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商业协会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头条新闻 >> 正文

六十年的抉择与发展

企业报道  2016-04-14 07:32:14 阅读:369

  

  本文通过对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选择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回顾,1978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动因、过程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绩效分析,阐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意义与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及绩效分析

  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从战乱中得到恢复之时,还表现出明显的农业国特征。自近代以来无论何党何派执政的历史使命都是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

  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面临着对巨额资金的需求。“一五”期间,国家计划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1952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仅为51亿元。这就决定了国家必需通过政治的干预建立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集中分散的社会资金形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优先发展重工业还需要有工、矿、农、林等原材料尤其是粮食供应的充分保证,在当时国内粮食商品率不到20%的情况下,也决定了国家必需通过政治的干预建立对粮食及其重要资源的统购统销。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受交通条件的制约和行政的分割,外有国际压迫的情况下,也需要运用国家政权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服务于一个既定目标。

  国家干预经济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没收官僚资本之后,当国营经济日趋强大,国家不仅开始了财政、金融、国营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也需要将分散落后的农业、工商业生产纳入计划,支持重工业建设。从1953年开始,国家通过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占全社会92.9%的公有制的基础上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存在着一个由国家代表全民的利益主体,它为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物资生产与无偿的调拨物资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实现的条件。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经济管理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听命于国家层层下达的计划并由国家按计划调拨原材料和统购包销产品,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统收统支。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在农村,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后,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

  为了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不均衡,片面要求各大区、各省甚至各地区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由此导致在群众运动中各地大办地方性中小企业、社办工业。在工业化建设中贯穿时间最长的则是1964年“越战”爆发后,在“备战”状态下持续了15年之久的三线建设,它的投资总额达3000亿元,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投资总额的50%左右。

  1958年在农村开展的以并社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是“一大二公”。“大”是指公社组织规模和范围在全国平均为4791户。“公”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废除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果树等,农村中原属国营的商店、银行和其它企业,也下放公社管理。二是“一平二调”。指在公社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集中劳动,统一核算,统一调拨分配。三是 “政社合一”。指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单位,又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人民公社在生产管理和经营决策上,党委一把抓,并实行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和直接管理。在农村人民公社期间,农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约5400亿元的资金积累,年均高达210亿元。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目标使中国工业产值在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10多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4%提高到了64%。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固定资产分布也由沿海占80%变为内地占一半左右,工业布局开始趋于合理,遍布全国的“五小工业”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打下了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在使中国基本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同时,也对全体人民实行了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国家通过票证制度,提供定量供应的生活必需品,通过提供公费医疗、低价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并尽量安排就业,使城市居民生活相对稳定。“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基本上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口粮、医疗、教育以及鳏寡孤独者的生活。每个农民都能与生产资料结合,既无破产之忧,也不担心生产过程中的供销关系,生活水平改善尽管缓慢,但与旧中国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后流离失所,挣扎在饥饿线上相比,农村仍然是安定的。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农业文明积淀下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态。

  但是,为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虽然使得政府主导的国民经济在基础建设和重点项目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却难以掩盖其在社会力量动员方面的激励不足。1953年中国私人工商业资本家的总资产大约为23亿元,仅相当于“一五”计划投资总额776亿元的1/23。这笔钱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工业化建设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却由此消灭了极具经济活力,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按劳分配虽然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但也并未真正贯彻实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全社会人人有饭吃,劳动者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并没有多大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

  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管理方式。由于在宏观决策方面信息不充分,加之在执行过程中的诸多不可预见因素和官僚主义,导致失误频繁。1958年的大跃进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打乱,导致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调整。在备战状态下进行的三线建设,由于其产品主要是军工产品,加之贯彻“山”、“散”、“洞”的原则,不仅经济效益差,而且对改善人民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作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还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明显失衡。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下,1953-1978年中国的经济虽然平均每年在以6.15%的速度增长,但与世界的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拉大。1955年中国GDP占全世界的4.7%,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1/4。195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1/2,1980年不到1/20。

  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及其绩效分折

  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发生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人们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的拨乱反正,回归到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个社会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提出了20世纪末实现小康,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对单一的公有制的突破来发展生产力。两千多年前成书的《吕氏春秋》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家在一起种地,干活不出力,若把地分给个人,人们便会尽力耕作。1978年以后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所起到的作用,再次验证了这一朴素的真理。城市的改革是从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恢复。

  开放的实质是通过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来提升财富创造力。湖南一个小城镇手工制作的一件衬衣在当地可能会卖到人民币20元,当时若出口美国,则可能卖到80美元。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

  交换产生的基础是社会上出现了提供不同使用价值的利益主体。1978年以来对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突破推动着交换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在1979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下出现了初步的转型。随着市场力量的发育与壮大,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2年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调节供给与需求。

  1978年以来国家采取加快轻工业发展的诸多举措,使中国的轻工业出现带有补偿性的迅速高涨,并于20世纪90年代再次进入以重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随着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在中国工业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中,开始强调优化产业结均,实现结构升级,由国家正式提出了要转变持续了近50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的改革还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家从积极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到进一步鼓励发展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2005年民营企业在制造业中占79%,第三产业中占20%。每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吸纳10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中共十五大以后,国家抓大放小,形成了当前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结构的失衡状况逐步得到扭转,表现出轻工业加快发展和部分外向化的特点。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1978年以来实施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变了多年来“东西南北齐步走”的格局,但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自1999年起,国家通过“西部大开发”、五年来中央财政性资金在西部累计投入达4600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5000亿元,国家带动社会投入3000亿元,累计上万亿元。此后又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再次推进地区协调发展。在城乡结构的调整方面,通过逐步改革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行政区划调整工作,使中心城镇的聚集效应明显增强。到2006年,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77年的17.4%增长到了43.9%。

  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带动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由最初的缩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逐步集中到政府对国有经济实行彻底的调整和改革,积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它既加强了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建设,又加强了政府对企业行为和市场秩序的规范职能,还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单一的按劳分配正在被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收入分配所取代。这一分配原则不仅接近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法则,而且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调动了不同阶层依法经营的积极性。但是,市场经济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自发实现平等的机制,因此,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这一矛盾的方法还是按效率优先的市场原则进行初次分配,再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即通过累进所得税制度缩小收入差距,通过给穷人补助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

  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

  首先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带来了对资源的过度榨取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中国历史上,由人口压力所造成的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使我们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一向强调的是“多与快”,看重的是GDP。由于科学技术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是以资源换取外汇,多年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使原来依靠旺盛需求支撑的许多外向型企业陷入困境。经济高速增长还带来了高污染与高能耗。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与高能耗并存的是能源利用率的低下。

  中国自古以来“富国强兵”的传统,使我们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一向是重政府,轻民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既是这一传统的产物,又在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了强化,即或是在市场化的改革中也未能得到质的突破。1995-2007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幅为9.8%,国税收入每年增长16%,而城镇居民收入年增8%,农民年增只有6.2%。在民间,社会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在扩大。体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80年代初期的0.28达到0.47。收入差距过小,会限制能者的积极性,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收入差距过大,会使人们心理不平衡,也影响积极性,从而也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惯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缺乏制度化的硬约束,各级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各级政府都把GDP增长速度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而现行的财政制度也促使各级政府把GDP的数量扩张放在首位。

  政府职能转换过慢导致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2004年英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4.19%,美国占9.9%。中国在1978年占4.71%,2008年上升为28.1%。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在社会公共品的提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位”。

  科学发展观的应运而生

  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探索,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之一提了出来,强调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中共十七大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是“以国为本”,由于代表国家的是君主,就其实质而言又是“以君为本”。即或有孟子提出的“民为邦本”,但也是把人民作为决定统治者安危的基础,工具、手段,而不是把人作为目的。建国之初,我们在选择发展目标与方向之时,同样是把“富国强兵”放在了首位,以致于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因而,“以人为本”的提出就具有了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全面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回归,又言简意赅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

  在短缺经济时代,人们更看重物质财富。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不仅有物质温饱方面的需求,还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真实的情感交流,良好的社会风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个人潜能的释放和成就,同样是财富。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我们将长期以来追求的GDP,“多与快”转换成为“好与快”。不仅要求重视经济增长,还要重视经济增长与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1992年邓小平说:中国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问题和它的意义。至少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少数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生产和交换是一切社会财富增长的手段,合理地分配与健康的消费才是社会主义的属性。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是公共的、大家的、集体的,也就是要维护公共利益,保证所有人幸福,满意。自古以来,它的核心就是民生与民主这两个基本问题。即通过政治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来保障“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居有住房、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而,它也是古今中外几乎所有人都能认同。

  胡锦涛同志在论及发展的问题时曾明确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促进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全面绩效的崭新阶段。

更多专题
物探人追抚石油魂举誓建功大气田

在我国石油工业发展进程中,只要提及当年32111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和中国灭火队赴科威特扑灭油井大火的事件,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新的起点谋求新的跨越 新的征程承载新...

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伴随着春天的脚步,1月28日,韩家湾煤炭公司四届一次职代会暨2024年工作会隆重召开,来自各条战线上的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在回顾总结2023奋斗成果...

相关机构:
相关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