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需要宽松的发展环境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民营经济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上个世纪50年代末，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来化私为公，大搞国有化运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末，则是整个国家在推动产权多元化和民企化改制。在1997年的GDP构成中，非国有经济第一次赶超了国有经济。“国退民进”、“靓女先嫁”成了这个阶段的改革主题，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今天，都在主张让更多的民营经济参与到国有经济中来。

　　如今，许多人从民营企业的原罪出发来否定或者苛刻要求民营企业，并大张旗鼓地鼓吹其有道德风险、政治风险等。在传统体制的边缘上为了生存的民营企业，要求他们在创业初期每一件事都做得没有缺陷是不可能的。他们创业初期的艰难性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和理解的。有些民营企业家确有原罪，但用原罪来抹杀其原功，这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社会需要企业家，需要为企业家洗刷原罪的土壤。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出事”的民营企业家不下200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民营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民营企业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细数企业家群体，一般是夭折的被历史记住了，而挺过来的却容易被遗忘，很少有人去总结得失。张维迎和周其仁在学术界是替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说话最多的经济学家，可他们曾一度遭受网民的强烈攻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传播领域，从2004年3月起，有史以来最大一次针对德隆的负面舆论无疑加速了德隆危机的爆发。德隆做过统计，除几张大报外，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站几个月内反复报道了‘德隆资金链快断了’的推测性消息，直接导致相关金融机构拼命挤兑德隆，最后，在四面楚歌中，德隆内部员工的信心也开始崩溃，巨大的德隆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倒下了!”著名经济学家赵晓问到，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开放，中国的资本管制也已经解除，在某次“唱衰中国”的大合唱中，国际媒体和国际炒家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演示的那样，来一次集体性的对中国金融与经济的谋杀呢?

　　社会缺少企业家，我们不能将一个个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推上“审判台”。否则，中国的民族产业将没有了领军人物，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事。破坏总比建立要容易得多，认识和尊重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和作用，营造适合民营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