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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艰难岁月(之二)

企业报道  2018-01-18 10:51:32 阅读:
核心提示:我的出生恰好是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我父亲是一个勤劳本分、精通农活、对猪羊牛马生殖、喂养的知识得心应手的农民,在父亲四十岁时得到长子焦智,四十五岁又生了我,两年多之后又生下了三弟智民

 

  ——山西西建集团董事长 刘智强

  1969年冬季,三弟智民在运城住院,四弟从地堰上跌下来、受到惊吓和轻伤,我的脸上也出了痄腮,父亲无奈地仰望天空、唉声叹气、万分伤痛和悲戚!!!但为了家庭、为了子女的成长和成器,只能咬紧牙关往前闯!

  谈到西建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说什么也离不开父母的高德和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即水有源头、木有根本的道理。

  我的出生恰好是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我父亲是一个勤劳本分、精通农活、对猪羊牛马生殖、喂养的知识得心应手的农民,在父亲四十岁时得到长子焦智,四十五岁又生了我,两年多之后又生下了三弟智民、几年之后又生下了四弟智勇——加上两个姐姐,要养活6个子女十分艰难,再加上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都压在当时已五十多岁的两个老人身上,其负荷是多么超重,就不能想象了!

  面对十分艰苦的生活窘境,我的父母,却用常人所不具备的硬骨头精神,带着众多子女硬硬地挺过来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能投生在这样的父母膝下,实在是万幸中的万幸!!!

  在当时,集体化制度下的农业社凭的是挣工分生活:得到经济收入和粮食——强壮劳力每天可以挣十二分,像父亲这样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一天也只能挣十分——我家的情况是:母亲多病,子女上学或年幼、花钱地方多,仅靠父亲一个人挣这么一点工分,全家八口人怎么生活呢?我那年老体衰、但却是钢筋铁骨的父亲,为了能多挣点工分,便选择给生产队喂牲口——因为喂牲口的活计不需要强壮劳力、但所挣的工分却与强壮劳力持平,而使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是:喂养一槽——七八头牲口需要昼夜不停地操劳、还有一个群众都有目共睹的、哄不了人的硬指标:牲口的健壮或瘦弱。

  由于父亲一人昼夜不停地在离家稍远的饲养室操劳,母亲为了让我的慈父有个较好的心情,便安排大哥焦智晚上和父亲住在一起、也能帮父亲干一些牵牛、烧水、牛圈垫土等力所能及的小活。1964年大哥到陌南中学上学之后,母亲又按顺序地安排我晚上和父亲住在饲养室。我亲眼看见:父亲干什么活都很细致,喂牛前,总是将麦秸草用簸箕簸了又簸,每次总可以簸出几粒麦子,积少成多,每天簸出一二两,十天半月也能簸出一二斤。——而每次所簸出的几粒麦子用之于添补儿女的饿腹,仅仅只是意外的收获,其真正的用意是:麦秸草经簸箕簸上一遍、里边的尘土、料角石、铁钉之类的东西便被簸了出来(如果不簸出来,牲口吃了会损牙、易生病)、牲口自然就喜欢吃、吃得多了——这无疑是生产队三圈牲口中、父亲所喂的这一圈牲口最肥最壮的一个重要原因。且由于父亲年老体弱、经常浑身疼痛、不仅饲养室其他活需要干、而且还要把所有草都簸一遍——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我,每天晚上醒来小便时,总能看见父亲戴着姐夫哥薛方子(在县榨油厂上班)给的一个口罩在那里“哗哗哗”地簸草——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常常乘他干其它活、放下簸箕时、拿起簸箕学着簸,日久天长,也学会了不少喂牛簸草方面的小知识。

  在三弟住院期间,家里欠了乡邻亲朋一千多元的外债,其中有一个亲戚二十元钱,他发现我家父母老、子女多、贫穷至极、似乎永远没有还账的可能,因而上门要钱时变了脸、不进家门、站在窑门口大声喊叫、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因我家院子住着两家人、母亲怕人笑话,强陪笑脸说好话、让他到家里说话、但人家说什么也不进门——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年仅十三岁的我,看到这种场景心情十分气愤,便满目含泪的出去给猪圈垫土了!!!父亲无奈之下,在后来的两三天总算把钱凑够、亲自送到这个亲戚家里,并向人家赔情道歉。

  我不会忘记:1970年底,快十五岁的我,参加了中考、分数名列前茅,但当时的教育制度是不管学习成绩好差、完全由贫下中农(大队)推荐上学,而我家为中农、所以未能被推荐进入高中、只能回村务农了。

  此期间,因三弟看病欠另一家亲戚三十元钱,人家上门要债时话说得很难听、甚至还有一些不能见诸文字的脏话,但父母确实有拿不出前来还人家——这件事,又一次刺激着我幼小的心灵、便狠心的咬紧了牙关、在心底里盘算着如何能想方设法出去干一些苦力活、多挣些钱还人?——猛然,想起家住禹门口的表哥张启发在县水泥厂工作、听说还吃得开,何不找他试试?

  因为家里没有自行车、我立即步行去离家十五里的石湖村——到了位于该村的县水泥厂、找到表哥张启发、向他说清情况,并表明我的心事:设法给我找一些苦力活、攒钱还债,以结束父母及我们全家因欠人钱而忍气吞声、母亲以泪洗面的状况。

  我永远不会忘记:表哥坐在他办公桌旁的椅子上,把我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打量了一遍又一遍——前后不下四五分钟,从眼神里,我似乎听他在说:

  “这个瘦弱、年仅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住厂里那繁重的体力劳动?”

  而我那种站在他面前两眼含泪、一动不动、咬紧牙关、坚韧不拔的表情——也在无声地告诉他:

  “我一定要在这里干活挣钱!”

  表哥张启发很难为情地、似愿非愿地走出房间、去找领导商量后:安排我在该厂晒矿渣,一个班一块二毛钱,有时晚上加班干四个小时,能多挣六毛钱。至今我还常常想起:那年中秋节的前一天,和我同在水泥厂干活的村里人因有事回村里去、我托他给我捎馍时:母亲对他说:

  “你给强强(我的乳名)说一下,让他明天早上回来吃些肉麦饭。”

  中秋节那天,我托人给家里捎去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挣不够三十元钱、还不了欠下人家的外债、我绝不回去!!!”

  就这样,我一口气干了几个月、总共挣了一百多元后才回家。我更不会忘记:当时在水泥厂干活时,为了多干活、多挣钱,尽量让别人捎馍、节省时间;实在无法时、自己白天干活、晚上回家取馍;为了不影响第二天上班,我常常是一个人夜行十几里山路回家取馍,早上天漆黑一片就步行去水泥厂,父亲不放心,总是步行将我送到水泥厂门口后他才独自回去——前面说过:十五里山路,来回三十里!!!还有:喂养着生产队七八头牲口、昼夜忙碌、老年得子、如今六十一岁的老父亲,还在关怀着自己那个年仅十六岁、本应在校读书、迫不得已而从事苦力劳动的儿!!!——这种慈父心肠,如今常常在睡前醒后追忆、难以忘怀、热泪横流……

  我在毕业后回村务农的一年多时间里,堂哥刘宝牛对我说: “你可能是心理负担重,思想压力大,干活不够专心,队里有人说回来的三个年轻人就数你干的差,你可一定要争口气啊!”

  堂哥说了后,我暗自下决心:无论干啥都要好好干、必须干出个样子来。记得当时在生产队碾麦场干活,而从饲养室给麦场牵牲口要走一里多路,为了取得群众和领导的好评、更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我每次总要找根树条、走在牛的侧面、赶着它最先到麦场,受到了长辈们和生产队干部的表扬——我也从此坚定了信心,要一如既往地做一个兢兢业业、本本份份、苦干实干的新式农民。

  就这样,从1972年底到1974年,连续三年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模范;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评模范时,老队长牛创立说:“强强这娃干得很不错,应该评为模范”;我当时这样想:“人穷志不穷,只要踏实苦干,一定会被村民认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5年,经我们朱阳大队团支部书记刘普照推荐,西陌乡团委会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誓的前二天,领导告诉我:

  “智强,明天在几个团员同时宣誓的会议上,你作代表发言 。”

  当天晚上,大哥焦智半夜没睡觉、和我共同商量、写好了以诗歌形式展现的《发言稿》,全文大部分忘记了,只记得开头的一段:

  “啊!鲜艳的红旗,

  当我站在你的面前,

  把右手高高地举起,

  激动的泪水盈眶!

  满腹的话儿该从哪里说起?

  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

  一不怕吃苦、二不怕累,

  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用青春和热血闯出一片新天地!……”

  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允许搞活经济长途贩运。期间,我村党支部书记刘庄庄、原生产队长刘满囤以及刘号强等人,想出外贩卖牲口挣赚些钱——而搞这种生意的行家,可以说,在我们朱阳村,非父亲莫属。他们四五个人跟着父亲到陕北及五台山一带多次奔走,也赚了些钱——毫无疑问:他们把我父亲的生活及住宿安排的妥妥帖帖,前后一二年的时间里,关系相处的相当融洽;当时,几个合伙人提出要给父亲多分些钱,父亲却坚持按人分,不多要一分钱。

  我的大哥焦智,在上小学和初中的九年时间里,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上初中期间总是多吃粗粮,把省下的细粮(白馍)捎回家里给父母和弟弟们吃;特别是在我们几个做弟弟的年龄尚小的时候给于我们的照顾和帮助使我难以忘怀……。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帮我度过难关的一切有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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