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在经济增长、结构升级、创新等方面能够呈现诸多亮点，这与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发现新思路、新办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继续默默奉献。

　　2016年即将过于，经济学家在取得学术自信、理论自信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难以抹去的人物印记——谷书堂、杨培新等先后离世，经济学界又损失一批领军人物。这里，我们以时间为序，追寻2016逝世的学术大师，追思他们的学术成就，领略他们的人格魅力，重温他们的经济思想，留住他们的治学记忆。

　　2016年3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首任院长谷书堂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92岁。谷书堂于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1950年毕业并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主持工作。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重建后任首任院长并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直至1994年、1995年先后辞去上述任职。1987—1991年曾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谷书堂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经济学人才，他的三位学生曾同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被传为学界佳话。他提出的社会商品经济学理论、按贡献分配理论等为国家有关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等著作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八次再版，发行逾百万册，影响了几代经济学人，在我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学领域作出卓越的贡献。2012年，南开大学授予谷书堂荣誉教授和特别贡献奖。谷书堂教授生前还担任本报的学术顾问。

　　2016年5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黄国雄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黄国雄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流通业的发展，发表了一系列有独特见解的文章和观点。他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个从商业利润构成着手，论证商业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劳动的学者。90年代针对改革开放，黄国雄撰写了《商业开放要把握量度最佳结点》，提出了“开大门、关后门、提高小门门槛”的发展思路;并第一个提出业态没有生命周期，它们之间不是互相取代的排斥关系，而是共促共荣的互补关系。黄国雄教授还提出了“商品服务一体化”“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等观点，引起业界重视。黄国雄教授作为著名的商品流通研究专家，被《中国商报》称作“商业改革开放研究的先行者”。

　　2016年5月31日，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因病去世，享年74岁。保育钧历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直至副总编辑，亲历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转弯，力挺邓小平、胡耀邦;他后在工商联领域为民营企业争取权利，主张市场化，因敢言有“保大炮”之称。1998年起，他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提案并推动“私产入宪”。保育钧不管在各个论坛、会议等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采访，往往能成为焦点，其不遮遮掩掩、大胆犀利的言论往往赢得最多掌声。他的观点犀利、不说套话，而且说话时情绪激动、声音洪亮、义愤填膺之情溢于言表。保育钧不仅替民营经济“鼓与呼”，还替其他弱势群体“鼓与呼”，呼吁还权于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成立农会等。如今，“大炮”保育钧、“民营经济护航者”走了，但愿市场经济、产权观念能深入人心。

　　2016年6月5日，新中国金融制度建立和金融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奠基人之一杨培新逝世，享年94岁。杨培新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受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委派，进入重庆《商务日报》从事中共的经济金融战线统战工作。到抗战末期，这份报纸已成为与工商界人士结成牢固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周恩来称其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1948年，杨培新到香港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任经理、发行人。1949年起，他协助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创建金融研究所，并直接参与了陈云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为金融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1982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参与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前身)和广东嘉应大学，并任首任校长。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培养了大量金融专门人才。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赢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理论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因此被称为“杨承包”，与吴敬琏(“吴市场”)、厉以宁(“厉股份”)等著名经济学家并列为经济改革标志性人物。他获得了2014年度中国金融学界最权威奖项——“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杨培新先生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学科建设工作长达70馀年，为推动我国金融、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教育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6年9月4日，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在天津逝世，享年108岁。杨敬年早年曾就读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人，1948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他主持创办的南开大学财政学系，在国内高校最早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1979年，杨敬年平反，又能拿每月207元的工资了，还搬进了学校的高知楼。有人羡慕地说：“看你有多大变化!”杨敬年却觉得“我还是我，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教书了。”原本是早该退休的年纪，71岁的杨敬年却刚刚开始工作。他晚年他仍笔耕不辍，90岁时翻译完成经济学名著《国富论》，百岁之年，他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过了100岁，杨敬年还忙，总有学生、记者、朋友来访。视力几乎消失的他思维仍然清晰，能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各种数字、年份记得尤其清楚。今年6月，杨敬年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向他授予荣誉院士称号。荣誉院士是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杰出院友的最高级别头衔，旨在授予在专业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精英。

　　2016年9月23日，著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栋生同志逝世，享年81岁。陈栋生先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六十载。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从事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和发展做出过开拓性贡献，取得了全国学界公认的成就。1985年，他率先提出了东中西“三个地带”划分的理论和发展思路;他对工业布局和环境保护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多部专著，这些理论成果对区域战略、区域规划、区域政策的制订起到了指导作用。199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并任中心第一届主任，带领研究团队系统研究了西部开发问题，先后向中央和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提交多份重要的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他还较早对中部崛起、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做过专门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预见性、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陈栋生同志生前还担任本报的学术顾问。

　　2016年10月2日，复旦管理学院教授，著名金融证券专家谢百三教授因病不幸去世，享年68岁。谢百三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历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在金融证券学界，谢百三以敢言著称。在去世不久前，谢百三还连发两文辩论证监会IPO扶贫政策。有人证实，谢百三日前关于证监会的评论并非本人亲手录入电脑。彼时因身体状况已无法打字，是由学生输入电脑并公开发布。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见证人和建设者，谢百三积极为资本市场谏言，并通过新浪博客每周给投资者写信，对当周的资本市场热点进行解读，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