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曹远征

　　现在全球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变成人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它的表现将成为2017年非常重要的因素。刚刚毛振华教授代表学校作了报告，我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对宏观经济怎么看?第二，下一步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理解?第三，借鉴中国历史经验看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

　　首先，2016年GDP连续三个季度是6.7%，很可能预示着经济基本到了L型底部了。其实核心问题不在GDP本身，而在两个指标，一个指标就是PPI，经过54个月后转正，这意味着企业销售在增长，还本付息能力在提高;第二，企业利润在14个月后转正。我们观察银行指标，银行坏账尽管同比在上升，但是环比在下降。这可能意味着杠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稳定。

　　我们说宏观经济这样的表现，可能是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下一个台阶，现在是不是意味着第二个台阶基本找到了?尽管还有下行压力，尽管还有波动，但是看到第二个台阶基本找到，而且站住了。如果这个判断基本成立，宏观政策就应该是这样，过去靠需求方面刺激政策稳定增长的必要性至少大大减少，至少不需要大规模刺激。这时候应该更多的考虑，如果今年讲供给侧改革的话，“三去，一降，一补”，可能宏观经济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改革的问题提出来了。供给侧改革其中一个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随机性的现象，不知道发生在哪，什么时候发生，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管理好，通过改革使结构改善。

　　第二，我们当前风险是什么?怎么改?“三去，一降，一补”核心问题是三去，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这两个是有矛盾的，我们关注到中国所有高杠杆部门几乎都是产能过剩的。去产能毕竟和去杠杆相关联，如何把握这两者的关系，就变成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刚才毛振华教授讲的我也同意，我们认为在宏观上要降成本，监管现在看到价格在上升，2015年GDP平减指数是负的，2016年转正，所以通缩风险化解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去产能问题得到解决。

　　观察中国去产能的过程，我们发现2015年去产能是积极的进展。中国钢铁产能是11.3亿吨，2015年去了产能到8亿吨，价格稳住以后企业开始盈利.但是看2016年情况，一旦盈利，一些产能重新投入生产，价格又下降。就是2015年去产能没有实际性去产能，就是这些产能关了，但是在物理层面没有消失，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取消掉，于是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如果说现在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不需要大规模刺激政策，应该进行这样一个资产负债表的重组工作，使这些产能真正的去掉。

　　我们有一个测算，如果中国钢铁是8亿吨产能可以盈利的话，我们是可以维持这个产能的。我们注意到，中国钢铁生产成本除了生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外，其他品种几乎都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理论上中国钢铁工业是有竞争力的。如果一些产能去掉，这个竞争力可以得到体现。中国钢铁人均存量6.1吨，日本41吨，英美发达国家20多吨。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要说达到日本，就是达到欧美一半的水平，就需要上百亿吨的钢铁，这个就需要很多年。日本现在钢铁年产量一亿吨左右。因此我们要痛下决心把产能降下来。所以现在是通过去产能使得企业盈利，从而为去杠杆创造条件。

　　第三，其实杠杆问题不是发展是国家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负债问题。通过银行的办法能比较便宜的动员社会要素，包括利差控制，包括等等在产业政策中都选择，核心问题是负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债务是否可持续，刚才毛振华教授讲了很重要指标，一个是中国国有企业负债非常高。第二，中国政府负债率，监管中央政府负债率不高，但是地方政府负债率非常高。于是大家说债务风险无外乎是企业债务，特别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然后是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债务风险。

　　看这个结构很有意思，我们关注一下国家审计署的审计，他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48.85%是发生在2008年前后，期限错配非常严重，经常靠借新还旧，期限错配是最大的风险，而且2017年上半年又是还债高峰期。中国政府债务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发生在基层，如果你看国家的数字就会看的很清晰。

　　要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就要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要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就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如果是地方平台都是政府承担有责任的话，那中国政府债务率就是非常高，这个是全球关注的问题。我们注意到IMF今年报告，他2016年有一个测算，他说可能中国坏账率要达到20%以上。我们不太认可这个概念，但是至少是一个国外的说法。化解这个九五就变成2016年开始到2017年是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这是报告里面指出的一点。

　　怎么化解这个问题?刚才毛振华教授说中国没有发生过危机，实际上中国发生过危机。1998年中国企业全部亏损，坏账集聚上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后面才有银行整个改革，中国的银行经营几十年等于说资本金亏光了。所以现在的中国银行，此中国银行已经不是彼中国银行了，而是国家重新注资，买了中国银行客户和业务重新经营。你再看当年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在2012年央行研究报告可以看到，说银行坏账80%都是政府行为，跟国有企业、跟政府操作不当有关系，因此政府需要注资。那一轮我们采取大规模改革。

　　现在讨论央企。在1998年都是政府部门，电信是邮电部，石油是石油部，铁路是铁道部，煤炭是煤炭部。那是一个改革，那个改革是重新清理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政府从行政机构转变成央企的时候，重新再造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重构，那时候才有一轮改革。现在你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我也同意。现在赚钱了，比当年是有很大改善的。这个和那一年重组改革有很大关系。

　　因此，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如果操作得当，可以把危机变成改革，中国有操作经验。我们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把危机转变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使中国国有经济，使中国金融进行了重大调整，而这个重大调整恰恰是中国能成功应对或者躲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制度基础。中国银行业至少在2008年危机当中没有受到大的伤害，跟1998年以后的整个改革是高度相关的，那时候是重大的资产负债表重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借鉴当年的改革经验，我想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靠改革开放，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要靠改革开放。对当前的债务问题和风险问题的经验也是用改革开放。这就是我对这个宏观经济报告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