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经济思想初探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研读这部著作，我认为杜老的经济思想就是探索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高层决策和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产生过重大影响。杜老的经济思想除最丰富的农村经济思想外，还包括区域经济思想、生态经济思想、民营经济思想、发展战略思想等。这些观点内涵丰富，彼此关联，充满自由、宽松、团结的力量，既是杜老长期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他对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考。杜老能够立足现实，高瞻远瞩，把中国农村放在世界历史、现实及未来贯通的交汇点上思考问题。他的经济思想特点非常鲜明，其核心是求真务实，兼包并容。我们研究杜老经济思想，就是要挖掘他的思想价值，理清他的思想内涵，以供学习借鉴。

　　(一)农村经济思想

　　杜老的农村经济思想最贴近我国农村实际。他对农村改革的贡献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这个理论获得首届“经济理论创新奖”。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农业、农民打交道，对农村感情深厚。”(《文集》第1041页)说明笑容可掬的杜老为农村发展倾注了一生心血，是他带着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感情，尊重农民的意愿、实践、选择，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他的足迹踏遍了除青海和西藏的所有地级党委。(《文集》第1411页)因此，杜老的农村经济思想就吸取了广大农民对改革的迫切愿望，用最朴素的农民语言诠释着他的主张，饱含着对农民的一往情深，凝结着贴近“三农”的亲和力。这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向农村，并解决温饱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思想观点主要有：

　　1、关于农业经济结构和形式

　　发展生产力是杜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聚焦点。杜老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到：“我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本身又有多样化的结构，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结构与形式必须是多样化的，过早地主观地把它定型化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多样化，包括适用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的一些形式，也包括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某些过渡形式。”(《文集》第3页)所以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不宜“覆盖一切地区和一切经济领域”(《文集》第548页)。这样的认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无人企及的，其思想是从土改逐步形成的。

　　回顾历史，从建国初到1955年，由于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自愿互利的初级形式的互助合作，使农业生产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出现了我国农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955年同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2.2%，年均增长9.3%，这个时期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举国上下呈现一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从1956年到1978年，在急于求成和“左”的思想指导下，在当时手工劳动、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过早地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这种生产关系大大超越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我国农业长期停滞徘徊，始终走不出短缺经济的困境。从根本上说，实行高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这种生产关系，不仅仅是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尤其是人这一主要因素。这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从未有过的。按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而1957年又降到306公斤，1960年降到这个时期的最低点，为215公斤，仅比1949年多6公斤，1978年为319公斤。

　　1979—1984年，由于废除了“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承包责任制。农民多年积累下来的积极性犹如万马奔腾，一跃千里，生产潜能得到全面发挥，使我国农业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代”。这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68.1%，年均增长为10.1%，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79年为343公斤，1984年达到396公斤，为建国四十年历史的最高点。宣告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

　　可以看出，建国初期我国形成的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这种生产关系造成了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极为缓慢。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农村集体经济经营形式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因此，“必须把不适合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调整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位置，促使原来的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把自然经济变成商品经济，把简单再生产变成扩大再生产，把广种薄收变成精耕细作、集约经营，促使生产专业化、劳动社会化。”否则，“大脚穿小鞋，受不了;小脚穿大鞋，也走不了路。”(《文集》第51页)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是多层次、多样化的结构”(《文集》第65页)。杜老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是完全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杜老还认识到“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责任制”也是多样化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变革，它的演变和形成，是对过去所有制变革中联想与现实发生矛盾而形成扭曲现象的一个校正，是适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是亿万群众实践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

　　2、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长期稳定

　　保持农村经济政策的长期稳定是杜老经常强调的重要话题。由于他能站在农民角度考虑问题，使他对政策的稳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政策的长期稳定有利于农村稳定，农村经不起折腾;同时，政策的长期稳定并不意味着政策不能灵活调整。

　　早在1981年2月，杜老提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文集》第20页);1982年9月，他说“当前农民迫切、恳切的呼声是政策稳定下来”，“决不能违背群众意愿轻易变动”(《文集》第82页);1983年3月，他指出“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特别要注意土地的稳定。”(《文集》第123页)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大好，杜老并未昏头搭脑，而是时刻始终保持清醒。他认为，“应当把家庭承包制稳定下来，让农民有稳定感，使承包关系长期化、固定化。”“鼓励农民长期打算，以利于改良耕地，增加投入，提高生产，避免掠夺式经营。”(《文集》第144页)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国生产力水平需要大力发展家庭经营。尽管随着家庭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形式将长期存在。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家庭承包制要长期坚持不变，农村经济政策的稳定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客观需要。

　　杜老强调政策的长期稳定并非“僵化”的稳定。他认为，保持承包的稳定性与鼓励有偿转移并不矛盾。“但稳定家庭经营，不是固化小农经济，而是随市场化、工业化发展，促使它向现代化农业结构转化。”(《文集》第626页)另一方面，“稳定土地经营权不变，并不等于土地不流动。要允许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也就是转让使用权，而且是有偿转让。”简单地说，就是政策要稳又要活，稳是大局，活是局部的变通，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进入新世纪后，杜老仍然关注农村政策特别是家庭承包制变不变的问题，思想也有进一步的升华。他说：“家庭承包制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必须稳定下来，家庭农场废除不了，全世界都是如此。”(《文集》第1245页)“此项政策必须保持稳定，决不动摇，否则会带来多种不良后果”(《文集》第1247页)为此，他在2002年6月14日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同志写信说：“三十年土地使用权，已经由1998年8月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定下来，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确认，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如果在新法中允许土地调整，其实际意义将是：农民得不到三十年土地使用权，而是期限更短的使用权。”(《文集》第1287页)可以看到，杜老求稳是从农民的角度考量的。而政策一旦允许“调整”，必将冲击稳定大局。因为“调整”可以是局部的，也可能是全局的，必然牵扯农业的基础地位，它与“灵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稳定是为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灵活”也是为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目的是一致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农民的“灵活”，“调整”将使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失去保障。

　　3、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

　　杜老从“吃饭”的高度认识农业的。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吃饭问题是第一需要，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人民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发展。”“没有饭吃的时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了饭吃的时候还是基础。”(《文集》第233、234页)因此，“对于12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加强农业的地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文集》第706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条普遍的经济规律。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稳定这一基础是不行的。”在目前七亿多农民的大国中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就是未来城市化达到80%时，还是如此。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杜老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论断需要大家再认识、再明确。我们是十亿人口的国家，吃饭问题必须靠自己解决，这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事实。”(《文集》第222页)“主要因为它是供吃饭的产业。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唯独这个需要，必须首先满足，因而也要首先安排农业生产，在资源分配上应首先给以保证。”(《文集》第425页)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能动摇。”(《文集》第1150页)

　　以农业为基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战略方针。实践表明，农业发展了，农村经济搞活了，整个国民经济便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相反，什么时候农业停滞不前，整个国民经济就要受到挫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虽然我们也提出了“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并要求按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但事实上并没有落到实处，因而农业发展十分缓慢。从1953年到1978年，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只增加500多万吨，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不过增加半斤左右，棉花、油料等也上不去。农民平均年收入1957年为73元，一直到1978年，仍然是这个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了农业问题，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农产品的统派统购制度，调整了农产品结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终于在1984年出现“农业奇迹”。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农业已具备现代化的物质、技术条件，相反，我国的农业基础建设、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还很薄弱。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下力量发展农业生产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清醒，都要加强农业这个基础，而不能削弱和动摇这个基础地位。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没有基础万万不能。所以，农业上不去，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国内政局，而且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应把粮食增产作为今后农村经济的一场“持久战”来抓。为了解决农业问题，杜老认为，“要在农外找出路”，“也不能只靠中国自身解决，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文集》第1224页)“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文集》第931页)杜老对农业的认识有了新提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这就将农业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国内外的历史环境看待农业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农业发展，要把“农村、农业、农民”综合起来考虑，不能单纯或孤立看待。

　　4、关于农村经济效益

　　我国农业要走出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就是要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首先，微观上“不要搞无效劳动”。杜老对农业经济效益的观察很细，他在1980年就提出土地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那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劳动的投入不相称，经济效益很差。而农民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经济效益很高。通过比较，杜老认识到如何使微观经济效果和宏观经济效果有机结合的问题，“就是使八亿农民积极劳动，放开手脚，而且有经济效益，不要搞无效劳动。”(《文集》第58页)“现在怎么施化肥?用一个小锄头挖个坑，把化肥放在里边，一点一点放，不让它露在地面上，因为化肥是要出钱买的。这就是农民最朴素的‘效益经济’。”农业走效益型的道路，通过农民“效益经济”，促进了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的有机结合。

　　其次，农业要讲规模效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它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推动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土地、资本、劳力三大要素配置合理化”(《文集》第335页)，产生的效益是多方面的。“有一定的规模，才能获得规模效益。”规模太小，农业机械化受阻，竞争力不强。“就业机会越多，对机械需求越高，机械效益也越大。”(《文集》第304页)杜老认为，“我们讲规模不能只讲耕地规模，还要讲投资规模。”“要把耕地规模和投资规模恰当地结合起来，找出最佳的优化方案。”(《文集》第148页)

　　第三，要有综合效益观。杜老认为，水利工程也“要讲效益，不要搞无效工程和低效工程。”(《文集》第297页)要提高用水的经济效益，水利工作要转上讲求效益的轨道。乡镇企业要向城镇集中，发挥集聚效益。评价农村经济效益“要把技术效益、经济效益、规模效益、劳动效益几种效益综合起来观察分析。”(《文集》第301页)这就是综合效益观，是更高标准的效益。

　　5、关于农村土地问题

　　杜老的农村土地思想是极为丰富和宝贵的财富，对于以“集体所有、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形成和完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我国土地的稀缺性会越来越严重。”(《文集》第1026页)农村土地问题是杜老一直关注的大问题，“不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经济学的一项主题。”(《文集》第685页)土地的数量、质量、分布等决定着土地的人口负载量和人们平均生活的质量。要有效利用土地。杜老说：“有效利用土地，首先要保护土地。靠谁保护?主要靠农民。”(《文集》第685页)如果能科学地开发、利用、改造、保护土地，使人与土地正确结合，保持恰当的配比，就能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选择一种合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爱护土地、利用土地、改善土地质量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要完善农村土地政策。杜老指出：“土地政策要既坚持使用权，又要强化经营权;既保持承包的稳定性，鼓励农民行为长期化，又鼓励有偿转移，为规模经营留下余地。”(《文集》第401页)尽管农村改革最大的成果是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这一适合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但“还有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的必有”(《文集》第1305页)。杜老认为，“土地制度，可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国民财富之源。”(《文集》第829页)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前提下，“还需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建立法律保障，就是要把承包给农民的使用权肯定为一种物权，按私人财产，给予保护。”(《文集》第993页)这样就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

　　要严格保护耕地。杜老认为，“土地不能再生，它的有限性是普遍现象。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土地的稀缺性更加突出，地价会不断提高。”(《文集》第685页)因此，“国家现有耕地，应实行分类”，“应规定基本农田不得改变用途”(《文集》第687页)，“征用农村土地”不能再“剥夺”农民——征用农民的土地一定要给所有者、使用者相应的补偿。“必须严格保护耕地，保持六亿吨左右的粮食生产能力。”(《文集》第1379页)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最重要的是构建统一的土地市场，按市场机制解决土地流动，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6、关于农民问题

　　农村改革是循着农民的实践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杜老对农民问题看得清、看得准。为了推广农民的实践经验，他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文集》第1276页)，“农民问题，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极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文集》第30页)他年年都会讲到农民问题，为此作了不懈探索。

　　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杜老反复告诫我们，要正确对待农民，农民作为农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就要让农民具有独立性，尊重农民的选择。大包干就是农民在实践中的正确选择，必须尊重。绝不要不相信农民，农民是通情达理的。“我们要树立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保护人权，承认天赋人权。”(《文集》第1029页)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

　　要让农民致富。农村最基本的情况是人多地少，农民致富的约束条件过高，还有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不易致富。杜老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文集》第32页)“八亿农民的命运，也就是国家的命运;八亿农民的前途，也就是国家的前途。”(《文集》第164页)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农外寻求出路，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我国在改革初的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是农民当时唯一可选择的转移方式。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民工潮”得到合理流动，加之国家完全免除农业税，农民收入显著提高。“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改革，从各方面配套改革。”(《文集》第1127页)

　　要给农民国民待遇。杜老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从制度上、体制上、法律上废除歧视农民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让农民享有自由迁徙权和《宪法》给予的其他公民权利。”(《文集》第1284页)其好处是把农民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保护农民权益，成为与市民具有同等地位和待遇的国家公民。“农民有独特的利益，就是耕者有其田。”(《文集》第1153页)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杜老努力为农民代言，竭力呼吁成立农民协会。他曾经两次与邓小平谈农民协会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再看三年”。“再看三年”说明邓小平明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问题是农业问题的根本，是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基础，农民定，天下定。“再看三年”还说明邓小平对待农民问题的极其慎重，与杜润生的农业思想是相同一致的。这也看出杜老总是把农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想得超前。尽管如此，但杜老还是为遥遥无期、没有变为现实的农民协会而作检讨，“抱愧于农民，抱愧于党”!

　　7、关于农业产业化问题

　　关于农业产业化，杜老认为：“就是使农业生产线延长，从生产延长到加工，延长到销售，延长到技术改革，也叫做贸工农一体化。”(《文集》第1176页)目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加快农业资本的积累，促进农业的进步。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内涵是提高农民组织程度，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建立一批龙头企业和其他中介组织，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市场销售，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实际上，杜老在1980年就已经有了“产业化”的考虑，他说：“尽可能把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工业设在原料产地附近，采取适当形式把供产销结合起来，形成农工商综合体。”(《文集》第19页)这是杜老对农业产业化的最初认识。他还说，在农产品加工这个阶段，“服务于各项产品的加工——储藏——包装——运输等一系列的产业都会同时发展起来。”(《文集》第242页)这就是简单的农业生产线延长。现在农业领域有了龙头企业，就应该支持它。一定要搞企业化，龙头企业才能在农业产业化中发挥作用。农业产业化要求实现从粗放经营向效益型经营转变，也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我们偏重于追求数量，现在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因为数量已经表现出了剩余，现在要转向质量，就是质量第一，必须普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文集》第1179页)杜老这里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也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意思，我们认为与目前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相近的。

　　(二)区域经济思想

　　杜老长期在“农口”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他在改革初参与领导农村改革实践中，就提出“创造适合不同地区生产水平的经济形式”(《文集》第10页)。这可以视为杜老区域经济思想的发端。他虽然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但他在考察全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工作中，也会使他不断地思考区域经济问题，比如西部经济问题、城市经济问题、山区发展问题等。同时，他的农村经济思想都是在有关区域的农业实践中认识并形成的。因此，杜老的农村经济思想与区域经济有着重要的关系，他的区域经济思想都是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如下：

　　1、关于东部与西部经济

　　1985年12月，杜老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区域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地区之间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依赖，本身就存在着开拓相互利用的市场机会。”(《文集》第273页)这是杜老首次使用“区域经济”概念，是针对沿海和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讲的。他认为，“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自然会在国内形成一种经济、技术力量的梯度。”(《文集》第272页)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区域广，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很大，为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制定分区推进战略。从当时情况看，西部虽然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处于待开发阶段。中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状态。沿海地区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东部先发展起来，通过辐射带动作用，促使经济开发的重点向西部地区转移。

　　杜老认为，“对大片贫困区，还须拟定适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大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支持。”(《文集》第442页)“山区经济政策应比其他地方放得更宽一点。山区的优势主要是山，山的优势主要是树。……山区靠山吃山，主要就是吃树，包括各种经济林、用材林、果木林和土特产等。”(《文集》第152页)“研究山区经济问题，不仅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且涉及生态效益，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应引起深切关注。”(《文集》第423页)关于牧区经济，杜老认为，“有必要及早起步，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养畜的粗放经营方式，逐步向草优、畜良、技术先进的集约化经营方式过渡，实现草业——畜牧业协调发展。”(《文集》第358页)

　　西部地区“不要机械地模仿东部地区，不要一听人家说是乡镇企业，就在那里分配数字。要知道不同地区的启动条件，是不可能等同的。这些地方首先是把整个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口号是搞多种经营，生产多种产品，采取多种形式，启动多种成分，让大家都干。”(《文集》第505页)“由于存在着资源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差别，乡镇企业的推进很可能会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国家已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东部的能工巧匠西移，把东部的技术、资本甚至设备等生产要素西迁，这样可以缓解发达地区的人员与行业拥挤，又能从实质上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文集》第353页)“估计我国沿海地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出现了劳力和地皮紧缺，工资地价提高，投资效益出现递减时，也会向腹心地区进行资本转移。”(《文集》第517页)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区域间是不平衡的，东部快于中部，更快于西部，可以说民营企业发展的差距决定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西部开发要打通“缺水”“缺资金”的瓶颈，使地区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全国受益。要根据比较优势战略搞好西北地区的技术选择。因此，杜老认为，“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靠尽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进行资源交换，发挥比较优势。”(《文集》第506页)

　　关于科学技术的区域转移，杜老看到两个规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基础，越发达的地方它就发展得越快，二是先进技术要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由先进行业向落后行业转移。”(《文集》第289页)要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2、关于城市经济

　　杜老主张城乡一体化发展，他在探索农村改革的同时就关注城市经济。他说：“现在看来城市的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农村;农民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城市化。”“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聚集的结果，是工商业聚集的结果。”(《文集》第1253页)这是杜老对城市经济的认识，城市与农村都不能孤立发展。他认为，我们不能只发展小城镇，要大、中、小城镇配套发展。

　　要重视发展小城镇。杜老在1981年就注意到小城镇建设问题。他说：“要注意小城镇建设和交通、服务业的发展。”(《文集》第40页)“发展一批中小城镇，吸收较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办一批加工业，对于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繁荣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文集》第229页)在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杜老的认识有了提升，“发展小城镇的好处，一是便于发展第三产业;二是可以节约土地，防止滥占耕地;三是便于对外开放;四是便于治理污染，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好，替后人打算，不要只替我们这一代人打算;五是便于吸引技术人才前来就业。”(《文集》第506页)杜老主张把建设小城镇当成战略性的历史任务看待，要注意建城建镇的选址，要有整体规划，要把发展战略落实到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如县城、卫星城、边境城、商业城等具体发展模式上。发展小城镇要在城市化的整体思路下进行，只有搞对思路才能找到出路。

　　大中小城市要配套发展。我国大中城市数量，相对于将来的经济规模而言，是不够的，要有计划地在原有基础上建设一批。我国“城市短缺”，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瓶颈。杜老认为，“各类城市配套发展，重视大城市健康发展，所有城镇要有总体规划，人口有序进入。另外，我国地域广阔，凡事要因地制宜，东、中、西部区别对待，不宜等同要求。”(《文集》第1011页)“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配套，形成一个网络系统。通过互联互通，传递信息，开通人流、物流和资本流这‘三流’，才能形成一个对经济发展的客观支持系统。根据这一点，不能只提倡大城市而不提倡中小城市。”(《文集》第982页)也不能“只强调发展小城镇，会导致城市布局失衡。”(《文集》第921页)杜老在2000年4月13日讲话时提出主张，“利用互联网络联系全国各部门、各地方，会引起多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如电子商务就是一例。这种技术压缩时间、空间，就等于延长和扩大了时间和空间，使地球资源得到高效能交换和利用。”(《文集》第1010页)目前，我国的电商产业已经做到全球资源的高效能交换和利用。杜老的思想确实超前。他还主张，沿海、沿江、沿湖、沿路、大中城市周围和沿边开放地区应该先行一步，利用中心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地区;要扶持几个大城市成为国际中转中心，其余城市有的以制造业为主，有的以第三产业为主，数量增加，功能齐全，以利于利用现代信息交往工具，使一部分外向型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梯度转移，推动后进地区发展;要以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一种城市群落式的发展模式(《文集》第712页);要探索出一个节省土地、节省水资源、节省资本的城市化道路。

　　3、关于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

　　杜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说过，我们要通过农业区划、国土规划，制定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的优选方案。就农业而言，应注意区域选择(《文集》第69页)。要搞好区域开发战略规划(《文集》第323页)。这实际就是杜老对区域问题的初步认识。

　　要规划建设商品粮基地、专业基地。杜老认为，粮食生产的一个大问题是要搞好区域配置，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按一定区域实行平衡，根据区域分布情况，设置商品粮生产基地，注意配置最短运输距离。“建立商品粮基地，实现地区平衡、区际平衡是必要的。”(《文集》第361页)发达地区要建立一批出口商品基地，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和津京唐地区，应面向国际市场，逐渐建立贸工农的产业结构，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外贸出口，带动农产品加工和农林牧渔生产，促进农村经济商品化现代化。我国制造业有了巨大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组过程，不但产品结构将变化，生产分工和专业化过程也必将提高。

　　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中央应当制定区域开发政策，地方执行区域政策必须和市场化改革政策协调起来，而且应该将改革开放政策放在主导地位。

　　4、关于温州经济和山西经济

　　杜老论述具体区域经济的文章不多，主要谈到的就是浙江省温州市和山西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瞭望周刊》发表过《温州行》系列文章，“温州模式”影响很大。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杜老也对温州经济给予高度关注。而山西是中国典型的资源经济区域，又是杜老的家乡，家乡经济的好坏也牵动着杜老，杜老的家乡情怀自然反映在他关于山西区域经济的文献中。

　　杜老写的《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1997年)和《解读温州经济模式》(2000年)明确认为，温州经济就是温州老百姓带着过去闯市场的经验，又受当时市场机制推动，从家庭手工业起步，“拾遗补缺”制造小商品，占领大市场。他认为，温州经济是民有、民营、民享，是自发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温州经济的主力是中小企业，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国际市场，为此要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自创新。这个思想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是一致的。

　　关于山西经济，杜老认为，对发展非农产业，山西并不保守。明末清初，晋商兴起，由农转商，由本地到外地，尤其是由商业转而开办票号、钱庄，给商业远距离经营提供了资金流动之便，这是一个大飞跃。进入二十世纪，国家沦入半殖民地状态，晋商停止创新，造成历史转折。现在山西经济不景气，要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山西水资源奇缺，必须从黄河调水。要扩大整个引黄的成果，向全流域的治理进军，要有大黄河、大流域的概念，不能光有山西的概念(《文集》第1437页)。可见，杜老对山西经济的分析很全面。另外，他心中还有大黄河流域概念，就是流域经济的发展问题。

　　(三)生态经济思想

　　杜老于1980年11月28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工业农业要联合起来，才有利于生物的自然循环，来自自然，归还自然。这里，既有生态经济思想，也有循环经济的含义。可以说，杜老在负责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后，就已经高度注意生态经济方面的问题了。其原因是，农业经济与生态经济紧密联系，生态保护刻不容缓。他在2004年12月18日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上说，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生态弱国。由此可见，杜老到九十多岁时还能表达出这样的思想，他的生态经济观也始终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

　　1、保护生态环境也是硬道理

　　杜老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山林资源，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文集》第55页)他认为，我们不能只讲经济目标，同时要兼顾生态目标。林业问题在中国是个大问题，它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经济问题。没有森林，就破坏了生物圈的循环，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要防止水污染，把好水变成毒水，还起坏作用。一切企业如果污染环境便是自毁长城。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更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不要先污染后治理，而是一开始就不让它成为污染源。山区是我国主要的“生态源”，必须维持它的生态平衡。要重视草原建设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杜老告诫我们，生态一旦遭受破坏，贻害万世，往往无法恢复。要避免滥耕滥垦滥伐滥捕滥捞，否则会造成生态灾难。保护生态环境要发挥经济政策的作用，从改革市场价格入手，使价格能包括生态成本。应该把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政策导向，恰当安排国家财政投入，引导民间投资，使两者得到相互促进。保护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努力。“发展经济决不能以破坏环境安全为代价”(《文集》第1321页)。

　　2、要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以生态经济思想为指导发展农业经济是杜老的重要思想。他说：“有一种主张，叫有机农业，不主张用化肥、农药，而靠自然界生物循环转化，强调运用生物学知识。这种主张有很多合理因素，必须重视吸收。”“我赞成重视生物措施，如育种，轮作、倒茬、施有机肥，并提倡农林牧结合，收能量互补之效等。”“有机物质多了，返还土地的自然物质增加，土壤肥力也随之改善。”(《文集》第68页)他还提出养殖业的循环发展：“利用微生物工程，同时养蚯蚓、搞沼气池，形成可以循环利用的食物链，这是一种可能现实的设想。”(《文集》第230页)他说：“终究人类还将通过农业取得再生能源，取得食品和药物原料及其他各种可贵的有机物原料。可以肯定，种植业、养殖业，再加上科学加工，将形成一个崭新产业，它的规模和产值将大大增加。农业无废物的时代将加速到来。”(《文集》第243页)杜老还提倡建立节水型农业，因为水是稀缺资源。牧区要以牧为主，保护现有草场的生产能力，控制畜群数量，反对毁草种粮，防止沙化。要重视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多生产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当代农业的发展，必须服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坚持绿色改革。要绿色GDP，不要黑色GDP。

　　3、要讲生态效益

　　“效益有两种，一是经济效益，一是生态效益。不能光讲经济效益，不讲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一种长期效益，关系后代利益，时间管得长，管几百年、几万年。要保证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社会持续发展。”(《文集》第90页)“在经济发达后，生态效益将是首位的目标，工业越发达，城市越扩大，生活环境受到污染，就越觉得农村之可贵。”(《文集》第269页)杜老强调，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找出各种好办法来节约和替代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这也是提高生态效益的一个办法。牧区的发展也要注意经济增长、社会安定、生态平衡三方面的综合效益。山区经济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关系到国家的大问题。

　　4、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约的历史。杜老倡导按自然规律办事，要“善待天地山河”(《文集》第1262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急剧增加，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改造自然、影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日益增强，把自然界逐步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肆无忌惮地掠夺式开发利用，同时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无底的垃圾箱，毫无顾忌地向其排放废水、废渣、废气。对此，杜老认为，“当人口增加，抵消了生产的增长时，又去山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不利变化。”(《文集》第67页)“农用土地减少，人口增加，难以达到动态平衡，耕地赤字不断出现。”(《文集》第1280页)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陷入某种不和谐的状态。都市要保留一定的农地，包括园林绿地，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成为都市的“天窗”和“肺脏”。“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耕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开发人力资本，科技兴国，大大降低自然资本的消耗，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文集》第1396页)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四)民营经济思想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更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主力军。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原来叫社队企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杜老就倡导发展社队企业，要发展“小而专”“专而精”的企业，要发展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企业。他认为，“乡镇企业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因为它是农民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文集》第337页)

　　民营经济是民有民营民受益的经济。杜老认为，民营经济是以民为本，自力更生，自己创业，自己经营，自己发展，产权明晰，在经济激励、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民营经济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它产权多样化，资本社会化，可以吸引大量公民参与，体现机会平等，提高资本运作能力。政府应转变功能，理顺与企业间的关系，专事审批、管理转向提供服务，立规矩、立规章，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从政策上支持民营经济。

　　关于民营经济的好处。杜老认为，“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经济活跃、市场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呈现出勃勃生机。民营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地区发展要靠民营经济，政府增加税收要靠民营经济，个人家庭的富裕也要靠民营经济。”

　　要重视发展中小企业。杜老认为，中小企业是吸引群众参与建设事业的有效形式，它有助于缓解社会两极分化趋势。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从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看，资本稀缺，劳动力富余。大企业资本高度密集，使用资本较多而提供就业岗位较少。过多地集中有限的稀缺资源发展大型企业，以牺牲小企业发展为代价，必然引起市场供求失衡。而在缺乏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还会引发发重复建设，复制无效益、低效益企业，浪费稀缺资源，由短缺经济变成不适应社会需求的过剩经济。

　　中小企业是重要的创新力量。杜老说，“中小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力量，还是一支创新的力量。”(《文集》第1037页)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对市场需求反应最灵敏，适应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愿望最强烈，与创新是天然的盟友。世界上很多新技术是由中小企业搞出来的。

　　(五)市场经济思想

　　从杜老主持制定的“五个一号文件”看，渗透着若干市场经济思想。杜老在党的十四大后经常说，我国恢复了市场经济。那么可以说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杜老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从建国初就已经开始。为推动农村改革，他又继续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为了分析杜老的市场经济思想，需要对杜老的市场经济思想脉络作简单回顾。

　　1980年，杜老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为了改造农业，同时为了限制资本主义活动，把农民和工业的关系、和市场的关系暂时中断了。现在要恢复市场，农民不能只务农。”(《文集》第19页)1981年，杜老在向中央上报的一份考察报告中说：“除了积极发展集体的多种经营外，可以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让他们搞密集劳动型的经营，增加收入，也满足市场需求。”(《文集》第26页)不久，杜老还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把自然经济的农业，变成商品性的农业，是整个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前提。只有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我们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商品经济。”(《文集》第36页)“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当前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文集》第39页)“专业化生产发展起来后，就必然要和社会协作，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联合，形成社会化的生产。”“要重视的，是把发展起来的产品变为商品，不使它成为废品。”

　　从“恢复市场→市场需求→商品经济→社会化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杜老把“市场”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因此，他坚决反对“一刀切”，给群众“自主权”。“一刀切”切得资源浪费——“什么事情从北京定一个规矩，一个模式，要全国推行，不给地方因地制宜之权，必然失败。”(《文集》第59页)强调“自主权”，可以使群众“创造出一些融合各家之长，避开各家之短，即取长补短的办法，要鼓励这种创造。”(《文集》第64页)实现市场与群众的融合，让作为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农民根据市场变化配置资源。而发展市场经济又需解决流通问题，因为流通渠道多，“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竞争，才能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文集》第39页)1982年，杜老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我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总要有政府干预。”至此，杜老的市场经济思想基本形成，并以此为指导，贯穿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农村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实际上，在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一词是避讳的。但杜老多次提及市场经济，比如1986年在雇工经营问题座谈会上说“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各种市场交换，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文集》第281页)也就是说，杜老当时认为中国就是市场经济，这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不同的。他谨慎地说：“我们主张，既搞公有制，又搞市场竞争，这个变化与我们传统的观念、传统的理论是冲突的。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准则如何统一起来?现在可以讨论，还要研究试验，不要那么着急，一下把办法定死。”(《文集》第448页)他还说，“确定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体制。”(《文集》第438页)“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差别竞争，有竞争就有差别。”(《文集》第442页)“用市场价格指挥生产，通过市场来调配资源，就是所谓‘市场经济’。”(《文集》第444页)因为“大量价格只能靠市场交换来形成，因为众多商品供求关系靠少数人计算不出来。”(《文集》第235页)杜老认为，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作用就是分解与转化自然经济，推进分工，优化产业结构，靠市场提出需求，靠市场评价效益，靠市场优胜劣汰。市场经济“不是任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自生自发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商品交换发展程度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不仅能适应社会分工，通过商品交换，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还提供有激励竞争的机制。”(《文集》第852页)但必须保持政府调控，不能实行放任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促进两极分化，因此要强调保持社会公平。杜老还指出，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相容，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发育，要完善各类经济主体的经营体制，发育产品市场，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第三产业和城市建设，同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六)发展战略思想

　　杜老研究经济问题，既从微观考虑诸如农民问题、中小企业问题，更从宏观探索战略性问题。观点主要有：

　　1、关于人才战略问题

　　杜老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就为保护科技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复出到“农口”后，他目睹农村工作现状，无论是农村基层，还是决策高层，人才严重匮乏。他说：“现在我国农业的问题很多，而研究农业的专家不多，后继乏人。要赶快加紧培养，不但要有计划地培养，还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才辈出。”(《文集》第30页)他在1981年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立会上就感叹地说，时代需要人才，要在实践中培育人才。杜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让年轻学者讲真话、做实事，让他们的思想和热情有效转化为建设性的具体政策;他们组织和建设起超越利益的研究机构，为改革的“大利益”建言献策。正是杜老的战略眼光，当年这个研究小组的大部分年轻人成为“杜润生徒子徒孙”都走上重要岗位，有的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精英。杜老的人才战略思想和“九号院”实践也为后来我国经济政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成为我们认识人才、尊重人才的成功范例。

　　杜老认为，各行各业都要培养人才，器重人才。专业户是活跃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涵潜力，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带头人，是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力量。山区要引进能工巧匠，培养经营人才。农民企业家大部分是集体经济的管理者，乡镇企业要吸收科技人才、经济管理人才。要重视培养农业人才。搞工程的同时也要“培养一批人才、一支队伍”(《文集》第1437页)。要大办专业技校和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善待人才。政策确定之后，人才决定一切。“谁拥有人才，谁就掌握未来。”(《文集》第1077页)

　　2、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杜老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把保护自然环境作为预定前提，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成为下一个发展阶段发展的基础。我国经济发展是以恶化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可以说资源利用是负债运行。通过开发新能源，发展水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对各类废旧物资和工农业排泄物的深度加工综合利用技术，化害为利。从而使国土整治建设更加符合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保护自然环境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为我们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可能。“人类的生存不能不靠自然资源，仅仅靠自然资源又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要，还要有另外一种资源叫创造性资源，就是要靠人类去创造，……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只有知识这个资源是无限的，是无穷的。”(《文集》第1033页)全世界正在进入环境意识自觉时代，可持续发展乃是当代经济发展战略上唯一可行的选择。“我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科技后进国。”(《文集》第1379页)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要一心一意谋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准备条件。因此要努力创造一个节省土地、节省水资源、节省资本的城市化道路。

　　3、关于三农战略问题

　　杜老始终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文集》第931页)因此农业要选择比较优势的总体战略。同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也可以选择分区突破的发展战略。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关系看，“必须妥善选择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战略，其核心是农业和工业的均衡发展。”(《文集》第449页)从国土发展全局看，“我们一定要把眼睛放在一百亿亩可利用的国土上，搞立体开发，全面开发，念‘山海经’、‘山水经’，念‘草木经’。”(《文集》第142页)当然，进入新世纪，“我们必须适应时代，选择新的战略，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发展轨道，万不可丧失时机。”(《文集》第517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