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成败中借鉴用人之道

　　王莽(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西汉末年，刘氏势力衰微的社会现实和王莽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其以率先垂范和谦恭下士的管理风格，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的一致拥戴，乃至于和平夺取西汉政权，成为“新”朝一代帝王。然而，经过15年的苦心改制，王莽最终却成为众矢之的，身死国亡。究其失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王莽用人之道的欠缺。

　　尊贤而不用贤

　　从理论上说，诚如陆贾所言：“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也就是说，再高明的领导，也总有自己才智所限的领域，因此，必须在管理中借助他人才智，弥补自身不足。

　　从王莽来看，虽也尊敬“天下贤智才能之士”，任大司马时就“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称帝后更是下诏广为征贤，但却往往是召而不用。从执掌国政开始，王莽就自视“通明贤圣”，认为群臣的才智没有一个人能够超出自己的，因此举措兴事，刚愎自用，并不与相关明达熟练之人进行商讨，轻率地全凭直觉行事。因此，王莽的殷勤待贤为其赢得民心与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王莽的不会用贤使士人渐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日趋远离，使其最终被士人抛弃而致使改革失败。

　　从现代管理看，在管理事务愈来愈复杂繁琐而领导个人的聪明才智越来越显得单薄有限的条件下，领导不懂装懂的事事干预，结果反而会妨碍各部门的正常工作，导致秩序混乱。因此，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决不能只求“尊重人才”之虚名，而应当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智力所限而学会用人，从而借助下属的力量和群体智慧，共同推动组织整体的发展。

　　人才选用不当

　　刘邦曾感叹：“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因此，刘邦的成功可谓是其用人的成功。而从这方面看，与刘邦相比，王莽素质尤显欠缺，不仅不能做到知人善任，而且往往由于识人不准而功败垂成。

　　在人才的选拔上，不注重真才实学。王莽不是通过客观公正的方式，选拔出确具一定才能的贤士而委以重任，相反，王莽任用的一流辅臣有些竟是直接通过求符卜算看面相召来的，“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如此，在所用之人难以担当重任、为国分忧的同时，深深地刺伤并寒透了天下贤士的心。

　　在人才的任用上，不能够知人善任。“新”朝建立后，王莽颁行了五均、赊贷和六莞(管)制度，以制止商人囤积居奇，平抑物价，增加国库收入。但是，由于王莽辨才不准，派到各地的五均官竟多是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惟利是图的富商大贾及奸猾宵小之徒，因此，薛、张等人借为官之利，“与郡县勾结，多张空薄，府藏不实”，使“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千，实千言百”，改革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同样，灾荒之年，王莽曾开仓济贫，但因其不辨忠奸，所任监督救济饥民的“监督领”跟手下官吏一起盗窃粮食，也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在现代管理中，借鉴王莽由于选用人才不当而导致的改制失败，就是要求领导能够正确选择人才，并在了解人才的基础上，因人之长、量才使用，以求管理之成功。

　　用人见疑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谓是领导在管理中取得成功的关键。但由于王莽是从“专国秉政”轻取天下，因而他对人猜忌心重，从实践中看，往往表现为“抑重臣，收天下权，使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这种对辅佐大臣的猜疑防患，使王莽难以委大贤以重任，而不得不寄希望于庸碌小人。王莽曾经发动过对匈奴的战争，也曾出兵镇压赤眉起义军，但由于害怕军权旁落，都未能选择智略良将，而只是任用一些缺乏帅材的信谨文吏或者平素所喜欢的亲属子孙，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因此，王莽对贤士的召而不用，用而不信，徒“使人怀诽谤而怨之”。

　　诚如宋朝欧阳修的认识：“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在现代管理由“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后，管理权力逐渐分散，为了激发被管理者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充分发挥被管理者的聪明才智，真正实现管理民主化，领导就应当对人才充分信任，做到用人不疑。

　　待人无信

　　儒家崇尚以信为本，以诚立业，在个人追求诚信的同时，尤其强调管理者与管理组织必须具有诚信品质，以求管理有效，所谓“民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然而，“被服如儒生”的王莽在这一点上，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最终使上至群臣、下至百姓，尽皆叛离。

　　从个人品质看，“莽好空言”。儒家极其重视个人的诚信品质，《左传》中说：“人之所以立，信、知、勇也”。孔子亦对诚信有独特的体会：“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但对笃信儒家思想的王莽来说，却置孔孟之教于不顾，往往以纸上空言戏弄诸侯，对所承诺的封赏诸侯的土地以茅土代替，最终也不兑现。对此，班固称“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

　　上欺必然带来下骗。在改制怨声载道时，深居内宫的王莽得到的汇报却是天下处处祥瑞，以致连义军蜂起、官军连败的消息，王莽亦是被蒙了很久之后才耸然知悉。因此，王莽作为最高领导，其自身诚信素质的欠缺，实质上营造了一个缺乏信用的管理环境，在官官相欺、人人扯谎中，管理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现代市场经济看，诚信是支撑其发展的强大基石之一。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不遵承诺、缺乏诚信的领导，对内不能获取下属的支持，对外难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所以只能最终被民众抛弃、淘汰出局。因此，为了确保管理的成功，避免遭受信用危机而走向穷途末路，领导必须谨遵承诺，诚信待人。

　　诚如姜太公所言：“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王莽改制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其用人上的失败。于此，现代领导借古鉴今，应当在尊贤而又用贤、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及诚信待人等方面不断优化自我的管理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