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崇尚儒家思想，在他那从徐水县一片荒地上崛起的大午集团，执着地圆着他的“大同”梦想;

　　孙大午秉持着一种迥异于大多数人、与教科书格格不入、甚至有悖于“常理”的企业经营理念。

　　我们关注孙大午，并不是因为他在2003年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的主角，而在于在孙大午的身上，体现着极其强烈的个性色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孙大午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位特立独行的企业家，具有很强的标本意义和思考价值。

　　记者：国内有不少企业都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至于吸收儒家思想来管理企业的就更多了。但如此重视、钟情于儒家管理思想，恐怕就非大午集团莫属了。

　　孙大午：我们的企业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内)治厂思想：即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不是所谓的传统儒家文化。许多儒家文化是变形的，并非原本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大午集团提倡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这是非常关键的，其核心就是：己所不施，勿施于人;己欲立，先立人;己欲达，先达人，即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大午集团的治厂思想有三个：一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二是现代法制思想，它主要体现了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企业内部，更多地则体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企业来说，制度应该是道德的底线;三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它体现在私营企业不姓私。要知道，私企只是生产经营的一种方式，它是私的积累，公的发展，不求其属于谁，而求其生产的东西，或者说创造的财富到底归谁所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企业上下都要求干部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不做致富型、生活型的人，要做事业型的人。提倡领导干部敢担当责任，谁负责谁就是老板;教育员工真正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劳动、是知识、是奉献，而非拥有多少多少财富。二是(对外)的经营指导思想，即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赢利仅为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将其放在第一位。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讲，不能仅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其好与坏。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大午集团用18年经营起来的17家厂子，没有一家出现过亏损。

　　记者：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指导思想，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阻碍?

　　孙大午：大午集团的每一步发展靠的都是人，一批善良的人。大午特殊的文化氛围是在相互受感染中逐步形成的。在大午集团，人人的行为都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痕迹。讲仁、讲义、讲良心，是大午人一贯恪守的行为方式。所以说，尊儒、兴儒、倡儒在大午人的思想灌输方面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障碍。

　　记者：大午集团作为一家现代的民营企业，这决定了你们在借鉴儒家文化资源的同时，还必须贯彻现代企业管理的精神。大午集团又是如何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管理的呢?

　　孙大午：就企业资本运营来讲，我是基本上没怎么搞，因为我们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农村信贷几乎不可能，我就是拿上百万的定期存款单过去也很难贷到款!大午的集团化运作，主要还是产业延长，以及相关产业的扩大，基本上走“熟行拓展，生行不入”之路。

　　记者：儒家文化非常重视诚、信，并把它作为个人修养、立身和治理天下的根本。企业的信誉、形象也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午集团怎样把二者进行有机结合的呢?

　　孙大午：我举个例子： 一次，一养鸡专业户带着病鸡、死鸡找到我们企业，说是在我们这里买的小鸡，配的饲料，采用的是我们提供的养鸡方法，但却造成了2/3肉鸡的病死，要求我们退赔，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在得知此事后，我当即决定，补还其所有损失，并重新提供其小鸡、饲料，以及免费的跟踪义务培训。此事赢得了一片好评。这也正说明了我们企业不仅仅是在卖产品，同时“卖”的还有企业信誉、牌子。

　　记者：儒家文化是一种家天下的东西、即把管理家庭的模式和经验推广到了企业治理上，重视伦理、人情和血缘关系，虽有调动人积极性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其巨大的负面效应，诸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等，那么如何趋利避害呢?

　　孙大午：儒家思想是由“家”开始，推己及人。至于说家族式管理，我个人认为其并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有那么多家族制大企业都一样经营得很好。就我们企业来讲，至少目前还没有感觉到其所谓的弊端。我认为，真正的家族企业如果利用好的话，还是会促进发展的，当然，这就要对企业领导人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的家族制企业弊端，实际上是混淆了原本家族式企业的概念。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企业就是他们家的，而不是企业为公这么一个追求。而在大午集团，一切为公，有任何问题，都要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群策群力，谁对就听谁的。这个企业决不属于某个人所有。

　　记者：我认为，“儒商”的落脚点还是商，二者应该是体用的关系，“敬儒”只是一种手段，在商言商。请问，你是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孙大午：我认为，做企业和经商是两个概念，经商就是赢利。而企业是生产经营+创造+开发的集合，企业本身是社会的，它是由一种企业精神的支持，在创造思想，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现代社会中，先进的思想、文化都赋予了今天的企业，而企业家本身就应该是思想家，政治家，这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不会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企业家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家，他只能算是一个商人。企业生产的产品走向市场后，它实际上已被赋予了企业的人品、文化。经商可能会马上见到效益;但经营一家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那就完全不同了。一个企业能否做得长久，关键看这一企业有无内部凝聚力，也即企业员工对你的信念有无认同感。我曾在企业中层干部中间掀起学习《论语》活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即小人讲勾结，不讲团结;君子反之。人为利而勾结，而人为志向而相互团结。前者是不会长久的，而后者则是不可能分裂的。大午企业上、中、下管理层都在灌输着这一思想，有了这样的信念认同感，员工间是非常团结的，他们认为这里有一个幸福、祥和的工作环境和氛围。

　　记者：儒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化，它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出现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如今不但已时过境迁，而且我国还经历过多次的反对儒家的文化运动。从其功能和人们对传统的态度方面看，儒家文化都有衰弱的趋势。应该说，目前，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经营模式在大午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管理方式是你的提倡、大午集团的地理位置和河北独特的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相对于我国千差万别的企业发展水平，你认为这种管理模式的示范性是限于一定的地区，还是具有面向全国分层次推广的意义?

　　孙大午：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推广价值的。毕竟，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劳动人民两千年的智慧结晶。通俗地讲，就是仁义买卖，重人情。就我们企业来讲，那就是讲仁、讲义、讲良心，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诚信。

　　今天的兴儒，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结合民间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如今提炼出来的，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一种“大同”思想。在当今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呼唤传统儒家思想的回归，呼唤民族精神的回归。儒家思想并非孔子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对人们思想行为的一种总结，应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2003年12月，本刊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的大午集团，再次见到了孙大午。几个月来经历了一系列变故的孙大午看起来显得有些疲惫的样子，但是交谈间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数月前那个个性飞扬的孙大午。

　　“企业家还是一个弱势群体”

　　记者：你一直坚持一种非常独特的企业经营理念和做人理念，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吃了不少的苦头。现在你是不是要重新进行一下思考：作为一名企业家，如何在寻求自我人格完善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份和谐，达到一种平衡，从而使得企业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顺利发展。

　　孙大午：社会潜规则的盛行导致了一种逆向淘汰机制。我原来一直认为自己走的是一条人间正道，不走红道，也不走黑道，比如胡雪岩那个商人走的就是一条官商勾结的道路;黑道就是搞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财害人。这两条道都不是正道。而我搞企业，经营谋利，谋的是阳光下的财富，是直中取，而不搞曲中求。这条道应该是条正道。但是我发掘的这条道走得却是异常的艰难，是可彰而不可学的。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件事值得炫耀，可以表彰，但并不鼓励大家都来这样做。这跟企业大环境有关系。说到大环境，我认为，企业家在目前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还是一个弱势群体，也有人说是一个边缘群体。

　　“我们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理念绝不能变。”

　　记者：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人劝你改变一下做事风格，多一些变通?

　　孙大午：当然有。有一些熟悉的企业家、同行，也包括家里人每天都在劝。

　　记者：你认为他们劝得有道理吗?

　　孙大午：有道理。我要是为我个人，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我不是不懂。我在政府单位做过十年官，对社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潜规则，我是一清二楚。问题是我办企业的目的是什么?若仅仅是为了我个人富裕，我就不这么干。这当中存在一个个人追求及价值取向问题。

　　记者：你既然是在办企业，按说就应遵循企业运营的一些基本规律。即设法追求资本的增值及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企业要生存、要发展，是脱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尽管它还不很完善)，企业家就是要设法营造一种适宜企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对外部来讲，就是要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公共关系，但好像你不这样看。

　　孙大午：大午集团自1992年起，就有了自己的经营指导思想，即：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不以赢利为目的”这句话，究竟该怎么理解?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政府官员都指出应将“不”字去掉，而改成“以赢利为目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打个比方，就像人要吃饭一样，但吃饭不是目的，吃饭仅仅是为了要生存，为了有精力来干其它的事情。那么企业赚钱是为了要发展，是为了这个社会，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赢利。大邱庄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导致的失败恰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企业绝不能仅以赢利为目的，否则，企业是做不长的，包括我们河北当地的一些企业，经营超过十年的就很少。而我们大午集团走到今天已经有十九个年头了。这一段时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对大午集团来讲可以说是灭顶之灾，董事长、总经理、财务处长等20多位领导同时被扣押六个月，但就是在企业领导人离位、帐目混乱的艰难情况之下，我们的企业还是走过来了，尽管在人员方面有些流失，但企业毕竟算是挺住了。

　　记者：关于企业的使命、企业生存的意义等话题，我们也讨论过许多。但仅就你的做事风格来看，是不是有点与企业家的角色有些冲突?换句话说，就是在目前的环境下，不允许你这么做。在你经营企业过程中经历的一些挫折，是不是也从现实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

　　孙大午：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们企业的中层领导干部在一起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一致认为，我们的理念绝不能变。关于“不以赢利为目的”这一点，也可以这么理解，即大企业是为了做人，也就是对社会负责;小企业是为了挣钱。短期内是为了挣钱，长期还是为了做人。而大午集团走的是一条人心之路，是通天之路。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一直认为，以前我们做过的每一件好事都没有白做。

　　“决不向社会潜规则妥协”

　　记者：如果孙总能稍微改变一下做事方式，尝试过走柔性一些的中间之道?是不是可以少经历一些挫折?

　　孙大午：当然，苟且偷生的企业也不少，但从我这里看，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企业可以苟且一时，但那条潜规则是填不满的。

　　记者：你所说的“填不满”，在我理解指的是企业经营中的社会成本，目前看来，这一成本是比较高的。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是将其作为一种必要的经营成本来对待的，你怎样看?

　　孙大午：如果说是经商，您这种思维是可以的，而我是在办企业。我讲过，办企业和经商是两码事。办企业侧重于育人，侧重于对社会负责。企业家精神就在于他忧国忧民。我心目中的企业家首先是能够带出一支队伍来，而不是看其挣钱挣多少。

　　记者：通常说，产品在面向顾客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一定的生产这种产品过程中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大午集团的产品中包含不包含这些成本?

　　孙大午：我们的产品中绝对不包括这部分成本。你应看到的是，为了迎合社会潜规则，整个民族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

　　记者：但在我看来，在你的产品中这部分成本不一定就比别人低。如果是为寻求企业的社会成本最低化，你选择的未必是一个好的做法。就拿你跟当地税务局打官司这件事来说，本来用20万元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你打这个官司，结果却付出了100万元，这还不包括那些为此付出的精力以及一些后续的无形成本。

　　孙大午：不能这么看。至于说跟税务局打官司，单从这件事情本身来看，成本是上去了。但是自那时起五年以来的总体成本还是下降了，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不后悔。

　　“企业家精神就在于你能不能带出一支对社会负责任的队伍来。”

　　记者：但是许多你所谓的“商人”在其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比如现实中就有许多商人资助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例子。另外，让自己的企业去创造社会财富本身难道不是为社会的一种贡献吗?

　　孙大午：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商人捐款并不是企业家精神，而仅是一种善行。企业家精神就在于你能不能带出一支对社会负责任的队伍来。创造财富也要讲究一个手段问题。在损害别人利益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财富绝对不是企业家精神。

　　记者：以损害别人利益来创造财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是赚钱不一定非要与损害他人利益挂起钩来。为了企业能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支付必要的成本(尽管有些不那么合理)，与社会现实达成一种妥协共存，是不是一个既无伤于道德又更为理性的选择?

　　孙大午：你说的这个，我们也探讨过，但我总觉得这一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不大。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他要面对三种人：一是你的工人;二是你的顾客;三是你的政府官员。就是说一方面，你不能随意压低、克扣工人的工资，工人的福利待遇不能少，这是最起码要保障的;第二，你要保证产品质量，也就是说，既要对内，也要对外(顾客)负责。第三，需要取得合法利润，而非暴利。那么，你究竟是以什么去迎合社会的那些成本呢?是拿出你的合法利润?还是压低工人工资?还是说降低产品质量?这个道理很简单，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损害到顾客的利益;要么就是要扣压工资，侵害工人的利益。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敲诈行为，是一种盗窃社会行为。

　　“国内有好多管理学方面的东西都是垃圾，而国外的东西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记者：从我们看到的关于你的一些资料，你个人似乎对于哲学、法律、中文更加偏爱，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感觉好像对于经济、管理类方面的东西淡漠一些，你这是出于个人兴趣呢，还是跟其它因素有关?

　　孙大午：只能这么说：咱们国内有好多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垃圾，而国外的许多管理类书籍虽是经营智慧的结晶，但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越看那些书，越坚定我的一些想法。我买过许多录像带、书来看，包括我们企业领导班子都在一起商讨过，认为我们企业所走的这条路正是西方企业走的路。可以说，我们的管理模式及经营理念同西方企业所遵循的是如出一辙。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规律的认识，国内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甚至还是一片空白。所以有一些持极端观点的教授就提出，在企业管理模式、体系的建立方面必须要移植西方企业的成果，所以现在介绍国外企业管理模式、管理体系方面的书籍、培训课程也非常多，你觉得，这种学习是不是有必要的?

　　孙大午：没有必要。我学了很多这些东西，越学越坚定了我的看法。你所说的他们那个企业运行规律，它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完备的情况下，法治社会完善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的。比方说李嘉诚来到我这个地方，他未必能做到我这个样子;相反，要是我在香港那么一个环境下，做的不一定比他差。假如我要是能贷到款，有了1个亿的贷款，我完全可以再筹建起1个企业，而有了这家企业，我还可以贷到1个亿的款项，那么大午集团会是个什么样子?而我今天的资金完全是靠当初我们攒鸡蛋的钱一点一点凑起来的，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如果不这么做，就必须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去通融，而除了这两条路，你别无选择。而我之所以向老百姓借钱，是想再闯出一条路来，这是已经退到无可再退的路了。假如我们要是能够发行企业债券，能够上市呢?我看还是就此打住吧，我们是不可能上市的，发行企业债券就更甭去想了。我们有良好的信誉，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自己来募集1个亿的资金，是绝对没问题的。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那还谈什么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记者：就是说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比如说财务管理、资本运营等方面若是没有办法学的话，那么，在其它方面，比如说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结构的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您是完全靠自己摸索出来呢，还是学习，并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

　　孙大午：我是既有学习，也有实践。比如说“不以赢利为目的”这么一个指导思想，国外企业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包括他们的员工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提倡谁当家，谁就是老板，这一点都不错。我认为企业家就应以道德为基础，人心至上，所创造的财富也应该是阳光下的财富，这才是我所尊重的。

　　“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品的竞争，是道德的竞争。我们所做的好事都没有白做，都得到了好报。”

　　记者：去年《企业管理》杂志曾经刊登过一个美国威赛瑞尔公司的案例，这家公司的老板主张，“正当行为将产生正确的结果，不当行为将产生错误的结果。” 利润则是“正当行为的副产品。”企业的持续成功依赖于正当行为的承诺和绝对忠诚准则，他创建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证实他的这一理念。由于公司创建的动机异乎寻常，他们在经营中的一些做法也常令人无法理解，比如，如果有客户到他们那里购买零配件而他们的产品价格比对手高，或者他们没有这种产品而对手有，他们都会如实告诉顾客。然而，由于公司对待顾客、员工乃至竞争对手的高度伦理的行为，受到了利益诸方的广泛尊重，业务也蒸蒸日上，取得了非常好的业务收入和利润。这个案例给我很深的印象，也很令人震惊。你认为在国内的市场环境下，这种道德第一，利润第二的尝试会不会行得通?

　　孙大午：行得通。我赞同这种做法，大午集团正是这样做的。从短期效益来看，可能是吃了点儿亏，我认为我们的后劲儿还是很大的，我的无形资产比现有的有形资产要大得多。举个例子，在我们建厂之初，有一个山东的客户用10万元订购了我们一批鸡笼子，而在发货期间，恰逢钢材降价，于是我们就将由降价带来的利益给客户退了回去，按道理，我本可以不这么做，因为合同都已经签了，包括我弟弟对此事都很不理解，但我所追求的是正当利润。

　　记者：你这样做之后，这个客户是不是给你带来什么直接的收益呢?

　　孙大午：这个事情我没去亲自追问过，此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我所体会到的是，我们企业肯定能够通过这些事情而受益。比如我们附近的老百姓到我这里存玉米，玉米拉过来，就当场过称，并给出价格，因为这玉米他不会马上就又取走，这样一来，也帮了企业一个大忙，就是支持了我们生产原料的供应，生产链条不会断了;同时，对老百姓也合适，当他愿意跟我们结算时，如果玉米的市场价上涨了，那我们就按新的市场价结算支付，若是市场价格下降了，我们则还按照存放时给的定价结算。这样一来，老百姓都很愿意到我们这里存放玉米。当然，企业也不会亏本的，因为玉米价涨了，我们所生产的饲料价格也能相应上涨，这应该讲是互惠互利的。我们的信誉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我总觉得，人心之路是通天之路。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还是道德经济，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品的竞争，是道德的竞争。就我们大午集团来讲，我们所做的好事都没有白做，都得到了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