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世昕 何林璘 杨海 兰天鸣

　　20多年来，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影响着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其“婚姻挤压”更多地挤向了边远、贫困地区，数千万“剩男”的婚恋难题正引发更严峻的社会问题。

　　腊月细碎的雪花化在了年味逐渐升腾的豫东韩朱岗村，邓孟兴家里格外热闹，大多是头发花白的父母领着腼腆的后生，话题只有一个：“他叔，俺儿子年纪不小了，你留意给寻个媳妇吧。”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10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绍对象的活儿没法干。

　　可老邓10多年来当媒人的名声还在，家里有男孩的还是会趁着年轻人打工回来过春节的机会，在腊月和正月里频繁出入老邓家，拜托他帮着解决终身大事。

　　“还有6个小妮儿。”老邓对村里谁家有适婚的女孩了如指掌，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姑娘，很难看得上村里那40多个未婚男青年，“还有条件更好的小伙儿从外村找来呢”。

　　大龄剩男密集出现

　　相亲成为春节主旋律的远不止河南的韩朱岗村。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夫妇提起3个儿子的婚事也是长吁短叹。

　　王飞龙自己有3兄弟，这3兄弟又分别有3个儿子，9个男孩都到了适婚年龄。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近四五年来春节前后的主题就一个，拜托能找到的一切社会关系，安排一场又一场的相亲。

　　每年还不到腊月，王家的几个妯娌就开始四处奔走，张罗相亲的事，但能安排相亲的女孩实在太少，大多数时候，男孩们只能在网吧里无聊地度过。9个男孩的相亲波折几乎让这个家族每年春节都被愁云笼罩，大一点的那几个孩子已经奔着30岁去了，按农村的习俗，过了30岁还没娶上媳妇，打光棍几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媒婆生意难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龄剩男密集出现，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每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都会要求研究人员写篇回乡记。在这些乡村笔记中，几乎所有学者都把经济拮据列为农村剩男失婚的最根本成因。博士生刘锐曾讲述过一个辛酸的过年故事。

　　2014年春节，刘锐的同乡、37岁的邓长清没有回家过年。邓的母亲曾生过几场大病，家里没能积攒下多少积蓄，因此小邓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轻挣点娶媳妇的钱。然而由于学历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几年下来，仍然没能脱贫。父母也曾找人介绍，但媒人看到小邓的家境，都摇头不愿接单。

　　不知不觉人到30，小邓逐渐感受到单身的压力。最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单身，年终回家不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邻居也会指指点点，父母每谈及此事就长叹。有一年，全家吃完团年饭，母亲借着酒兴提及此事，说着说着竟落下泪来。小邓对家里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给家里打电话，决定不回来了。他说，现在找到一位带着两个小孩、即将离异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后人少时带着媳妇回家。放下电话，母亲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愁云笼罩了整个新年。

　　争夺新娘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该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来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过春节时，魏程琳意外地发现，18岁的堂弟阿坤已经订完婚，阿坤的父亲海叔正在实施下个计划，给16岁的小儿子张罗相亲。

　　海叔掰着指头给魏程琳比画，现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处于相亲阶段的男孩子有10个，女孩却只有4个，你不抢，别人就下手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都22岁了，还没找着对象，家里人为这事都快急死了”。

　　由于女性资源稀缺，争夺新娘的范围被扩大。“现在农村离婚妇女也很抢手。过去农村离婚女性大多被嫌弃，但现在也成了被争夺的对象。”

　　律师姬如松老家也在豫东农村，他告诉记者，村里去年离婚了12对，女的很快全都被抢走又结婚了，男方则只有3个再婚，其余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12个人里有个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师的说法得到了媒人邓孟兴的证实。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妇女都很枪手，“带着拖油瓶也没关系，因为彩礼要得少，越是离婚的，找过来说媒的越多。”老邓说：“我们这儿，离过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给媒人的礼钱都要多些。”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的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姬如松告诉记者：“身体残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门槛，只要是女的，怎么样的都能给说到婆家。”

　　一个笑两个哭

　　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3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3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说，同村20岁的阿亮就更惨了，他家里4个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没有媒人愿意上门。他奶奶说，人家女方家庭一听是兄弟4个，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魏程琳感慨说，也就这十来年工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 “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饥不守道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邓孟兴说，春节前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门口能同时停着四五辆车，车里满满地坐着四五位后生，都排着队，等着和女孩见面。

　　姑娘每天的时段已经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来，就坐在家里等着不同的媒婆按着时间段带着他们手里的男孩上门来。遇到姑娘觉得条件不错、顺眼的男孩，她会多聊几句，留个QQ号，加个微信。看不上的，冷场几分钟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离开。

　　邓孟兴说，往往是他领着的这几个男孩还没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催促，该人家的时间了。

　　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男孩并不新鲜。邓孟兴印象中，有一个女孩一个春节就见了100多个男孩。

　　“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总算百里挑一定下一个。可没想到，不多久，两人就吹了。来年的春节，大家听说这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这一回，又见了90多人。”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生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每人收费5000元。”

　　在皖南一个村庄，记者听说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贫穷，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眼看按常规结婚无望，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以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