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风波不断，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建立于国有企业基础上的治理结构的弊端。公司的治理结构风险是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风险所在。有必要从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的角度，来深层次审视我国银行业的变革。

　　金融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弊病。首先表现为国有金融机构普遍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造成个人权力过大，内部人控制严重，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肥沃土壤。其次，激励机制不足、监督不够，也是刺激腐败滋生的因素。再次，管理不规范尤其是内部审计机制的不健全，也为腐败大开便利之门。内部审计是企业中很重要的环节，它不仅应监控公司财务等重大经济管理事项，还该覆盖全面的程序控制。但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缺乏稳健、完善的内部审计机制，造成内部审计流于形式，很难真正起到监控的作用。

　　最后，还有外部监管不力和不到位的问题以及外部干预严重的问题等。总体来讲，我国的银行由于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干扰，短期内可能不容易做到完全依照商业行为准则运营，这是我国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业问题频出的一个影响因素。

　　似乎所有国有工业企业的病都不难在国有银行身上找到。所不同的是，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得早，放开得也早，因此，有些企业早已经在竞争的环境中医好了病，并展现出新的市场活力。而国有银行改革的步子迈得似乎既慢又小，开放的步伐更是姗姗来迟。

　　那么，国有银行也要通过改革和竞争来医病吗?可是这么一来，面对上市的压力，许多历史问题的“马桶盖”就会揭开。

　　也许我国一些成功的工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为金融国有企业的变革提供一些借鉴之处。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笔者概括为“新国企”的现象。“新国企”和改革开放前的国企不同，和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也不太相同，它们是通过转型基本走向成功的一代新国企。

　　它们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或者拿掉了以往的包袱;二是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三是管理规范、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四是效率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站住脚，甚至在国际上都很有竞争力。像中兴通讯、中国集装箱集团、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华侨城集团、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等，就是这样的“新国企”。

　　在笔者看来，我国银行业的惟一前途，就是致力于成为“新国企”。一者，我国的银行业由于资本巨大以及地位重要，不太可能走私有化的道路;二者，也不可能全部卖给外资，哪有一个国家的金融都被外国人控制的?因此，惟一的选择就是向“新国企”的方向改革。如果国有商业银行能够成为治理结构完善、管理规范、内审制度严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国有银行”，就很有希望了。而要在今后开放压力非常紧迫的时期实现这一目标，国有商业银行需要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包括进行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完善管理，加强内外部监督以及落实巴塞尔协议等等。

　　表面上看，这些好像束缚了银行高管的手脚，其实是保护了我们的一大批干部：使得他们在手握大权的同时，坦然面对诱惑和陷阱。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国有银行可望由此“杀”出一条血路，脱胎换骨，至少先赢得未来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