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被选择，人生的历程也是一个不断选择和被选择的历程。

　　我们说西方人个性张扬、自由奔放，实际上是说他们选择的机会多，生活主动性强，而我们中国人性格保守谨慎稳重，其实是说自己被选择的时候多，经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杨宏毅的成功在于，他不满总是被安排、被选择的现实：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研究机构，他却选择了二次分配去企业;副县长期满被安排去纺织机关，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下海经商。

　　而令他感到郁闷和痛苦的，是自己还是没有摆脱被安排、被选择的命运：大学志愿是父母替他报的;副县长的位置升迁是上级组织部门定的。

　　身为一个中国人，却有西方人的性格，这就是杨宏毅的幸与不幸，也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在北京床单厂步步高升，本来可以自然成为厂长继任者，而他却离意已决;在大兴县做了5年副县长，本来可以更进一步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被安排“下来”了。这才明白决定仕途命运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个不可捉摸的组织部门。而如今他下海成功了，掌门企业，腰缠万贯，但他心里最向往的，却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学校校长。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生活的思想和命运的典型样本。

　　在回顾下海以来的经历时，杨宏毅体会最深的是：如何利用政府资源。最初他开的火锅店，请来了很多政府机关人员光顾，但却没有使他的饭店赚到钱;而做了房地产老板后，还是那些政府机关，他的公司却日益壮大。他说过去太相信政府资源的魅力，觉得只要请来政府就是财神，现在才明白必须找到最佳的结合点，才能把政府资源变为财富。

　　其实这也是市场的选择。中国经济要保证发展速度，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就必须快速发展，政府就必须支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决定了杨宏毅开火锅店和做房地产的不同命运。

　　比明白这个逻辑关系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我听到一个关于杨宏毅的经典故事：正是在组织部门考察他副县长期满后去向的时候，一位组织部门领导听说他过去在床单厂工作，就对他说单位收发室的床单旧了，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杨宏毅就说自己只能帮助以批发价购买，后来他的升迁就没了下文。因此，后来他在反思自己仕途落败时才明白，自己性格耿直和没有多少社会关系背景是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是在进行伟大的市场经济改革，但首先要明白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并不是西方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这就是很多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根本原因。

　　杨宏毅用他的下海创业故事证明了这个道理，但他没有因为明白而兴奋。因为，这和父母替他报考了纺织大学、组织部门决定让他离开副县长位置一样，选择权不在自己。所以，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做学校校长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房地产老板的骄狂，而是一个还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生机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