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益细密严苛的专业与职业分野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在民国，美术界的藩篱并没有那么高耸，一大批作家、诗人、学者可以轻松闯入美术领域，或舞笔 弄墨，或“指手画脚”，同样有光彩照人的作为，个别人的风头甚至大多行内人难以相提并论。比如鲁迅、郭沫若、沈从文、老舍、徐志摩、闻一多、张爱玲、林语 堂、叶圣陶……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几近覆盖整个民国的文学星空。

　　再将视野放及古代，诗文与书画不分家的混沌格局，更是文化的常态。苏轼诗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郭熙则总结：“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与画 本就是声气相通、彼此呼应，在专业壁垒森严的当下，却成了大大的问题。于是，作家只管写自己的书，画家只管画自己的画，不必去管窗外事。”

　　不少先贤热衷于为自己所擅之艺事排座次，比如，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齐白石则认为自己“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这 种稍带戏谑与风趣的文艺景观，业已罕见。试问：时下的美术家们该怎样为自己的文艺特长与兴趣排一个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