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腾展的支撑

　　有人说，整个中国制造业，大都是在“短融长投”中演绎着虚假繁荣，而企业家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着金融风险;还有人讲，中国经济的不良资产高峰期已经到来，银行逼债大企业已经屡见不鲜;更有人预言，债务危机有可能成为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那么造成这一恶果的背景是什么、原因何在?企业规避风险的措施又在哪里呢?带着上述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北京新华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合伙人胡少敏先生。

　　从技术层面来讲，“短融长投”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它只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财务手段之一。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债务危机问题成为企业界备加关注的热门话题，您认为引发一系列企业债务危机的致命因素到底在哪里?

　　胡少敏：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原因有很多。包括不合理贷款、内部经营不善、政策因素等等。但我想就“短融长投”本身谈谈我的看法。“短融长投”，如果孤立地来看，它可分为三个层面来讲，第一层是技术层面;第二层是商业层面;第三层是政策或者说制度层面。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讲，我觉得“短融长投”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它只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财务手段之一。其涵义无非就是企业将资金投入线拉得很长，而后续资金的到期偿还之压力又很大。但如若该技术手段得以适当运用的话，对企业还是很有好处的。企业要解决的只是技术层面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精确计算与稳妥决策的问题。

　　记者：这么说，仅仅是“短融长投”还不至于引发上述企业的倒闭?

　　胡少敏：对。从去年倒下的那些企业来看，大都有“短融长投”这种现象，但类似如此的企业都一定会倒掉吗?我认为不是。世界上有许多企业都照常经营得很好。我的一个新疆的客户，其负债率很高，可以说是非常高，但企业多年来经营得很健康。在德隆出事以后，这家企业曾受到过牵连，但却并未倒下。对此，我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能够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因为它的“长投”是依赖于政府、世界银行的投资，它的利息是很低的;而“短融”呢，它融的是流动资金，即用来维持企业正常运行的。利用流动资金运行企业产生的效益，足以覆盖“短融”与“长投”两端产生的利息。这样一来，企业也就不存在倒下的风险了。我们知道，“长融”的利息是要比“短融”的高些，而“长投”所期望的是回报要高些。所以，如果企业能事先计算好，通过“短融”，将流动资金投入到回报率较高的产业中去，这样，就能大大降低企业垮台的风险。

　　所以我再次讲，“短融长投”从技术层面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其绝对不是导致2004年上述企业倒闭的根本原因。

　　记者：据了解，企业财务方面流行一种说法，即“现金为王”。这是不是说，拥有足够的现金量对一家企业的正常运行非常重要。

　　胡少敏：是。那是从商业层面上来讲，财务上确有一种“现金为王(cash is king)”的说法。即如果一家公司要正常运转的话，一定要有足够的现金余额在公司里面，才能够踏实。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解释，就像一个健康的人，胳膊上有一伤口在流血，但这没关系，因为人体的造血功能能够很快弥补这些流失的血，因此也就不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对企业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企业的“造血功能”就是其产生利润的能力，企业从银行贷了款，又把这些资金投到了某一产业中去，而企业自身有足够的产生利润的能力去支持其业务的发展，那么这家企业就很健康，这样一来，这家企业还可以接着从银行或别的融资渠道融到更多资金。所以说，从商业上来说，所谓的“短融长投”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内部经营是否健康。

　　企业应努力增强自身造血功能，而不是一味地依赖于外部输血。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德隆的倒下?除了财务方面的原因，还有没有其它的因素，比如战略原因、或经营不善等等。

　　胡少敏：德隆之所以倒闭，实际上在于它自身产生利润的能力太差，而跟其“短融长投”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家都知道，德隆搞所谓的产融结合，即拆东墙，补西墙。先是收购TS水泥，TS水泥又去并购TH水泥。我们知道收购的目的是希望在短期内实现规模效益。而所谓规模效益，即规模经营使企业具备垄断市场的价格;规模经营使企业大大降低原有成本;规模使企业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等等，这时，企业获取利润的空间就很大，这也就是大多数企业谋求整合(购并)的初衷所在。这种规模效益对于一家经营正常、有一定造血功能的企业来说，是应该能得以体现的，但我们在德隆并没有看到。其在先后收购两家水泥厂之后，总的市场占有率不比原来更高;两套人马并没有真正地整合起来，而是各自为政。相反，为了购并，其不得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最终得到的结果不是自身造血功能的加强，而是贫血。

　　因此，我认为，任何一家企业，在做任何一项商业决策的时候，不管是采取“短融长投”，还是“长融短投”，都须首先自问，要投放的这一产业能够从总体上提高企业的产业能力吗?能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吗?企业能够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吗，能产生更大的利润吗?等等。之后，企业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去计算好融资的额度，即企业要施投的这一产业所能产生的利润，是否足以覆盖企业所贷款额度及利息的清偿等等。

　　慎重拿捏“杠杆原理”，远离债务风险。

　　记者：债务人的破产，表面上看是因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实际上是债务人经营上的失败。当下许多公司都是负债经营，有的甚至早已资不抵债，使得在经营失败时就很可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再加上现今异常激烈的竞争，使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大大增加。您认为企业防范债务危机的措施有哪些，尤其是在经营机制方面?

　　胡少敏：中国的企业，大都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总是在讲“我的资金链很紧张”，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该企业总是依赖于用别人的血来养活自己，而不考虑如何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这样的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就很大。

　　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对民营企业来讲，一方面须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另一方面，对风险的防范要有先前意识。

　　具体而言，在财务上，通常要求企业很好地使用“杠杆原理”。企业需要外贷来发展自己，但又不主张借太多。企业外贷，无非是想扩大规模，寻求规模效益。但如若贷得过多，就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尽管你的造血功能还存在(实际上多数中国企业的造血功能并不强)，可一旦输血源(或者叫“融资链”)断掉了，那么，你也就运行不下去了。所以说，企业在融投方面，一定要很好地拿捏“杠杆原理”，找到一个最有利于企业发展，风险又是最低的一个点，要将短、长融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过于极端，必须慎重把握好其比率，这是一个财务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购房，假若你月薪一万，而月供为2000元，那肯定是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生病了，或者说你失业了，该怎么办?同样道理，作为企业，在作出任何一项商业决策之前，一定要考虑自己所创的利润是否足以覆盖从银行所贷款及产生的利息。再有，就是企业管理本身，如何能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这就是企业将贷来的款往哪儿投，投完后又该怎么管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企业面临商业风险的大小。

　　记者：是的，融资的不当可能直接导致企业发生债务危机，而对于与其相关的战略投资，您是如何看的?

　　胡少敏：关于投融资本身，我还想补充一句，目前，许多企业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有好项目，但我没有资金;也有一部分企业说，我有资金，但我没有好的项目。这其中，先撇开企业因诚信问题导致的互相不信任，仅从商业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企业仍有几个问题须特别注意，即，技术上的相对领先、战略上的适度多元化、组织管理方面的高效等等。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GE的多元化经营，中国也不乏一些大企业，包括德隆在内，都曾一股风似地学GE多元化。但是，我想奉劝这些企业的是，在决定投资之前，你是否考虑过这个行业是你所熟悉的吗，投资进去能产生效益吗?这些问题是企业首先须自问的。这也就是投资方向与所投行业与目前业务的关联性等问题。GE多元化是其多年摸索经营(扔掉一个业务，买进一个业务)形成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天之内就形成的，因此国内企业也无须盲目跟风，在作出每一项投资决策之前，都须慎重考虑。这里也有做得好的企业，比方说联想。最早是卖电脑，之后自己做电脑，现在又开发其它的相关业务，但至少在头十几年，它没有跳出电脑这一行业，所以它一直做得都很稳定，即便它现在也是多元化经营，但其每一项投资都不至于伤及要害,不至于影响全局。

　　记者：那么，对于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又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呢?

　　胡少敏：关于企业危机处理方案，我认为，一是把企业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将控制权予以转让。即所谓的“债务股权化”，这是在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不得以去申请破产，或进行债务重组、改制以后让企业存活下来的一种较为被动的解决方式。

　　二是若该企业还存在一定的造血功能，有微弱的现金流进来，且应收款都能按期到位、上游供货商又能够给予支持的话，这家企业就应当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改善内部经营，提高企业效益，以求最大程度上的存活下来。

　　国家政策的相对稳定、银行体系的逐步完善、及企业自身的主动防范将债务风险系数降至最低。

　　记者：有人讲，致使企业深陷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国家金融政策的相对不稳定与执行的不规范密切相关。那么，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胡少敏：从国家政策方面(制度)来看，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政府震动是很大的，于是在1999年，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机构，把银行的坏帐剥离出来。从去年开始，国家又开始重组(改制)银行。针对我们国家的四大国有银行来讲，它们的经营是很糟糕的，但却活得很好。因为它有足够的现金支撑。从实质上来讲，中国的银行才是典型的“短融长投”，但其为什么不倒下。原因有二：一是“现金为王”这一商业规律在起作用;二是制度因素。银行产生一个坏帐，国家可以帮你拿掉，再产生一个，国家再帮你拿掉;但换成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旦你的现金链断掉，再加上企业自身的造血功能又不强的话，那么，你面临的就只有倒闭。再回到德隆来看，为什么德隆在出了问题之后，仍能轰轰烈烈地支撑一段时间，那是因为政府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立即将它的输血源切断，还允许其到证券市场上去呼风唤雨，致使其不断地有现金流进来，而后，又于一夜之间切断了它的资金链条，它也就随之垮掉了。所以，我认为，单纯地就“短融长投”本身来议论的话，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它涉及到更多的是中国财政、经济、银行体制必须改革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大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当然，目前国家也在努力地采取措施，包括，引入外来资金、民间资金来改善银行内部经营;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督等等。

　　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速度已远远超过了现今企业的有效驾驭能力。而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而言，债务危机的代价更显得尤为沉重。预言中的中国金融危机是否会真的得到验证?如何做才能规避金融(债务)危机的到来?政府、企业方面又该预备哪些应对措施?

　　胡少敏：对于国内企业来讲，其融资的渠道无非就两个：一是股市，即资本市场;二是银行。就银行体系而言，国家可以通过银行的收放贷来促使企业经营往好的方向发展。即通过银行去监测企业资产的流动;强化企业资源的透明度建设等等。国内银行本身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假设，我们的银行体系都非常完善，那么，它对企业债务的跟踪应是很紧密、很健康的，而企业一方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但目前银行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一是国内企业大都在抱怨我们的银行太过于嫌贫爱富，只给锦上添花，不给雪中送炭;二是银行贷出去的款项又不断地成为一笔笔坏帐，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我们的银行对企业投资、企业经营的监督体系是很差的。像德隆在倒下之前，表象是很红火的，这样它就能不断引来银行的贷款，其实，在德隆内部早已垮掉了，这就充分说明了银行跟踪监督的不利。大家都知道，在银行，设有风险管理部，其职能是制定银行总的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各地区、各行业的受信额度的一种政策、一种标准的研究。下面的信贷部门要在其职责的权限之下，按照所制订的标准去执行。我们的银行体系在这方面是不健全的。我们的信用部门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既要去评估、又要放贷。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信贷的公平，它需要有一定的约束才行，这就是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了。对于任何一笔贷款，风险部门都须通过综合(对地区、对行业、对公司)评估后，再由信贷部门去执行。这是从结构上来讲。

　　从功能上来讲，作为运动员(信贷部门)，你就要在贷款之前、之中、之后，保持随时的跟踪与监测。比如，某企业在很多银行都贷了款，其负债率已是很高了。这时，信贷部门有权决定停止贷款，开始回收应偿款项，当然，标准仍由银行的风险部门来定。这套体系的完善对银行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仅仅是责任心的问题，还需要专业人员大量的调查研究。

　　目前我们的银行系统都设有这么一个风险管理部门，但操作起来还是不够到位。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要能主动做到事前防范。比如说，企业可在适当的时候，引入一些战略投资者，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外的资本，来进行多元化投资，引进投资者以后，因为他们都成了股东了，那么你的杠杆比例就小了，相应的风险也就小了。我觉得，这里边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家的心态。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总认为这个企业是我一手带起来的，什么时候都不肯撒手。即便是引进了外来投资者，却不给人家更多的发言权,使其手脚并缚、无力施展。所以说，企业在确实需要资金的时候，企业管理者的心态需要调整，要懂得适时分权，要让其余的股东能够真正参与企业管理。再有就是，在引入战略或财务投资者之后，企业原有的治理结构是需要调整的，须让新进来的投资者发挥其作用，他们也许会帮助你拓宽销售渠道，解决技术难题，甚至引来新的人才等等，这些都是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的，我们的企业管理者须明确这一点，企业本身除了可作为你的一项事业外，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财富。

　　鉴于此，我认为，如果政府、企业不采取积极措施来主动规避风险的话，债务危机很有可能成为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是的，风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益相关者对其采取的漠视态度，真切地希望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能够从失败者那里汲取教训，将潜存的危机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使更多的企业远离金融风险，使德隆的悲剧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