籍善本中的古文字现象,与当代书法创作中的文字运用问题进行探讨,所谓见微知著,正本清源,难能可贵。照剑先生此著作的出版对倡导当代书家重视用字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丛文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导)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书法中的文字问题研究”,从上古到当代,时间跨度大,释例亦多,对书法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很好的助力。
文字与书法是一种事物的两个侧面。书法是字形的书写方法,只有优劣美丑之异,而无是不是书法之别。字形也有两个侧面,一是结构方式,如六书之类;二是书体样式,如篆隶草行楷之类。文字之用在于书写,写下来才能记录语言、传播知识。书写要义在于字形结构和书体样式,以及达到既定标准的书写方法,对于演进中的字形而言,书写方法表现为约定俗成的状态。在书写方法中,有一种由趋简实用心理支配的、近乎原动力的因素,亦即力求省简便捷的做法,我们称之为书写性简化。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开始,大量的文字讹形和书体变化现象都是由书写性简化造成的。
书写性简化属于一种积微至巨的较长时间的持续性改造,其结果是使字形不同程度地远离造字之初的原型,之后被收入字书者为正,其余为异体。异体字在沿用的历史长河中,有些会逐渐消逝,有些会被后代字书收入,或被专书录入,如后世所谓碑别字、帖学字、俗字之类。单纯的结构变化情况复杂,此不涉及。
书写性简化在历史上对字形产生重大的冲击改造有两次:一是隶变,为周秦一系古文字日常手写体剧烈变迁,被人称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其中整体字形的改造较少,而偏旁讹形分化、混同、合并十分普遍,产生的异体字也最多;二是草书体产生,其始在于隶变的潦草化,进而由隶草、章草、今草,终至于狂草,字形亦多随之变迁。楷书属于隶变的终结,大量的碑别字也承其而来;行书是楷、草的衍生物,书体特征也兼乎二者。
翻检自《说文》以下的各种字书,以及今本甲骨、金文、简牍帛书、石刻等各类字书,由书写性简化造成的大量讹形异体字数量极大,一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整理研究,如果能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对更好地利用地下出土和传世的文字资料,将大有裨益,而书法之有助于文字学研究,也将自此豁然开朗。
照剑有志于文字学研究,已经收获颇丰,如果再以善书之能为此反向研究之功,必会再开一片天地,为书法学术研究锦上添花。
刘利(北京语言大学校长)
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又以繁体字为主体,创作中往往会遇到诸如繁简字、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正俗字等问题,对这些字际关系的处理和取舍如何,不仅是对一位书者汉字知识的检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人学养和学风的体现。这也是汉字学作为书法学知识体系基础的理由所在。因此,一位优秀的书法艺术家想必在汉字学方面也会拥有良好的知识储备。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正俗匡谬》一书,就是刘照剑先生多年来从书法学角度探讨汉字运用问题的一部力作。此书对古代碑刻、法书中的用字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对当前书法创作中的用字现象进行了归纳分析,阐明字际关系,指明用字失误,说明致误根源,深刻揭示了汉字学修养对于学习古代书法经典和开展书法创作的重要性,对于推动书法教育和书法创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李刚田(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泠印社副社长)
刘照剑先生新著《正俗匡谬》一书出版,可喜可贺,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丰厚的知识储备及研究中的思辨精神。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基本素材的艺术,书法创作中艺术表现是第一性的,文字的使用与变化要以艺术美为取向;而文字学有其自身的规定性,文字的功能是表意,在文字的形、声、义三方面,书法的重点在文字的“形”。在创作实践中,书法创作对文字的艺术取向与文字的规定性之间往往发生矛盾,于是就有学者提出构建“书法文字学”的设想。但是作为学科建设,要做规律的寻释、方法的探讨与判断标准的确定,但面对三千年文字发展变化的历史,不同时代、不同书体、不同地域、不同风格文字的变化,不同书手的书写以及朝野雅俗的不同文字应用,想在书法与文字之间理出一条用字的规定,“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太难了!于是“书法文字学”的课题,只是一种构想而终未能实施。
书法创作中对文字的取用与变化,需要的是具体个案具体分析,而不可规定一个严格刚性的“法律”,刘照剑先生新著《正俗匡谬》,正是在对具体文字、文本个案的研究分析中,去探索书法与文字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从而做出文字正误的判断。他的研究具有对历史的溯源性,从文字的源流及变化中梳理出书法用字正误的判断;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当下书法创作的“展览时代”,在书法创作“形式至上、技法至上”的思潮中,去唤醒作者的文字意识、文本意识。作为一个书法作者,只有具有较丰厚的文字修养,才能在文字规定的必然中求得艺术表现的自由,而不去犯因无知而无畏的错误。
张桂光(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 广东书法家协会主席)
时下书法作者,文化缺失现象严重,错字尤多。照剑先生立足于书法创作,关注到展览作品中常见的文字问题,作认真的说解分析,对纠正书坛文化乱象有重要意义。
陈振濂(中国文联副主席 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刘照剑学兄的《正俗匡谬——书法中的文字问题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册200多页的小书,却有可能成为当下书法界最有价值、最原创和最有代表性也最受关注的著作之一。
我们平时经常会为在书法作品中出现错字而困扰,也为评审时为一件好作品有错字而被判淘汰出局而惋惜。但如果继续追问,我们的判断就一定是对的吗?有没有评审时判错“冤杀”的?有没有对判错的纠错机制?过去我们的做法是搬一大堆书法(书体)大字典来查字。但字之对错,不止是静态的固定的对错标准,更是有很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与生发。所持标准也许可能不错,但运用时若没有历史观文化观,于是照样出错、照样“冤杀”后又不了了之。
照剑的《正俗匡谬》恰恰告诉我们许多字在此为对在彼为错、在此为正在彼为俗的相关知识与背景规定,让我们有能力分辨正误且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此其之重要性之一。
又《正俗匡谬》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它立足于新型的“书法文字学”而不像过去我们习惯于简单“拿来主义”式的“古文字学”。古文字学当然是研究汉字的基础核心。这是常识,我们必须对它表示无条件的尊敬与服从。但在书法创作与鉴审过程中,仅仅是掌握古文字学,知道每个字的来历与字形演变,但却仍然无法解释从“隶变”之后的许多金文秦篆时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尤其在正楷成形后不断进行的“正—俗—正”的循环再生,这还只是汉字内部的不断前行又不断纠偏的过程;如果再加上避讳缺笔、偏旁移位、俗字官用、通假与古今字关系、增繁简省等“错”“俗”“讹”问题,甚至在今天书法大普及形势之下新出现的繁简字混用问题,都不是一个“古文字学”所能囊括的。我之所以在几年前大声呼吁要倡导“书法文字学”,正是立足书法创作实际切用而不求“字学/小学”与身俱来的高傲与尊贵。
而照剑的《正俗匡谬》正是这个立足点。我断定它是最重要最原创最有代表性最受关注,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有“古文字学”的根基,又伸展扩大向“书法文字字”的具体环境。这才是有“问题意识”,是学问家必备的素质。
愿照剑在“古文字学”+“书法文字学”方面继续深入探究与梳理,成长为这个学术领域的核心与中坚。
2022年10月10日于千秋万岁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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