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杰是那些年龄在70岁以上，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30岁时的理想是在一个有实力的公司中得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崇拜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领导能力的养成阶段在1945——1954年之间。保持领导角色的怪杰有着一种决定性的重要品质——赤子态(Neoteny)。赤子态远比保持年轻的容貌这一层次含义要深远得多，虽然那也常常是其中的一部分。赤子态是指常常和年轻联系在一起的美好品质的保持：好奇、活泼有趣、热诚、无所畏惧、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不像那些被时间和岁月所击垮的人，怪杰们开放，愿意承担风险，对知识和经验如饥似渴，勇于向前，期盼明天。

　　极客与怪杰相比有三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有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期望能“改变世界”及“创造历史”;而怪杰却只想到“维持生计”。其次，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更强调在他们的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求得平衡。第三，极客与怪杰相比，相对不会崇拜英雄楷模，也不以英雄人物作为成功领导者的象征。这两代领导人之间区别最大之处，就是极客们对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追求和坚持，这一条把两代截然分开。

　　但极客和怪杰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个人品质，如适应能力、凝聚共识、独特的声音和对理念的执着。并且，两代领导人都有过至少一次强烈的、脱胎换骨式的经历，那种经历可以叫做“熔炉”(Crucible)。熔炉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考验。它又是一种关键时刻，能够激发你的才能，迫使你在两难中选择，也让人能够更关注。它让人能够深入地了解自我。这样的经历也许会使人一蹶不振。但对那些还没有崭露头角的人，可以从中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和目标，准备迎接挑战，创造未来。不管这样的磨练是否恐惧难捱，每个人都把它作为人生的转折点，能够从此走上企盼已久，或者命中注定的路。

　　本尼斯对组织理论有很大的贡献。他对非常盛行的层级式组织即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其优缺点也进行了总结。环境的变化以及科技等一些动态因素，都使得以往的官僚制体系组织陷入严重的问题之中。官僚制体系是在相对确定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时候环境是稳定和可预见的。现在的环境却经常处于变动状态，各种力量之间的因果机制变化无常，一切都无法预期。环境的变化给官僚制带来的问题是不可逾越的，预示着官僚制组织的最终崩溃。本尼斯对组织变革的趋势在上世纪60年代就进行了大胆的预测，如授权、扁平化等的发展已被事实证明。官僚制虽不会马上消失，但其变革的趋势不会改变。

　　其次，本尼斯对领导理论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领导的本质，领导行为的特征，领导团体的信任关系，影响领导行为的影响因素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得出了许多科学结论。他认为领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领导行为不是天生的，可以后天获得。也就是说，领导不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有内在的规律，通过正式的教育也能引发与诱导。本尼斯关于领导本质的语言至今发人深省，如“只有当浪潮消退时，你才可以看到谁在赤裸着身体游泳”，“一个不断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其天才之处在于能感知环境的变化”，“伟大的领导者都是伟大的学习者”，“产生信任是领导者的重要特质，领导者必须正确地传达他们所关心的事物，他们必须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

　　本尼斯教授最早著作的源头是他早期对组织活力的研究。他对上升到领导地位的人以及他们如何从普通员工和经理当中脱颖而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又导致了他对领导问题本身的思考，进而将其定义为“提出令人信服的设想，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而且使之持续下去的能力”。要取得成功，一名领导必须不仅能够为组织提出一种设想，而且还能就这种设想与员工有效地进行沟通。而这又需要“自我管理”，即了解自身的技巧与能力，以了解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宣传这一设想。

　　一位领导人需要有培养并维持信任的能力，而信任是“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要培养信任感，领导人必须表里如一，令人信服。他们应该从正面进行领导，要被大家认为愿意接受挑战和勇于承担风险。本尼斯认为，杰出的领导人有三个共同特点：雄心、能力、诚实。所有这三点都必不可少，而诚实尤其重要。没有诚实，雄心和能力最终将把领导人本身和组织引入危险之中。

　　“领导科学”在中国是颇受争议的学科，但对领导人才的重视和领导规律的探索从未停止。就像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一样，领导也应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对艺术性的东西需要挖掘，基于艺术挖掘基础上的领导科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合传统稳定与秩序环境下的控制与激励等领导艺术，可能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却很难行得通。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信息化手段的改善等都对传统领导科学与艺术提出了挑战，必须根据环境的内外部条件进行不断创新。

　　本尼斯强调“严峻的考验”是成功领导人的前提，而“最糟糕的莫过于成功过早，因为它失去了在逆境和困境中学习的机会。”这样的熔炉既可能是艰难环境的挑战，也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本尼斯把怪杰们所处的时代称作“受限的时代”，而把极客们所处的时代称作“选择的时代”。可以看到，对于目前的中国市场环境而言，就是这样的选择时代。

　　中国和美国的年轻一代领导者几乎同时进入了本尼斯所说的领导的“熔炉”——不是公司失败，而是对远景的认知被颠覆。他们都受比尔·盖茨等奇才们成功的诱惑，都看到斯蒂夫·乔布斯把车库里的兴趣爱好发展成苹果电脑公司，几乎同时看到杨志远、贝佐斯和他们公司的兴起，第一次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新浪、搜狐等新兴公司发展的历程。

　　中国正在成长的这一代领导者在表面上可能很接近本尼斯早年的描述：“他们或是左脑发达，或是右脑发达;高矮不齐，胖瘦不一;或伶牙俐齿或笨嘴拙舌;或过分自信或缩手缩脚;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或蓬头垢面、失魂落魄;或相信群众或推行独裁。” 但在本质上，他们又和美国现在的年轻一代领导者非常相似，“理想远大，也更急于实现他们的志向。”

　　但也注意选择机会过多所产生的迷惘和障碍。本尼斯甚至说，这一代人几乎“在无数的可能性中窒息”，他指的显然不限于商业方面。英雄与偶像都是昙花一现，“伟人已死，组织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联合体式的东西，而不是某个个人拉长了的身影。”

　　其实我们同时生活在“受限的时代”与“选择的时代”。经常会发现遍地是黄金式的机会，但你真正准备实施时，却可能到处是红灯，常常遇到堵车，还可能遇到根本无法通过的障碍。跨国公司和国外资本似乎已占领所有的高利润、高成长市场，似乎中国的企业难以突围。其实，坚持极客和怪杰所共有的个人品质，如适应能力、凝聚共识、独特的声音与操守等，就会发现更多的市场，每个领域都可能是等待开拓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