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绝对的服从或不服从

　　人们经常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原则丛林黑暗中摸索。

　　法国人法约尔提出：要依靠结构化的制度来确保服从原则，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能越级请示汇报。这在很多人眼里是“经典”。

　　一种更极端的观点认为：企业制度要通过严刑峻法，使所有员工都要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其理由是，判断上级指挥正确与否，不应由这些下级，而应由上级的直接上级来裁定。因为上级更了解命令的全貌，而且级别较高的人对问题的考虑相对更全面一些。员工不能养成判断上级每一个命令是否错误的习惯等。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芸芸众生贤愚良佞各不同，无奇不有。非常幸运，今天你恰好遇上一个英明神武的上司， OK，一切尽如人意。可是，不幸明天哪个一贯正确的英明上司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或者碰上了一个昏庸或人格卑鄙的上司，一切始料未及!“专家”就又教导说：抵制那些错误的命令和瞎指挥是明智的行为。

　　更糟糕的是，在层级结构组织内部，任何时候都存在一些工于心计的佞人。他们利用一句话往往可有多种解释之隙，把高层决策意图曲解得有利于自己，从而把个人失误转化为整个组织错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到了河北沙丘这个地方时，突染重病身死。赵高遂心生歹念，密谋篡位，他们最担心手握重兵的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假造皇帝命令，赐扶苏死。蒙恬生疑，劝扶苏说：我统三十万大军戍边，皇帝命您监军，此国家重任也。现皇帝巡游在外，突然来了个使者，掮着一把剑，说是皇帝赐剑让亲儿子自裁，此事蹊跷，“安知非诈乎?”请太子向皇帝复诉，问明白再死不迟。“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古代一种极端“绝对服从论”。扶苏深受毒害，对蒙恬说：“父赐子死，尚安请乎?”遂大哭，引剑自尽。春秋时，晋献公专宠妖冶美女骊姬，骊姬欲立自己儿子奚齐，于是设计离间献公父子。结果公子重耳被迫出逃，留在国内的太子申生被谋害。献公死后晋国内乱不已，危难之际，历尽劫波的重耳在秦穆公帮助下返回晋国，力挽狂澜，这就是晋文公。秦穆公并将女儿文嬴嫁给重耳， “秦晋之好”这个成语即取典于此。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危。秦始皇应该知道这段历史，预先安排太子和大将蒙恬居外，手握重兵，实是另有深谋远虑!却因一纸伪诏，使赵高阴谋得逞，大秦朝灭亡!这是“绝对服从论”酿成的惨祸中最骇人的!

　　有实际经验的管理者都清楚，由于大量细节信息掌握在人数远超过上司的下级手里，信息的不对称使命令执行过程充满了协商，不折不扣被执行的命令几乎微乎其微，上级如果能控制好目标就是最好的结果。实际上，大部分公司都允许下级保留意见，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越级反映情况。政府甚至设立专门的信访机构来接受“越级申诉”。日本丰田公司，美国通用公司为了摆脱僵硬服从原则，设计了专门广泛接受“职工越级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双轨管道。上司的每一句话下级都要完全服从，忽视下级在执行过程的智慧经验和积极性自觉性，简直是马谡谈兵，赵括论武。即是那些大独裁者，绝对服从论也是难以成立的。他们更喜欢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作作姿态，以博得“从善如流”的好名声。那些听到上司的话就“yes，吾皇圣明”的人，会使他们感到难堪。

　　孙子云：拒绝执行错误命令能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者，国之宝也。拿破仑说：“任何一位统帅，明明知道将要遭到失败而仍然按照上级命令进行作战，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时应该拒绝服从命令。”军队是最讲服从的，尚且如此，一个无任何治理实践，把强调等级、程式化、绝对服从的官僚层级结构视为最有效组织的德国人M·韦伯，却被某些中国人视为“现代组织之父”，这非常滑稽!

　　“绝对服从论”是完全错误的，“不服从论”也是完全不对的。虽然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但错误的性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盲人摸象，把自己的局部性、片面性见识无限扩大为管理的全部。

　　【两难选择与出路】

　　一种东西愈强大，其弱点就愈致命。“绝对服从”既可扫六合雄天下，亦能使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问题是，人的认识水平悟性禀赋各不同，那些正确的意见如何能被大家及早发现并接受?通常情况下，人们无法在事前就判断一项命令将会“兴邦”还是“丧邦”，即使执行过程中不断出问题，也很难在“冲过关就会好”，还是“这个命令本身有毛病”之间做出判断。甚至被事实证明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命令，也因担心损害上司权威而为尊者讳莫如深，错过修正的最佳机会。而毋庸置疑，凡是管理就需要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执行力。事情陷入两难选择。

　　古人是通过形成一套伦理上的合法机制来平衡这个两难选择的：如果发现命令有严重问题，第一步是谏，提出反对意见，诤谏被伦理化为一种高尚行为。如果不能阻止，第二步就是逃走，辞职不干了，不同流合污被誉为君子之节。比如殷纣王暴虐荒淫日甚一日,微子和箕子苦劝不听,只好逃离。如果命令错误严重到“丧邦”的程度，“汤武革命”就具有恢复天道的天然威慑性。在今天的企业里恐怕就表现为上下离心，背叛，混乱，亏损，直至最终破产。

　　但在平常事务中，到底是“诤谏”还是“目无领导”或“博取直名” ?是“愤而辞职”还是“要挟”?是“伐罪”还是“谋逆”?是“好员工”还是“毫无见识只知盲目服从的蠢材”?是“刺头”还是“有真知灼见”?实在是不易说得清楚。隔阂太深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就只能是剧烈的冲突和纷争。

　　“绝对服从论”形右实左，表面上貌似偏向管理者，从长远发展看，却实际是积弊渊薮，从根子上祸害企业。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企业要有一个公认的正确是非判断标准，作为管理原则和组织原则，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为全体成员所掌握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反对把相信组织混同于相信个人，反对不讲原则无条件服从直接上司的做法。这就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君道二元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解读西方“两权分离”奥秘】

　　圣经亦史亦文，文字优美简明，童叟皆宜。两千年下来，潜移默化，在西方90%以上民众都是基督信徒，圣灵精神事实上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圣灵化为法律存在于良知认为公正的法则中”。犹如空气，无处不在，真正的不王之王。一切违背圣灵精神的人和事、以及制度法律命令行为，其合法性就立即成了问题，遭到普遍的抵制。所以不能抽象地反对潜规则，道本无形，大法无边，是冥冥之中裁判一切俗世规则的无形法则、一种真正的潜规则，一只真正“看不见的手”。

　　欧洲宗教力量强大，教皇是精神领袖，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圣人”。但没有实权，不参与政事，政教分离避免了权力对精神领袖的腐蚀;俗世的各国君王虽尊贵，但在至高无上圣灵精神面前，却仅仅是一介普通信徒，与所有信徒一样都是平等的。在人人生而平等与俗世权力的不对称问题上，西欧实现了宗教意义上的统一，这为“两权分离”奠定了合法伦理基石。教皇驾临，按例国王要为其牵马，加冕意味承认君王的合法性。俗世君王一旦违背民意，那就是悖逆上帝意旨，就会遭到教宗像训斥孩子一样的谴责。定期举行的大规模信徒朝拜所展示的组织性力量是震撼性的，在获得信徒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宗教领袖犹如上帝降临，谴责就是上帝的最高命令。这种无形威慑力量可以说是无限，遭到谴责的国王或官员，几乎毫无悬念在瞬间失去合法性，众叛亲离。任何制度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好的制度不过是有较通畅的正确意见表达贯彻机制，能确保尽快修正错误，不至于弄到“丧邦”程度而已!“政教分离”才是正宗的“两权分离”。中国古代的“君道二元论”后来却在欧洲得以实现，其表面性状表现为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历经无数腥风血雨铸造，近代皇室失实权于内阁，逐渐承担了部分教宗道德裁判职能，内阁则更类春秋“尊王攘夷”模式。

　　这种千年差异性演化生成无形文化力量非同小可，把“谴责”、“两权分离”等复制到中国公司治理，实在是让人不知其微?你靠什么力量保证分离后的权力不被滥用?使“谴责”意志得到落实贯彻?“知其雄，守其雌”，无形的东西只能用更无形的力量去克化它。

　　【破解“政教合一”缺陷】

　　从秦始皇始，中国偏离 “君道二元”大道，误入由皇帝偏好“钦定思想”歧径，此后的朝代愈陷愈深!鸦片战争后，汉字杂欧式语法怪异时尚名词潮水涌入，翻译失真，不知所云，西方人看不懂，中国人不懂看。这个说“西方一切先进”，那个要“反西化”。似是而非，把玩虚词浮句士风愈演愈烈，是非颠倒，常识丧迷，判断标准愈益淆乱。开国皇帝都是草莽出身，马上打天下创办企业，却不谙这学术界的门道。听了半天晕头转向，似乎都有些道理?正邪真谬界限消失了，成了一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糨糊。但天道法则却不会因此而丝毫改变运行，糨糊不断发酵，不断酝酿着无法预见的潜在危机。

　　文化兼容是好传统，但也因此无法形成统一的无形判断标准，始终无法形成类似西方宗教那样强大统一的力量。世俗皇帝就是天子，就是天，就是上帝，中央集权如脱缰野马变得无比强大，失去任何摄御约束。士人趋利避害，纷纷寻求科举仕途，形成一个以经术起家的士流，遇到问题，初尚能自觉以圣人之言精髓为判断标准裁决，随着士族逐渐被权力腐蚀，摘章寻句断章取义之风渐起，经典变异为装饰，犬儒糟粕播伪传谬，精华蒙尘。君王权力至高无上，官大就是理论，大大小小的顶头上司等同组织化身，这种潜文化深深浸淫透中国社会和企业组织骨髓。“君道二元”名存实亡，在现代社会，绝对服从这种在西方消亡的远古文化糟粕，却能改头换面包装以西式时髦外衣，在中国被奉为“经典” 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拨乱反正的迫切性】

　　在“君道二元，政教分离”思想指导下，西方成功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长期形成的无形标准，企业主要是靠标准、而非繁苛制度僵化条文来指导员工行为的。正确之判断标准，是企业内部形成上下共同意志的文化认同基础，是非的界限。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简易明了、言行一致、旗帜鲜明，深入人心，是大家结合实际情况处理问题的标杆。通过服从组织标准来约束服从命令和服从个人。没有判断标准，或标准含混诡谲，不中不洋似是而非，不为共识所接受，凡事就揣摩上边意图，佞人乘隙下蛆，曲解蛊惑，一项政策自上而下层层揣摩，早已面目全非，焉不昏乱?如果企业上下之间话语日益陌生，老板认为那些日益保持沉默的员工“越来越蠢，给他们说不清楚” ，员工却从心底里认为高层说的都是“鸟语”，这就明显是没有判断标准、或判断标准严重断裂错位，上下离心。中国式管理目前一个最根本性的事情，就是以批判扬弃精神，去伪存真，洗尽糟粕，汲取传统经典及西方精髓，借鉴圣经经典大众化路径，形成复兴中国式正确判断标准。舍此，不能庇佑中国企业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