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改变是企业家最大的意义

　　社会企业家注重的不是慈善，而是改变。他们关注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彼得·德鲁克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社会企业家是指为了创造更高的产出率而改变社会部门流程的人。2006年,人们通过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实践，认识到了社会企业家是一些具有特殊才能，能发现机会，巧妙地构建解决方案，并且能建立组织的人。他们在帮助社会最底层的人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发挥个人的巨大作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研究社会企业家的滋生土壤与环境，对于减少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8年，美国环保署的助理署长彼尔·德雷顿发起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专门寻找并培育社会企业家的组织——阿育王。至今，这个组织已通过120名工作人员掌控着全球的社会企业家培育体系，对46个国家的1400多名社会企业家实施了达4000多万美元的资助。由此，这个组织成为了发现社会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彼尔·德雷顿成为发现社会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家。阿育王的运作，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企业家培育的轨迹。

　　谁可能成为社会企业家

　　彼尔·德雷顿认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企业家大多数并非名人、政要或工业巨子，其中有医生、律师和工程师，还有管理顾问、社会福利工作者、教师和记者等，尽管原有的职业不同，但社会企业家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以改变社会进程为已任，他们必须是一群具有强烈道德力量的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贫困者与富有者的群体随时都在扩大。社会需要这些善良的人，但一个国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社会企业家的。也就是说，社会也好比一个母体，身怀为改变贫穷而即将出生的“胎儿”——社会企业家。这个“胎儿”脱胎而出的时间取决于历史的事件，即所谓特别的时刻，就是在别人痛苦时自己因此而感到痛苦，甚至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时刻，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一些人愿意为解除别人的痛苦而贡献自己。尤努斯经常提到，1974年在孟加拉国发生了饿死许多人的大饥荒，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许多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工作的人，他们或是有残疾的子女，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残疾人。

　　产生社会企业家的群体

　　公共企业家具备社会企业家应有的特殊品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共企业家具有社会企业家必备的利他精神，也就是公共企业家精神。可以把公共企业家精神理解为对于公民声音的回应。第二、公共企业家必须具备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更多、更好服务的能力。

　　国际上具备公共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企业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原联合国保护儿童组织的负责人詹姆斯·P·格兰特，他使全世界儿童的疫苗使用率从20%上升到80%，挽救了至少2500万儿童的生命。格兰特成为国际上正规组织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企业家的骄傲。

　　与公共企业家不同的是，商务企业家具备社会企业家应有的特殊品质，突出表现在其市场推广的能力上。德鲁克说，社会企业家应是有理想并能够推广理想的人。 根据社会企业家的工作目标而设立的分销渠道是社会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关键。

　　社会企业家的分销渠道应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方案。所谓低成本，是指社会企业家的分销人员不是依靠稀缺又昂贵的人才，发送全球服务的专业人员可以包括医生、护士、教师、律师、心理医生、银行家、社会福利工作者，等等。国际上成功的社会企业家的分销渠道均摈弃了专业密集的模式，而采用发挥普通民众的模式，由普通民众发送服务，使缺乏服务的市场得到大规模的改善。

　　其典型案例之一是被称为“赤脚银行”的格莱珉银行。格莱珉银行有280万个贷款者，分散在4.2万个村子。该银行不是将贷款的监管权委托给中介组织，而是将其监管权委托给借款小组和以村为基础的“中心负责人”。

　　按照低成本的商业推广模式，孟加拉国出现了培训农村妇女去开办学校的社会企业家、印度产生了培训乡村保健工作者的社会企业家、匈牙利的社会企业家培训乡村地区的吉卜赛人在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后立即收集证据。

　　上述案例尽管国度不同，但其相同的特征说明，社会企业家与商务企业家一样，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既有理想又能通过一定的商业推广模式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的人群身上的人。因此，正如德鲁克所指的，社会企业家注重的不是慈善，而是改变。他们关注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他们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推给机构。他们要的是城市文明化，而不是给城市发补贴。 因此，从社会企业家的商业推广能力要求出发，德鲁克说，美国社会并不缺少社会企业家，或者至少是潜在的社会企业家，倒是商务企业家反而相对稀缺。他的直接推理是一些本能地知道如何创新与创造的人，都有着博爱的心。

　　中国也有很多成功的商务企业家。释放现有的商务企业家内在的社会责任感，将他们成功的商业推广能力运用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去，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商务企业家最大的鼓励。

　　社会企业家的行为评价

　　政府应对社会企业家所依存的民营部门制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为什么评价标准这么重要，就在于有了政府制定的评价标准，才能增强慈善企业与慈善家对民营部门的信任程度，才能推动民营部门的竞争与创新，才能持续地扩大慈善资金筹措，才能使成功的社会企业家所创立的商业推广模式广泛地复制并推广，从而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让更多的社会企业家职业化。

　　同时，评价标准的制定属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具有一定资金约束的组织不愿意为此支付成本。商业模式的创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营部门的设计过程。而民营部门的设计过程的绩效标准至今在各个不同的行业均有不同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监测的标准。如格莱珉银行评估业务的方法之一是追踪借贷者获得诸如锡屋顶、床、陶器与菜园之类生活生产资料的比例。阿育王组织挑选社会企业家的评价标准是有多少在5年或10年的工作后，对国家政策产生了影响，为别的组织所效仿，或是改变了他们领域的实践模式。面对国际上民营部门评价标准的多样性，我国应制定一个对民营部门自我评价标准的“标准”，以此来消除一些民营部门低效、腐败的不利影响，促进民营部门健康发展。

　　社会企业家的培育环境

　　德鲁克认为，大众传媒对社会企业家的关注是与老年社会来临相联系的。在美国婴儿潮一代的人还未步入老年时,社会企业家的工作往往游离于慈善工作以外,避免引起媒体的注意。然而，婴儿潮一代的人进入老年后,他们想了解自己的资金花在哪个部门，他们会关注慈善工作的结果，他们支持行之有效的援助项目。因此，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婴儿潮时代的人在步入老年后的社会心态。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社会活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分子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让跨国公司将手中的“货币选票”投向产品符合环保标准的原料供应商，从而保护资源与环境。同样，通过生产标准在产品标签上的注明，不仅帮助消费者选择产品，同时宣传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念。

　　中国是一个传媒大国与制造业大国，中国也进入了老年社会，美国传媒人士与社会企业家的结合方式预示着中国传媒业与社会企业家的合作将是中国老年社会不可避免的政治生态现象。顺应这种趋势，将是富有同情心的传媒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