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纳市捕鱼达人

　　■ 王腾

　　在平潭海洋企业有限公司(纳斯达克代码：PME)这样一家每天都需要“深海长线”作业的龙头远洋捕捞企业里，首席财务官于洋的财务长线经验也在日益精进。2013年加入PME以来，从未有过远洋捕捞行业经验的于洋迅速进入角色，正带领团队为企业创造出巨大的财务价值。

　　据了解，中国目前有2200多艘远洋捕捞船，150多家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行业排行第一的是国企“中水渔业”，其前身是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目前主要在非洲海域进行捕捞。而出身于福建平潭的PME则是国内第二大远洋捕捞企业、国内民营第一大远洋捕捞企业。

　　长线财务经验

　　由于作业范围广、时间长，远洋捕捞行业存在着各种各样难以控制的风险。“不仅作业复杂，涉及人员及装备非常多，甚至渔船在数千公里之外的海上一漂就是好几年。如何才能有效控制渔船以及他们的终端作业?这成为对远洋捕捞行业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于洋已经对行业知识相当熟稔。

　　中国远洋捕捞行业虽然发展多年，但是从业人员，尤其是渔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并不高，这就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财务管理非常不规范。比如，很多只有十几条渔船的渔业企业甚至根本就没有账。于洋坦言，“渔船回来之后，想怎么卖就怎么卖，也根本不需要发票，管理非常混乱。就连我们这样比较大的企业，以前在管理跟不上的时候，也会发生渔船私自把渔获卖给附近货船的事情，且很难控制。这种混乱的管理状态，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精力才得以扭转和规范。”于洋表示，无论作业线多么漫长、终端渔船如何难以管理，作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都必须严格按照美国资本市场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新COSO内控法案来进行有效控制。从内控的角度出发，于洋带领财务团队在整个管理流程上做了很多规范的改革。

　　更严格的管理要求并没有给于洋带来困扰，反而从企业管理的内部找到了更多可以有效实施内控的着手点。他表示，COSO新框架对企业的财务管控要求非常精细和严格，通过精细的财务管理建设，可以找到很多能够节约成本的地方。比如，在捕捞过程中，于洋注意到了渔获损耗的控制。在捕捞的作业过程中，由于作业不细致，会导致鱼的死亡，而这些死鱼或者比如肚子破了的鱼，是不允许销售的，只能丢弃掉，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损耗。“从财务角度，我们就捕捞量和可销售量做出了比较详细的绩效标准，促使船员在作业过程中更加精细，减少渔获的损耗。此外，如果渔船在油耗上的表现超出预估，我们也会给船员发放绩效奖金。这种综合的精细化管理，使在海上一漂就是一、两年的渔船也置于了有效管理控制范围之内。”于洋已经抓住了新领域的财务管理精髓。

　　从财务核算上，PME严格了每艘船的绩效，并且将捕捞任务和船长以及船员的工资进行挂钩。PME现在有专门的财务团队针对本年度水域和季风情况以及鱼群检测的情况进行测算。根据计算出的单船捕捞量，作为每艘渔船基本的考核标准，同时还结合每艘渔船的实际油耗做出财务模型，计算出绩效指标。这种精确的核算有效杜绝了渔船私自卖鱼的现象。

　　另外，财务部门将捕捞渔船的油耗作为严格控制的重点。于洋介绍说：“我们要求每个船长每天都要有航行记录、油耗记录，再跟通过财务模型计算的油耗标准做对比，制定考核标准。每周每艘船的油耗数据都要进行上报，数据传回总部，由财务人员进行核算和比对。目前，我们公司的整个财务团队有20多人，其中财务预算和财务模型的打造是香港的财务团队在负责，平潭的财务人员更多的是做一些基础工作，并且随时将数据传回香港的财务团队。”

　　政策利好下的扩张

　　不管是船只数量还是单船的捕捞能力，中国远洋捕捞行业在国际上都属于相对落后的水平。这一点于洋有真实的体会：“比如近期我们正在洽谈合作的一艘澳大利亚渔船，造价达到1亿美金左右，其装备设施非常完善科学，并且可以直接在船上完成对渔获所有的加工、储藏过程，大大提高了渔获的可销售量。”

　　为了鼓励行业发展，国家对远洋捕捞行业给予了很多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优惠政策(比如，目前政府对渔业企业采取零税收)。远洋捕捞的每艘渔船都是有牌照的，这种牌照由相应的国际海洋组织颁发。事实上，每年我国能拿到的渔船牌照配额比较少，有些配额甚至根本都拿不到。一旦企业拿到了渔船配额，从船只建造到出海运营，国家都会给予很优厚的政策待遇。除了政府给企业相当于渔船造价40%的高额补贴之外，国家开发银行或者中国进出口银行还会提供相当于渔船造价30%的低息贷款。一般来说一艘远洋捕捞船造价不到1000万人民币，但加上一张永久有效的远洋捕捞船只牌照，购买一艘渔船的费用也要达到或者超过1000万美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期间正式宣布“丝路”行动方案。这无疑是2015年春天最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是在“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半后，正式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而东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正是习近平在访问印尼时提出的。东盟十国是未来世界中心的一部分，同时是大国博弈的焦点。远洋渔业这个普通人日常并不关注的行业，成为了“一带一路”重要的实践战略行业。远洋渔业除了是一项经济活动，也天然的具有外交和政治属性。远洋渔业的发展可以体现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同步提升。于洋认为：“我们在海外发展远洋渔业，既符合入渔国吸引外资投入、加快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又可使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由单纯的债务免除延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同时，远洋渔业企业更在一些海外突发事件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远洋渔业基地是远洋舰队的补给基地和中转站，远洋渔船可以成为我国在海外的军需保障力量。远洋渔业开发的深海港口支持中国在战略海洋贸易和供应线上赢得立足点，在支持和配合国家外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此多的政策利好和市场利好促使PME加快了扩张的步伐，着力向下游产业链延伸。PME这种生产端在海外、消费端在国内的业务模式即代表着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事实上，中国农业“走出去”不能单纯考虑获得互补资源，还要立足价值链重组。PME在印尼的捕捞业务发展成熟，计划在横纵两向拓展业务。横向上，公司计划拓展非洲、南美、南极领域，获得更广阔的资源空间;纵向上，公司计划升级冷链系统，进入下游加工领域，深度挖掘产品附加值，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获得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空间。此外，为深化发展海洋经济，PME还计划在福建开发国际领先水平的海洋渔业产业园，将远洋捕捞、集散交易、精深加工、会展商务、休闲渔业等融为一体，形成完善的海洋渔业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