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滥用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金融市场的胜利

　　1980年代，西方世界许多人欢呼里根和撒切尔经济学的胜利，他们为此还创造出一个新名词：“市场的胜利!”，以庆祝自由市场竞争终于战胜政府权力管制。

　　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生态体系的演化角度看，所谓“市场的胜利”其实是“金融市场的胜利”。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胜利和金融市场的胜利奠定基础。本质上，市场的胜利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胜利的根源，乃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以电脑为核心的信息科技革命，才是市场胜利和金融市场胜利的核心推动力量。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宏观经济生态体系的变革必然带来整个价值链的变革，从而引发市场结构和市场权力的变革。

　　全球金融市场的胜利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的确，二战之后关贸总协定的签署和许多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国际贸易快速增长，贸易和金融结算达到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自1970年代以来，跨国流动金融资产的规模迅速超过贸易规模，从数千亿美元急速扩张到数万亿和数十万亿美元。世界各国竞相开设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1980年以来，全球超过50个国家创立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金融交易。它们包括许多之前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譬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匈牙利，拉美和非洲的低收入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马拉维等等，中东——安曼、科威特、加勒比海(特尼安达、巴巴多斯)，就连人口仅33万的冰岛小国也在1985年建立了股票交易所。发达国家股票投资者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股权和股票投资迅猛增长。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投资1980年之前几乎为零，到1990年代就达到数千亿美元，目前超过万亿美元。股票投资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从靠近北极圈的冰岛国民到世界屋脊西藏的中国投资者。各国股票市场的创立和投资者全球范围内的股票投资组合，共同创造出一个真正全球性的金融市场。

　　如果说全球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公司跨国经营，那么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公司跨国上市，以及各类投资基金和私人投资者加速实施跨国投资组合。数千家外国公司选择海外上市——1990年代，到纳斯达克和纽约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就有数百家，包括60多家以色列公司和两家智利公司。到2005年时，全球最大的25家公司里，有23家选择纽约上市。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数十家乃至数百家中国公司纷纷登陆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目前到美国和其他海外股票市场上市交易的中国公司已达数百家。与此同时，伦敦、中国香港、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等等金融中心，千方百计争夺和吸引各国公司到本地上市，海外上市甚至成为衡量公司成功的耀眼标志和最佳广告宣传活动。

　　公司跨国上市进一步加速股票和股权投资的全球化。自1980年代以来，以美国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为首的跨国股权投资，迅速成为股权投资全球化的急先锋和主要力量。它们激发了许多国家的IT和互联网革命，刺激许多国家创设股票交易所，大幅度开放本国金融市场。1990年代中期以来，IT和互联网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几乎每一家成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有跨国投资基金作为它们的天使投资者。跨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力量，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威力，往往数百万或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就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产业。举凡苹果、谷歌、脸谱等等无数改变当代全球产业格局的伟大公司，创业资金都是来自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

　　全球市场的权力结构

　　我们可以将当代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体系划分为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五个市场体系或价格体系，它们构成一个相互交错、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

　　第一层：全球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

　　第二层：全球战略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市场)和其他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

　　第三层：全球企业股权(包括公司股票、私募基金、风险投资、收购兼并等等)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

　　第四层：全球债券(包括交易量异常庞大的国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以及由此派生的衍生金融等等)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

　　第五层：货币发行体系、货币市场体系和货币价格体系。主要是全球基础货币发行市场和发行机制、交易量巨大的外汇市场、以及汇率制度之安排，等等。

　　上述五个层级的全球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里，第五层最具决定性，是全球价格体系金字塔的最顶层。五个层次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全球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其皇冠明珠就是美元本位制或美元储备货币的发行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全球货币金融价格体系的传导机制是：美元储备货币的价格决定或左右全球其他国家的货币和信用价格(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决定或左右决定全球股权市场价格;利率、国债收益率和全球股权市场价格决定全球战略资源的价格;利率、国债收益率和全球战略资源价格决定各国货币汇率和全球通胀水平，亦即全球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我们可以简要描述一下全球金融货币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

　　第一步：美联储决定美元储备货币的发行量和储备货币之价格。此处所谓储备货币之价格，是一个广义的价格指标，包括美元汇率水平、美元利率水平、国债收益率和长期通货膨胀预期。虽然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里不包括任何汇率指标，联储所谓“双目标原则”只包括长期通胀水平和失业率，但是，联储的任何政策动作客观上都会改变美元汇率、国债收益率和长期通胀预期。

　　第二步：由于全球超过70个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由于欧元—美元汇率是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价格，由于欧元区和欧洲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与欧元挂钩，联储所主导的美元价格或美元汇率、国债收益率、长期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立刻传导到全球所有金融市场，迅速改变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利率、债券收益率和通胀预期，也就是迅速改变或决定全球信用市场的价格体系。联储确定的基准利率水平或联邦基金利率水平，迅速改变或决定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的基准利率水平，譬如伦敦同业银行拆解利率LIBOR、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水平等等。基准利率水平反过来决定各商业银行对客户的贷款和存款利率水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同样决定了全球债券市场之价格水平和收益率水平。

　　第三步：汇率、长期利率、国债收益率等信用市场的价格水平决定或改变全球企业股权市场之兴旺发达和全球资金之流向。对股票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价格信号就是利率、汇率和预期通胀率。数十万亿美元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收购兼并市场，以及全球股市的起伏涨落，基本决定力量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信用总量(流动性)和信用价格(短期和长期利率水平)。2009年以来的量化宽松历史清楚表明，每当美联储改变政策走向或者只是表达政策改变的意向，国际资金往往闻风而动。2013年第四季度，当联储宣布即将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之后，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资金就超过1400亿美元。

　　第四步：货币信用市场的价格波动(汇率、利率、国债收益率、通胀预期)和少数几家最具权势的美国金融机构(包括高盛集团、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等等)，共同决定了全球战略资源的价格和其他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即大宗商品的价格)。以石油为例。石油的定价机制绝非通常意义上的真实商品供求均衡机制。畅销书《石油、金钱、权力》的作者丹尼尔.耶金对石油价格的决定机制分析得很清楚：“全球石油价格一度由美孚石油公司确定，后来由美国的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系统和世界各地几大公司决定，再往后就是由欧佩克来定价。如今则由纽约商品交易所决定。”上述几家金融巨头皆是全球商品交易所的主要股东和做市商。

　　第五步：最后，货币信用价格(汇率、利率、国债收益率和通胀预期)和战略资源的价格共同决定了全球最终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价格。譬如原油价格和铁矿石价格直接决定了成品油和钢铁的价格，成品油价格和钢铁价格则直接传导到几乎所有最终商品价格，包括最普通的蔬菜、猪肉和鸡蛋。

　　在所有金融市场里，美国国债市场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市场。国债收益率决定了长期利率和通胀预期。联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就是通过国债市场，量化宽松就是通过持续购买国债和其他债券来压低长期债券收益率。美国国债市场不仅是美国金融市场之基石，也是全球货币金融市场之基石，是全球债券市场之定海神针，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亦是全球其他所有债市信用级别的参考标准，其他债券的信用级别均参照美国国债信用级别来确定。

　　全球金融市场的幕后君主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如此写道：“以我之见，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穆迪评级。美利坚合众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低你的债券评级毁灭你。而且，相信我吧，有时，谁也说不准这两者谁更厉害。”

　　1996年，全球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出版一项长期研究成果《无疆界市场》，核心思想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主权国家政府的牵制越来越多，而主权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却日渐削弱。”该书宣告：谁掌控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资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谁就掌控了主权国家兴衰成败的命脉。

　　那么，当今世界，谁掌控着全球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呢?答案：主要是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真正理解当代全球经济和金融内在运行机制之人，就能明白为什么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掌控着整个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命门和枢纽，就能明白上述评论绝非夸夸其谈，它们的确蕴含着异常深刻的真理，的确揭示了当代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残酷现实，揭示了当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内在权力结构。

　　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信用评级，任何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无法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国际信用评级是任何债券发行人进入国际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必备的通行证。如果国际信用评级达不到投资级别，那么债券发行人即使能够勉强发行债券，也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能发行收益率极高的垃圾债券)。当今世界，任何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要想在主流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维持投资级别以上的信用评级(至少为BBB-)。国际信用评级就是国际金融市场之命门。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掌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命门，往往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尤其是关键时刻。

　　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模型主要是依照美国债市和股市运转经验所构建和完善的。如同美国国债市场及其信用级别是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一样，每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则是该国金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谁能够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谁就站到了整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权力之巅。

　　过去数十年里，以下场景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如果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其中一家宣布下调某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该国货币金融市场有可能立刻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汇率暴跌、股市崩盘、企业倒闭、乃至社会动荡、国家破产和政权更迭。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一纸降级声明，威力往往超过总统、总理、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信心讲话。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几个惊涛骇浪般的场景:

　　1997年9月3日，标准普尔宣布下调泰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下降至A-，长期评级由AA 下调为AA-;短期外债和泰铢评级尽管维持A-1和 A+1不变，前景则下调为负面。与此同时，标准普尔宣布还可能再次下调泰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尽管泰国政府立刻发表声明，指责标准普尔下调评级有失公允，泰铢汇率当天应声下跌超过4%。菲律宾比索和马来西亚货币皆大幅下挫。标志着东南亚货币危机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11月25日，标准普尔公司下调韩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同时降低韩国进出口银行、产业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韩国电力公司、韩国电气通信公司等大公司的债券信用评级。紧接着12月22日，标准普尔一下子将韩国外汇债券信用等级一次性降低四个档次，成为“垃圾债券“。早已风雨飘摇的韩国货币金融市场立刻掀起惊天大浪，韩元当日暴跌幅度超过12%，股市下挫7.5%，皆创下有史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让我们再回到2010年，历史总是重演，总是惊人的相似。

　　2010年4月27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一次下调三个级别，前景展望为负;同日，标准普尔将葡萄牙主权债务信用级别从A+下降到A-，一次下调两个级别，前景展望为负;第二天(4月28日)，标普宣布将西班牙主权债务信用级别从AAA下降到AA，一次下调两个级别，前景展望为负。

　　消息传出，金融市场立刻产生强烈反应。4月27日，希腊和葡萄牙股市分别暴跌6%和5%;受此影响，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股市普遍下跌2%-3%。28日，欧洲各国股市继续下跌1%左右。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显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全球股市总市值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尽管希腊债务总额也不超过3000亿美元。

　　主权信用级别的降低以及负面的前景展望，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原本已经恶化的国内经济和财政状况变得更加不堪一击。之前希腊政府债券信用级别尽管无法与顶级债券相比，却依然维持在投资级别，许多跨国商业银行仍然愿意购买。希腊经济长期没有起色，却依然可以维持庞大债务，国债能够维持投资级别的信用等级可以说是关键条件。

　　面对信用评级下降的严重后果，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政府同声高调对评级机构“落井下石”的行为表示谴责。IMF总裁呼吁公众不要过于相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下调。德国财长表示，市场不应该过分看重评级机构的决定。

　　然而，无论财经官员和总理们如何强硬表态，市场却更加相信信用评级公司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表明，标普的决定大大加速了欧盟、德国以及IMF对希腊的救援速度。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的巨大威力再一次展示得淋漓尽致。

　　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次贷危机、金融海啸、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连续爆发以来，美国多家金融机构倒闭破产、被政府接管和接受政府救助，美国政府以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全球投资者普遍担心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假若换做其他国家，其主权信用级别应该早就被降低了，然而三大评级公司并没有全面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标普2010年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唯一一次)。美国国债依然维持了最高的信用级别。

　　相反，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2003年之前，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一直维持在BBB级，直到2005年后才得到逐步调升，目前穆迪投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为A1，标普给予中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为A+，短期主权信用评级为A-1+。人们不仅要问：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之信用评级是否也是双重标准?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的幕后推手

　　掌控全球金融市场话语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绝对不是金融市场被动的旁观者。相反，新世纪以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摇身一变，成为全球金融创新尤其是资产抵押债券(次级贷款抵押债券，所谓ABS或CDO等等)最积极的推动者和盈利最丰厚的大赢家。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世界人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沆瀣一气，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金融大骗局，最终让全球损失数十万亿美元，让许多重量级的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次贷危机终于演变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奇怪的是，直到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媒体才开始揭露出信用评级机构是如何制造金融大骗局的。《纽约时报》如此描述评级机构的“金钱魔术”：

　　“美国最优秀的非金融企业所发行的债券里，只有不到10%的比例才能获得最高的AAA信用级别。然而，令人不可思议和极度震惊的是，以次级贷款做担保所发行的所谓抵押支持债券(CDO以及CDO平方，又称为结构性金融产品)，竟然有90%获得AAA信用评级。次级贷款所支持的债券，竟然与我们最尊崇的企业所发行的债券一样安全，谁能够相信这套把戏呢?”

　　让我们看看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如何制造和推销有毒资产，如何发明“将垃圾和狗屎变成黄金”的现代金融魔术。

　　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模式与众不同。其一，评级机构的收入是证券发行总量的一个固定的百分比，证券发行量越大，它们的收入就越高。它们自然有强大动力去配合投资银行出售尽可能多的债券。其二，投资银行和贷款机构的收入与证券市场表现有关，评级机构却没有此类限制，只要债券发行出去，它们就收入到手，万事大吉。其三，即使评级机构所评级的证券出了问题，证券违约或市场表现与信用等级不符，评级机构亦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其四，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早已形成垄断格局，即使信用评级错得离谱，投资银行和其他证券发行机构或承销机构也没有任何理由撤换它们，它们甚至不敢得罪信用评级机构。

　　易言之，信用评级机构的生意是“只赚不赔”。它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伙同投资银行，尽可能大量发行债券。为了吸引真正有钱的投资巨头购买抵押支持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精心构造它们的评级模型，巧妙设置模型参数，让绝大多数抵押贷款支持债券(CDO)都奇迹般地称评为AAA级或投资级。“点石成金”的奇妙魔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金钱魔术的花招分为五步：

　　第一步：将来自不同贷款机构、不同贷款人、不同地方、不同信用级别、不同风险预期损失的许多贷款资产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所谓的“资产包”或“资产池”，专业术语叫Assets Pooling。

　　第二步：以该资产包或资产池为抵押，发行不同信用级别的新债券，专业术语叫Tranche。新债券的面值总额等于资产包的面值总额，信用级别却得到极大提高，风险损失极大降低。CDO一般分为优先级(senior tranche), 次优先级(mezzanine tranche)和次级 (junior tranche)。优先级和次优先级的信用级别皆在投资级别以上。每个级别的新债券皆有互不相同的投资回报条件和分担损失的条件。

　　第三步：为了确保优先级和次优先级债券的信用级别在投资级别之上，评级机构则假定资产包里各个原始资产之违约概率互不相关，即原始资产违约的可能性或风险完全相互独立。

　　第四步：评级机构不仅假设资产包里的原始资产的违约和风险完全相互独立，而且进一步刻意降低原始资产自身的违约率，从而进一步降低新发行债券的违约率，提高其信用级别。

　　第五步：将新发行债券里的次级债券(junior tranche)再次组合或打包，重复前述四步骤，再次制造和发行高信用级别的抵押债券(即所谓CDO平方，原则上，更多层次的抵押债券都可以制造出来)。

　　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评级机构将两个面值为1亿美元、违约率皆为10%的贷款资产组合起来，构成面值总额为2亿美元的“资产池”，以此为抵押发行两个级别的新债券：优先级和次优先级。优先级的偿付条件是：只有两个原始资产同时违约时，优先级债券才蒙受损失，除此之外任何情形下，优先级债券皆确保获得面值(本金)和利息收入。次优先级的偿付条件是：只要两个原始资产中的任何一个违约(当然包括两个资产同时违约)，次优先级即蒙受损失。

　　那么，新发行的优先级债券(CDO)的违约率是多少呢?那完全取决于评级机构如何假设两个原始资产的违约率的相关性。假设两个原始资产的违约率完全相关，新发行的优先级债券之违约率与原始资产则完全一致，新发行的优先级债券无法获得高级别信用。然而，假设两个原始资产违约率完全不相关，那么两个原始资产同时违约的概率立刻降低为1%(10%*10%=1%)!新发行的优先级债券违约率急剧下降，信用级别自然立刻大幅度提升。假若资产组合里面包含三个资产，且违约概率互不相关，那么优先级违约概率则神奇地降低为0.1%!

　　华尔街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所设计的“资产包”，动辄包括数百乃至数千个不同类别的资产，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信用评级假设，新发行的优先级和次优先级债券的违约率都将显著降低，都将赢得至少投资级别以上的信用等级。难怪连格林斯潘都曾经称赞抵押资产债券业务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创新”，能够创造出比美国国债还要优良的债券资产!难怪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和华尔街投资银行所出售的抵押资产债券，总额中高达90%的比例都是AAA级或至少BBB-级(投资级)。

　　这种金融模式堪称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象征。

　　LIBOR操纵丑闻：金融市场权力的滥用

　　如果说三大信用评级公司蓄意操纵债券或证券化资产的信用级别，借此牟取暴利，并最终制造了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从多个角度彰显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市场的权力结构和滥用权力的破坏力和杀伤力，那么，最近几年震动全球的LIBOR操纵案，则再次说明全球金融市场的权力早已完全失去约束，权力结构早已完全失衡，少数金融巨头操纵市场能够导致可怕的灾难。

　　众所周知，由于伦敦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简称LIBOR)犹如全球金融市场汪洋大海的灯塔信号，几乎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都必须以LIBOR为参照。虽然全球其他金融市场皆有各自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譬如欧元区有EURIBOR，东京有TIBOR，上海有SHIBOR，然而这些基准利率无不以LIBOR为最重要的参考基准。因为伦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体制无完善、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很多重要的金融指标超过纽约，雄踞全球之冠。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显著标志就是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急速增长和规模庞大。LIBOR哪怕一个基点(0.01%)的微小变动，都会左右全球数百万亿美元的金融产品交易损益。微小利率波动的盈亏动辄高达千万、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从简单的银行贷款到复杂的衍生产品(譬如利率掉期和CDS)，LIBOR时刻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每个交易者的神经中枢。据不完全统计，全球金融产品的年交易量早已突破1000万亿美元，外汇交易超过800万亿美元，一个基点(0.01%)的差距就是1000亿美元。毫不夸张地说，谁能够掌控或操控LIBOR，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操控全球金融市场为自己牟利。

　　LIBOR操纵丑闻的核心正是全球多家顶级银行长期操控LIBOR为自己牟利。他们究竟从何时开始操控，有哪些同谋者和合作者，该银行及其相关人员从中牟取了多大利益，对这些关键问题，目前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许多参与其中的金融巨头选择缴纳巨额罚款，以换取监管部门和司法机构不再深入追究。丑闻爆发初期，根据巴克莱银行向监管部门和调查机构所提供的材料，该银行操纵LIBOR可能长达10年以上。以该银行2007年正常每天的金融交易头寸计算，每日盈亏规模至少达到4000万美元。LIBOR的轻微波动立刻导致盈亏转换，一夜暴富或一夜巨亏只在转瞬之间。

　　通常情况下，LIBOR由18家国际大银行(即伦敦货币市场的主要做市商)来共同决定。每个交易日的上午11点，18家银行分别提出各自对货币市场借贷成本(即借贷利率)的估算，然后像选美和歌唱比赛中流行的评分方法一样，去掉4个最高价和4个最低价，剩下10个报价的平均值就是当天的LIBOR。

　　那么，做市商们如何操控LIBOR呢?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交易员们根据自己的金融交易头寸，计算出LIBOR处于何种水平才可以盈利，经过精心计算之后，然后报出能够确保交易盈利的LIBOR。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必须和其他银行交易员进行合谋、分享、乃至贿赂和公开收买。第二种是蓄意报出较低借贷利率，以便让同行和外界相信自己银行的流动性充足，资产负债表稳健，无需以高价去拆借资金。

　　对LIBOR操纵丑闻的调查结论显示，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包括巴克莱在内的许多大银行都刻意使用第二种操纵手法，甚至还可能得到过英格兰银行的默许和首肯。因为中央银行也希望LIBOR走低，带动整个市场利率下降，一方面可以缓和银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危机救助成本。

　　第一种操控是赤裸裸的“流氓交易”和“内幕交易”，毫无疑问属违法违规交易。第二种操控则相当吊诡，算不算违法和违规行为，一直存在争议。更可怕的是，据说LIBOR操控得到中央银行(特别是英格兰银行)高管的默许和首肯，这算得上是历史上最莫名其妙、最匪夷所思的银行金融丑闻了。

　　LIBOR操控丑闻让许多金融巨头及其掌门人的名誉扫地，有些被迫辞职，还有人接受司法调查，被追究刑事责任。让举世震惊的是，全球许多最富盛名的银行巨头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LIBOR操纵，包括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等等。一时间，英国之外，欧元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都介入LIBOR操纵调查和取证。全球顶尖银行金融企业共同参与LIBOR操纵欺骗以谋私利，算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全球金融丑闻了。究竟有多少投资者因为LIBOR操纵蒙受损失，那可能只有上帝才能知晓。然而，LIBOR操纵说明金融市场权力的垄断和金融巨头对市场权力的滥用达到了怎样无法无天的地步。

　　争夺全球金融话语权

　　轰动全球的LIBOR利率操纵丑闻，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金融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战，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则是战斗主角。

　　丑闻爆发初期，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到英国国会作证，断然否认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FSA，后来与英格兰银行合并)负有监管LIBOR利率的责任，亦没有义务去审查银行是否操控利率。他宣称自己也是两周前才知道有LIBOR利率操控这回事儿，之前从未听说。金的证词的弦外之音非常明确，他必须尽可能为英国银行巨头开脱和减轻责任，极力维护伦敦金融中心和英格兰银行的声望和地位。

　　就在同一天，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到美国国会出席货币政策听证会，就LIBOR操纵丑闻发表意见。伯南克首先将美联储撇得干干净净，明确指出英格兰银行和FSA应该对LIBOR操纵负责。伯南克直率批评LIBOR利率机制有垄断或寡头之弊端，必须允许更多银行金融机构参与LIBOR利率定价，以便让LIBOR更具代表性、竞争性和公正性。最重要的是，伯南克明确倡议改革LIBOR利率机制，倡议以其他基准利率取代LIBOR，譬如用三个月期的美国国债利率来替代LIBOR。

　　其实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时任纽约联储主席、后任美国财长的盖特纳就曾经向英格兰银行行长提出改进LIBOR利率机制的六项建议，核心就是加强美国银行对LIBOR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当时盖特纳的六项建议是：第一，改进和完善LIBOR计算和报价程序，防止银行故意错报。第二，强烈要求允许更多美国银行加入LIBOR定价机制。当时只有美洲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参与LIBOR定价。盖特纳建议增加华盛顿互惠银行、纽约银行、北方信托银行和State Street等四家美国银行加入LIBOR定价机制。第三，为美国货币市场专门增加一个新的LIBOR利率品种。第四，参与LIBOR定价的银行除了报告价格之外，还必须披露它们以此价格所进行的实际交易量。第五，减少LIBOR品种，只计算和报告最活跃和最有用的LIBOR品种，取消没有多大用途的LIBOR品种，譬如7个月和11个月的LIBOR利率。第六，尽可能消除银行操纵和误报LIBOR的动机，关键还是增加参与LIBOR定价的银行数量，尤其是要增加参与LIBOR定价的美国银行数量。

　　盖特纳的六点建议和伯南克的国会证词，暗含玄机，意义深远。美联储对于LIBOR利率机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心知肚明，却故意引而不发，它们在等待出手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对于英国银行家协会(BBA)和英国商业银行长期主导LIBOR利率机制，美联储一直不满，曾经多次强烈要求增加美国商业银行对LIBOR利率的定价权和话语权，英格兰银行却始终置之不理。英国银行业因为操纵丑闻威信扫地，LIBOR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遭到普遍怀疑，美联储立刻抓住机会，迅速倡议以新的基准利率来取代LIBOR。为争夺全球金融体系基准利率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美联储可算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

　　(选自作者新著《新资本论》第5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