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茗南山，挑灯看剑，回首五千年沧桑，魂幽幽萦沙场。忆昔颠峰对决，汉唐雄风，尧舜六亿，意气鹰扬;见惯勃兴忽亡，折戟沉沙，细细磨洗，凝神端详。如烟多少事，理毋乱，静思量，烛幽探微，释心中块垒，话古今治理之得失，权中洋管理之利弊，丛林荆棘间觅蹊径，大道多歧兮无极之殇!……

　　司马懿的御将之术

　　人常说：众怒难犯，众口难调，法不责众。这实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非制度化事件管理问题。

　　三国时，曹魏明帝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兵出斜谷，魏明帝命司马懿率军抵御。蜀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知己知彼，坚壁不战。两军夹渭水对峙，诸葛亮遂心生一计，招摇过市送给司马懿“妇人之饰”，那意思用今天大白话说出来：“是条汉子就出来单挑，别像个娘们似的龟缩在里面。” 够损的啦!这下魏军可炸了营，众将不堪侮辱，都觉得司马懿惧怕诸葛亮，刹时群情汹忿，纷纷要求决战。这时司马懿也似乎被气昏了头，忘记了既定的坚壁方略，大怒，立即上表朝廷请战。

　　姜维高兴地说：“这下司马懿真扛不住了，中了丞相的招了!”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知道司马懿并没有上当，对姜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须千里迢迢请战呢?司马懿本无战意，这只是他的御将之术罢了。”

　　作为三军统帅，军法制度森严，按照流行的“制度化理论”，司马懿需要做的事情简单得很——擅自出战者斩，军法从事就是了。但事实是群情汹汹，难以遏止，一旦做出有违节制的事情来，小则损兵折将，大则有碍抗蜀大计。

　　他洞悉诸葛亮精心策划的这个阴招!故顺乎众情佯装大怒，然后徐图假王命以制御诸将士。魏明帝心有灵犀，果然派大臣阵前监军，严令“不准司马懿出战”。经过一番行云流水闪转腾挪，众将也慢慢明白过来，一场危机遂化于无形，显现出司马懿高深莫测的管理智略。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诸葛亮与司马懿高手过招，皆能杀敌于无形，每掩卷沉思，亦不免惊心动魄!搬词弄句的马谡辈，怎能晓悟其中的玄机哉!

　　常见到外方一些洋主管生硬地处理问题，与工人发生纠纷冲突的报道。前不久深圳就有一个意大利的家具厂，起因不过一点小事，最后大打出手，闹得全厂停工停产，劳资反目，满城风雨。与司马懿的处事方式比较起来，高下立见!

　　不朽的方圆哲学

　　中式管理历几千年血与火磨铸，其精髓内蕴，追求的境界是“道、法、势、术”四维融会。操作精华集中凝集在“摄”、“御”、“方”、“圆”四字上。

　　“摄”——“纳礼于仁”、“摄礼归义”，有调教、疏导、吸纳、调理、治理、控制等诸多圆润微妙深旨。时下的管理生硬粗暴之弊，皆因悖之而生。

　　“御”——古代所谓君御臣之术，帅御将卒之术，官御民之术，与今天 “管理”一词接近。韩信善御兵，百万雄师攻无不克;刘邦善御将，天下英雄为其所用。欣赏一下那些策马如飞的“善御者”，就知道他们与马厩里的管理者不是一回事。“御”不是贬义词，英文“management”习惯上译为“管理”，但总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不如译为“摄御”更为内蕴深刻精到。缺乏学贯中西的文化根基，中洋语序夹杂语焉不详，不知所云的“高深”现象太普遍了。

　　“方圆”是制度原则与管理艺术辩证关系的抽象哲学符号。方者，规范制度之谓也，旨在正大透明;圆者，术之谓也，是运用“道、法、势”的艺术，减少组织运行阻力和磨擦的润滑剂，使结构化的组织显现出人性之光，变化无穷。方圆者，正奇之谓也，正奇之变不竭如江河，外圆内方，圆行而方止，行乎圆而不逾方之矩，止于方而不碍圆之行。管理不是冷冰冰的、无人性的，真谛在于制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纪律和人性的完美结合。

　　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无不对术有较高造诣，而形成系统理论则仅有两人：一个是世界公认的“兵圣” 孙子，著有兵法十三篇。美日战略家福斯特及三好修等不得不承认：“不战而屈人之兵”触及了现代核战争的实质。其实外国人只知道孙子兵法是谋略术的极致，却不知更是谋略与军队管理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另一个是鬼谷子，著有阖捭术、抵隙术、揣摩术、忤合术、飞箝术、阴符等千古不朽的经典十五篇。认为圣贤用之，“达人心之理，穷阴阳刚柔权谋之变，和诸侯聚导万姓，兴邦利民”。诸葛亮历来被视为智慧高尚合一的化身，后人追念他是“一对酬三顾，两表足千秋”。张飞之勇、关羽之义、赵云之慎，甚至魏延之难羁不贞，皆人尽其才，“优劣得所”。故意派关羽守华容道，结果关羽因重义气释曹操，然后又是看在刘备说情份上，又是使关羽“深荷军师法外开恩”，赚了一大圈子人情，巧绘三分天下神来之伏笔。借荆州不还，还要三气周瑜直到将其气死，竟亲至灵前祭奠：“哀哉痛哉，从此天下，再无知音!”。那小乔何其冰雪聪慧，此时竟打不出喷嚏!而碧眼孙权何其洞幽烛微，此时却深感“人皆言孔明与公谨不合，今方知误矣!”智勇肝胆两昆仑。简直视东吴满朝文武如无物，玩其于股掌之中，神不知鬼不觉稳固了孙刘战略联盟。这些颇类权术的“行径”，却没人说诸葛亮是小人!原因就在于其用心磊落，从无个人私念。

　　鬼谷先生的弟子张仪苏秦，学成后连横合纵，驰骋天下，一时神州狼烟四起，宇内大乱。故鬼谷子警告说：“佞人操之则倾危变诈，丧邦覆国。”“夫善用之为天下利，不善用之则为天下害。”这既说明了术的厉害，也说明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如同一种武器，主要在使用目的高尚或卑劣。所谓“权谋文化”落后之说，实属道术混淆浅薄之论。

　　西方企业所展示的竞争力，迫使近现代的中国企业关注和学习其管理经验。关于这个问题，洋务运动时期有“中体西用”之论，今有“西术东道”之说，但始终两张皮。发轫于工业革命的西洋管理虽切合现代产业特点，但精明锐进有余而显底蕴不足。时下一些人管理乏术，方法简单粗暴野蛮，却动辄抱怨人心不古，员工难管。祖先何其英明，后人何其不肖!

　　制度化、数字化、规范化、标准化，这些仅是常规性的框框界限，也就是“方”;怎样在这个“制度平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可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看你的管理之“术”了，这就是“圆”。两者不可偏废，不能教条地照搬西方制度，甚至把电视剧里 “西方重制，东方重人”也奉为真理。那只是表面皮毛现象，是外行、艺术家为票房而杜撰的噱头、俏皮话而已。一切务实的管理制度都是围绕“人”这个中心设计的，世界上哪有什么不“重人”的制度呢!

　　东西方管理术之曲径通幽

　　以人为本，释放人的积极性创造力是一切管理的根本宗旨。

　　我们搜集一些国外好的管理案例来剖析一下：丰田TPS的精髓，就是为每个员工聪明才智和经验积累融入产品提供了有效“途径”;诺基亚用一整套的制度措施，来保持员工“精神饱满地工作与积极地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佳能单元生产方式被称为传送带生产方式的“颠覆和革命”，比起一天到晚总是干同样的活，佳能单元生产方式使工人们对掌握新技术感到新鲜、充满兴趣，鼓励多技能使人的潜能得以发挥。2004年佳能通过单元生产等生产方式的革新，收到了降低5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6.7亿元)成本的效果;丹麦奥迪康公司改变了层级机构模式靠权力推动资源配置，靠职位高低决定一个人重要性的桎梏，建立了一种对人员承担任务情况进行实时监控考核的网络系统，一种自由组合互动的“面条式组织”。为每个员工个人能力释放、个人价值实现并获得相应报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制度化安排。

　　这些做法虽然形式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释放组织成员能力和创造性”，本质上属于一种“用人术”。理解了这个精髓，就不会刻舟求剑，照搬人家的做法，你可以根据自己企业因地制宜地创造出更好的做法来。所以说凡是精髓性的东西，无论中西方都是相通的，差异仅在形式。在中国人拼命从形式上模仿西方的同时，西方人却不断从中华文化经典中吸取精华，并加以创造性地制度化。察其异而知得失矣!

　　在组织成员价值观、从业态度、追求目标、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等空前多样化的今天，要把他们的创造性、积极性释放进企业目标中，融进产品里，成本是很高的。弄不好就是马拉驴不拉，牛干活猴子捣乱，内耗很大，从总体上抵消耗损了组织能力。

　　“遗漏”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力这个精髓，有“制”无“化”，变异成一具固化而没有灵魂的僵壳，那就舍本逐末了。

　　惟有实践出真知

　　战国时，一日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有个叫轮扁的工匠在堂下造车轮。这时他把椎凿放下，问桓公：“大王读什么书呀?”桓公说：“圣人之书。”轮扁说：“圣人在哪里呢?”桓公曰：“已死矣。”轮扁就说：“那就是说您读的是圣人的糟粕了。”桓公勃然大怒：“你怎敢讥讽寡人!要是说不出个道理，立即处死!”轮扁缓缓地说：“我本人有个体会，安装轮子用力太疾则牢固而不灵活，太徐则灵活却不牢固。只有达到徐疾得于心而应于手的至妙境界，才能把轮子安装得恰到好处。而这种至妙境界，我却无法传授给我的儿子，儿子亦无法得之于我。所以耄耄七十岁，还得自己做。所以我猜想呢，圣人也是怀着他的至妙境界死去了，能写在书上的惟剩下些糟粕啊!”“道可道，非常道。”桓公默然良久，遂弃书于地，用管仲，后称霸。

　　由于西方有形制度之术主要是通过报道和书籍途径传播，没有切身体验，是不可能理解其无形的“至妙境界”的。“书上得来终觉浅，要得真知须躬行。” 毫无实战经验，仅凭看了几本洋书，学了几个新潮术语，就以“管理专家”自居，指手划脚，这种貌似高深的“卖柑者”最危险。

　　管理是多层次的，层次越高越简约，世界顶级老板给他的高级员工的指示，可能仅仅就是一句原则性的话而已;层次愈低强制性制度愈细、愈多。丰田、佳能通过设计工序、创新固定流程来贯彻这一目标，这确实也是本土企业的短处，非常值得借鉴。但通过工序流程能解决的多属相对低层次的管理。用对操作流程的呆板肤浅理解，来诠释深奥的管理之道，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窒息企业创新源泉的井蛙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