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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成功举办

企业报道  2020-08-14 15:39:55 阅读: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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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13日晚,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以线上直播的方式成功举办。本次发布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姚洋教授、黄益平教授与査道炯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并与主持人王勋一同展开了精彩的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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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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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尤其突出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他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阶段,后四十年是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谓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就是沿着比较优势量力而行,当资本存量比较少、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就搞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量力而行,但是前三十年显然不是。前三十年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快速积累了资本、快速提高了教育和公共卫生水平,这些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以中印为例进行了比较。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我们比较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比如动员劳动力、积累资本、推动技术进步等。姚洋教授分析了不同时间段上劳动人口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某种形式上说,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那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增长。关于国民储蓄,姚洋教授从生命周期假说和GDP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读了我国国民储蓄率一度为什么高企。

  展望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姚洋教授介绍了他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他框定了三个经济收敛条件:城市化率、教育水平、劳动人口比例。前两个是加分项,第三个是减分项。基于此预测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认为从GDP总量看,203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人均收入来看,到2050年,中国也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跻身高收入国家,应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与必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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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教授在演讲中重点提到两个问题:在这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针对第一个问题,黄益平教授先引导大家去理解过去我们的改革逻辑和实际效果。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是 “双轨制改革”,之所以双轨,是为了在获得市场化改革的好处的同时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过渡。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在改革具体政策方面,呈现了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局面:一方面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包括像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的一些政策限制和干预还是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要素市场扭曲?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双轨制落地的一种做法。这样的一套政策看上去似乎有不少问题,但实际上还是很成功的。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四十年,政府对经济体系干预程度是在降低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是提高的,这对提高效率是很有帮助的。

  在未来,从趋势看,我们的经济从2010年开始增长速度是下降的。对此学界有很多讨论,这到底是趋势性的结果还是周期性的结果,又或者是结构性的结果?这些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走向第二个百年计划,我们在未来三十年能保持什么增长。我们过去四十年算是比较成功,未来会怎样?黄益平教授认为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如果给一个简单的建议,将来的方向应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但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会需要一些改变。比如,双轨制改革策略要转为竞争中性策略,不对称的改革策略要进一步市场化,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并且,在国际环境变化下,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对支持增长的作用,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坚持开放。

  从中美关系看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局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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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査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査道炯教授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提醒大家理性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能简单的说是有利还是不利、顺畅还是不顺畅。因为一个环境,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有外国对我们的一面,也有我们怎么对外国的一面,是相互观察、相互判断的。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基础没有什么变化,疫情只是暂时把生产节奏放慢了,其他像债务、贸易结算货币、贸易许可、技术标准、海关规则等“软件”都没有变化。但是疫情不管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结束,它都放大了一个国家对产品链、产业链的“安全、可控”追求的紧迫性。査道炯教授重点解释了大家顾虑的依存度问题,如在能源、粮食、对外经济等方面担心受制于人。他认为依存度不能只看总量,需要从五个方面观察:一是依存的性质,是自然形成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政策性的、对方蓄意让你形成的。二是供应方是否蓄意改变。三是能否找到替代?物种的替代,供应来源地的替代……四是看看能不能牵制对方。五是聚焦国内政策,落脚于自己的改变如提高效率。

  中美经济关系脱钩的主张在美国智库和政界、商界长期存在,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之前,美中在经贸政策上一直有距离,如军民两用技术、高科技产品的贸易许可、民事司法合作等。政策性脱钩的效果取决于众多因素。一个新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的企业、西方的跨国企业的ESG(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行为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更加复杂。査道炯教授指出,应对这种变化,我们一是要坚持技术标准的全球性的互联互通,按技术类别考虑全面。二是不管美国怎么做,不管美国盟友怎么做,我们要长期做的是去优化产品加工和集成的能力,以及提高跨国物流的组织能力。不能自持巨大的国内市场,一定要提高产品跨国兼容的能力。三是不管美方怎么做,我们应该牵头增强对国际产品通关政策的协调。

  査道炯教授基于他在《中国2049》一书中对我国经济外交的历史总结,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做好五个方面的事情:第一,管理好与其他市场之间的经济距离。第二,加强合规制度的建设。包括中国的法规、中国认可的国际法规,不能只是case by case,要有制度。第三,调动全球人力资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第四,在国际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精神。第五,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外交的首要目标。

  在最后的圆桌论坛环节,三位嘉宾又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建设和国际援助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很多新颖的、深刻的观点,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思想碰撞。本次发布会受到多家媒体关注,在新书发布仪式后,三位嘉宾又进一步回答了部分媒体记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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