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难道也会出现“产业空心化”?即便不会出现“产业空心化”，“世界工厂的辉煌”恐怕也难以再现。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可的《产业转移的日本经验：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认为，“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帮助其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重要手段。”然而，超级水网下的中国除了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发展外，还可向水网流域及其辐射区大西北的西部腹地发展，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还可“确保世界工厂的辉煌”。

　　“我们选取了1995到2016年之间的数据，评估国际产业转移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从图1可以清晰的看出，在这一期间，制造业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持续攀升。拥有海外生产基地的企业，海外生产比率已经升高到40%，而全制造业部门的海外生产比率也达到25%左右。但是，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剧烈冲击之外，国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实际GDP以略高于日本GDP增速的水平平稳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发展是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长期停滞，国内市场逐渐萎缩的情况下实现的。”由于大规模国内产业转移，“海外生产比率”仅为百分之十几，“全制造业部门的海外生产比率”更少。受惠于大规模国内产业转移及其倒逼，“制造业的实际GDP”将会高于GDP增速的水平快速增长。同样令人惊讶，这是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国际贸易持续恶化、国内增长持续放缓的环境下获得的。

　　“日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市场饱和，要素成本上升，没有规模效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要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冲击，积极的推动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去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的重要手段。把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转移到海外，也将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效率。”超级水网为大规模国内产业转移创造良好条件，“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不仅转移到海外，还转移到具备承接条件的水网流域及其辐射区大西北地区，既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也为经济转型提供强劲动力，从而大幅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效率”。

　　“主要制造业指标里唯一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是就业人口。从1995年到2016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从1364万人减少到1017万人。这一数字看似惊人，但是同期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则从1720万人一路下滑到1230万人。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约三分之一，并且还在逐年减少，可以断言，在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方面，日本的表现远远优于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的吸收了制造业的失业人口。比较同一时期日本和美国的失业率，除了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的1999-2001年的3年，日本的失业率远远低于美国，一直维持在3-5%的低水平。”“主要制造业指标”最为亮眼的就是“就业人口”。超级水网下的制造业就业人口非但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因为大多数中小企业在国内转移，经济增长非但不会放缓还将持续攀升。

　　“为什么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没有造成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开始全面对外转移的1980年代，产业升级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日本企业的品牌享誉全球，有足够的能力开展跨国经营。因此日本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跨国公司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大公司在日本的总部，强化了研发功能，保留了高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以及核心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而将附加价值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的生产基地。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2017年日本制造业仍有近6成的企业在国内保留有“母工厂”。这些工厂的主要功能是开展制造业前沿的研发活动，以及为海外工厂提供生产技术支持。”大部分国内产业转移，不会造成“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虽然“产业升级”步履缓慢。但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倒逼，促使转出地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既“强化研发功能”又“保留高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以及核心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其结果保证大部分企业留在国内，既可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还可“开展制造业前沿的研发活动”，为国内、外转移产业“提供生产技术支持”。既确保世界工厂的同时还将延展中高端产业链，从低端产业链的世界工厂迈向高、中、低端全产业链的超级世界工厂。

　　“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尾声。随着工资成本不断提升，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很多企业开始控制用工规模，日本9人以下制造业企业的数量，竟从1969年的47.5万家，增加至1983年的近60万家。相反，100人以上所有用工规模企业的数量在这一期间都有所下降，市场结构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抛出水网后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虽然“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工资成本”也在“不断提升”，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甚为良好，“100人”左右的制造业企业非但没有减少还会增加，不存在“市场结构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的市场变化。

　　“是产业转移给了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新的发展空间。日本制造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层层分包的金字塔型分工结构，大企业和中小供应商之间有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大企业在海外建厂的时候，常常带着中小供应商集体出海。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初期，带来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使得小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够迅速走上轨道。”大规模产业转移赋予“中小企业新的发展空间”。由于稳固的配套关系，“大企业在海外建厂的时候”，也将会 “带着中小供应商集体出海”。无论是海外转移企业还是国内转移企业都可“迅速走上轨道”。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综合商社在海外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贸易振兴机构负责搜集海外投资环境的基础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商务对接; 综合商社则在商业信息搜集，工业园区建设，投融资，采购原料，开拓销售渠道，风险管控等各个环节提供一站式服务，极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门槛。”类似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和综合商社在海外或者国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会发挥巨大作用。“贸易振兴机构和综合商社”将在“各个环节提供一站式服务”，极大降低中小企业国内外的“产业转移的门槛”。

　　“没有海外生产基地，并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多为高度专业化，在细分市场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以日本著名的中小企业集群东京大田区为例，该区早年有三菱重工，日立，佳能等大型企业设厂，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主要的机械加工基地。但是1980年代之后，因为大企业海外建厂，区内的企业逐渐失去订单。为谋求生路，很多小企业进入先进制造业，从大批量生产转型为承接高精尖的小批量加工业务。由于订单规模变小，用工成本极高，企业规模不断缩小，至2005年，大田区有4778家工厂，其中员工9人以下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8成以上。”没有产业转移的“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也是“多为高度专业化，在细分市场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但不会出现“因为大企业海外建厂，区内的企业逐渐失去订单”。为强壮发展，“很多小企业进入先进制造业”，“承接高精尖”的各种“批量加工业务”。虽然“用工成本”逐渐提高，但“企业规模”并未因此“不断缩小”，“没有产业转移的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更多的也是“高度专业化，在细分市场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

　　“但正是这些小工厂，小作坊，支撑起了自动化设备，精密仪器，半导体装置等日本制造的核心部门。笔者熟识的大田区一家有近70年历史的自动化设备工厂，从生产瓶盖，方便面的包装设备起家，利用在自动化设备领域积累的经验，成功转型到对技术和精度要求更高的药品包装设备，以及半导体设备制造业，近年来更一跃成为特斯拉电池的设备供应商。这种在传统行业里积累核心能力后向高科技行业成功转型的案例，在日本中小企业中十分普遍。”不同于日本制造，“支撑起自动化设备、精密仪器、半导体装置等的核心部门”，既有中小企业也有大型企业，由此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还可大量输出国外，国际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与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市场规模庞大。面对要素成本上升，贸易战升级等挑战，通过国内产业转移，开拓内需市场，很多企业也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就像东京大学丸川知雄教授指出的，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国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质优价廉的工业品，又把他们锁定在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分工之中。改变这一贸易结构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中国幅员辽阔，市场规模庞大”，“面对要素成本上升，贸易战升级等挑战，通过国内产业转移，开拓内需市场”，并不急于开拓国际市场，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然而，让我们警醒的是大规模国外产业转移之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会造成重大缺失或者面临无法弥补的缺憾：印度由于没有制造业其GDP难以比肩中国，美国由于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中低端制造业的不屑慷慨地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拱手相让，以至再想夺回昔日辉煌难于上青天。同样对于中国，如果将中低端制造业转出，也将会面临无法再度收回的尴尬窘境。问题是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西部由于没有承接到产业转移恐怕永远都赶不上正在高速行驶的“东方快车”。中国工业能力输往海外大势所趋，世界工厂光环也将随之褪色，但在输往海外的过程中改变西部荒芜境况、摘掉西部落后帽子、续写世界工厂辉煌岂不更好?因此这也是及时抛出水网的关键所在，既“避免产业空心化”，又确保“世界工厂的辉煌”，乃至迈向高、中、低端全产业链的“超级世界工厂”。

　　“上述日本的经验对我们讨论产业转移有多重启示。首先，要区分不同类型的转移模式，采取相应的对策。像华为，OPPO，VIVO，小米等手机品牌在印度等地建厂，是大企业为了开拓新兴市场的合理举措，应该全力支持。而单纯因降低成本，环保，缓解贸易战冲击等因素而进行的生产替代型转移，如果不能腾笼换鸟，让新兴产业弥补空白，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产业空心化。对于生产替代型转移，特别是对于在华的外企，要鼓励他们保留中高端产品生产线，或者建立区域总部，让新的海外生产基地与中国之间仍然保持联系。”“单纯因降低成本，环保，缓解贸易战冲击等因素而进行的生产替代型转移”既可转移到海外也可国内转移，因为水网流域及其辐射区内设有各种专业开发园区，所有园区均以某一产业为主，相关产业配套，延长上下产品链，形成有机循环系统，充分利用所使用的材料，打造低碳经济。园区内均需配置废料、污水、化工生成物等公共处理装置，由当地政府统一购置安装，并由专业部门负责运行管理，费用由排放厂家分摊。园区所在单位的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和重要矿产资源用量等指标均高于国家标准。中低端产业的转出地自然成为“腾笼换鸟”的最佳场所，而且转出的产业也可“以旧换新”，既可避免“导致产业空心化”，还可“让新兴产业弥补空白”。“对于生产替代型转移”，尤其是转移到国外的企业，促使“他们保留中高端产品生产线，或者建立区域总部，让新的海外生产基地与中国之间仍然保持联系。”

　　“日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市场饱和，要素成本上升，没有规模效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要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冲击，积极的推动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去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的重要手段。把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转移到海外，也将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效率。”在超级水网的网罗之下，不会马上出现“市场饱和，要素成本上升，没有规模效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结构”不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低端产业既向海外转移也向国内承接地转移，由于庞大潜在消费市场的全面爆发，不会出现“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冲击”，“积极地推动产业转移”，不是为了“缓解中小企业困境”，而是为了扩大市场，做大做强。所有这些良好趋势、大好局面，均源自无所不能的超级水网。

　　“归根到底，要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才是关键。来自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成长起来，将有效的整合全球价值链，建设海外基地，开拓国际市场，进而反哺国内，带动中小企业转型。而一大批高度专业化，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的出现，将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雄厚的加工配套资源，和更多的技术支持。中国要发展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必须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同时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为了“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及时抛出水网，保留更多的中低端产业，倒逼促进“产业升级”。“来自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加速成长壮大，“将有效的整合全球价值链”，既“建设海外基地”又建设国内基地，既“开拓国际市场”又满足国内市场，并带动中小企业加快转型。“而一大批高度专业化，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的出现，将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雄厚的加工配套资源，和更多的技术支持”。“中国要发展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必须尽早抛出水网，扩大消费市场，保留中小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加快经济转型，再续“世界工厂的辉煌”。

　　在超级水网的网罗之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绝不会出现“产业空心化”,囊括高、中、低端全产业链的“超级世界工厂”还将持续辉煌、驰骋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