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由于票号在中国经济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2010年以来，笔者就山西票号问题收集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并发表了粗浅认识。近又结合部分学者研究成果及相关史料，对票号产生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票号为什么起源于山西，到底何时产生?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或尚未发现新史料，山西票号的起源时间众口纷纭，谁是“中国第一票号”也争论不休。这个问题犹如迷雾重重，始终挥之不去。

　　山西票号起源是经济史问题。思考它当然离不开票号产生的基础条件，但还需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明清时期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历史背景，二是山西的自然环境地理，三是晋商活动的空间影响范围。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明清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多维度的区域经济观察与微观层面的综合分析。本文拟从军事经济的视角对此问题作粗浅分析。

　　一、关于山西票号的首创者

　　傅山(1607—1684)和顾炎武(1613—1682)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认为，顾炎武不仅是清学开山，亦是明学总结(见《〈顾炎武全集〉历经30年终出版》，载《东方早报》2012年5月26日)。他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梁小民先生在《走西口与晋商》一文中说，1912年10月的一天，当在京的22家山西票号设宴欢迎梁启超先生时，梁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自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见《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版)可见梁启超对晋商的崇敬和赞赏是发自内心的。他在《清代学术史》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

　　张树彬等在《谁是“中国第一票号”?》(载《当代金融家》2011年第3期)一文叙述这样一事：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由顾炎武订立章程，员成望用李闯王败走时的遗金创办了“志成信”票号。

　　据太谷县有关资料显示，员成望生于清顺治十二年即1655年，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才18岁，刚刚成年，人微权轻。因此，就学识和经营素质来说，我认为员成望都不具备创办票号的能力，也无执掌票号的底蕴。

　　傅山、顾炎武与山西票号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好下结论。但是，客观地分析和大胆推论，我认为傅山、顾炎武与山西票号关系不大，理由如下：

　　1、从梁启超、章太炎的“相传”，到太谷、祁县民间的“顾炎武订立章程传说”，再到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传说是顾炎武”，虽都未有事实证据，但把票号的起源时间定在清初时期。“相传”在没有文物历史资料能够佐证的条件下，“相传”不能成为真实存在的历史，顾炎武与傅山未必就是山西票号的首创者。传闻也好，相传也罢，于史无凭，于实无据，只能说明山西票号在清初已经出现，顾炎武与傅山利用票号从事抗清活动。

　　2、虽然顾炎武极力为商人利益鼓与呼，而且主张国内贸易自由，反对商业干涉政策(见王棣华：《顾炎武理财思想的现代启示》，载《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月20日)。但是，顾炎武在思想上没有实现从“商号”到“票号”的跨越。

　　3、从顾炎武与傅山的经历来看，顾炎武曾短暂经商，但不成功,傅山没有经商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想创造票号这一专业性很强的金融新事物，难以令人信服。需要指出的是，从微观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票号作为当时的一种金融机构，业务操作复杂而又专业，不是任何一个个人能够发明或创立的，应该是集体的力量在经商实践中相互交流、探索总结而出现的结果。

　　4、他们秘密经营票号，欲操纵全国金融，是否怕清政府发现而没有记载?我认为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票号刚刚从山西起步，还做不到操纵全国金融的程度。再者，他们也有入狱的经历，怕清政府发现而没有记载的说法难以置信。

　　5、如果真是票号的首创者，他们作为成就巨大的学术人物，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学术成就，不能没有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或实物资料。

　　之所以有人把傅山、顾炎武与山西票号联系在一起，是由于傅山等人发起的反清复明组织以武林高手运送现银的镖局与票号有关，他们深知武装反清需要大量的资金及调拨。卫聚贤讲的“票号的发明人，传说是顾炎武”，没有肯定顾炎武是票号的发明人，而肯定“票号是抵制镖局运费之大而设”。作为学术严谨的考古学者，卫聚贤的研究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傅山、顾炎武与票号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有关系，只能是生拉硬扯的间接关系，过于牵强附会。

　　二、关于部分实物记载

　　柳崇正、李山岗在《晋商票庄缘源之考证》(载《晋中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说，新近发现一张元宝银锭“目录”长为285毫米，宽为282毫米，用毛笔书写，共310字。记述了涉及当时全国各地重镇码头所用的四十余种元宝银锭名称，及其相互兑换的成色。符合票号涉及兑付银锭种类多、地域范围广的特征。该目录为绵纸、颜色发黄黑，薄而软，时间久远。有关专家考证后认为是明末清初的物品。

　　其次，元宝银锭目录的内容揭示了山西票号创设年代应该在清朝初期。据考证，(1)该目录中共记载有11省的四十余种元宝银锭成色标准，目录中提到的“金花银”系明代早期银锭，明赋税中常用。(2)明朝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后，银锭成为明时交纳赋税的主要货币形式，而明代支付军饷用的白银，如杭饷锞、军边锭及上海开钱粮锞、淮关锞、长卢宝等在目录中基本都出现，就连当时在徽州卖田、卖山契上称谓狮子头银，目录中也有记载。(3)目录中所列元宝银锭名称，与清代各地银锭名称和器形类别对照很少交叉重复。

　　第三，该目录年代远至明末或清前期，其出处应是钱庄或票号用品，但从其内容涉及的银“币”种类多和多币种使用范围广的情况来看，它与钱庄涉及种类少、地域范围窄不大相符，而与票号的特征却很一致。其出处应为票号用资料。

　　据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谷《重修大观楼捐银碑》记载，太谷捐银的商票号多达600余家。这里所提及的有票号，也有商号，票号占一定比例。

　　另据张树彬、李廼彬等在《关于太谷票号的历史考证》(载《晋中日报》2011年12月5日)说，碑文中没有记载但实际有的票号有：三晋川票号(醉乐园巷旧1号新5号县招待所旧址)、励金得票庄(西道街2号)、志成信票号(西街11号)、协成乾票号(西街14号)、徐成德票号(地址不详)、义成谦票号(总号设在太原，太谷为分号，地址不详)。

　　以上碑文(记)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清晰的信息：山西票号在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金融产业。由此追溯，山西票号肯定在康熙年间已经出现，票号历史不是百年，而至少是二百年。

　　三、卫聚贤对票号的考证研究

　　卫聚贤(1899—1989)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先生在《巴蜀文化的倡导者——卫聚贤先生的历史考古学贡献》(见《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一文指出：卫聚贤先生对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主要是从考古学发掘材料和实地调查的角度而引起的，其入手角度和研究方法与前人时贤并不相同，因此对货币考古学也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对山西银行票号资料的搜集及研究，卫聚贤先生具有里程碑的贡献。在《山西票号史》中，卫先生利用所搜集到的珍贵资料，考证了山西票号的形成过程，认为与明末清初傅山、顾炎武等人发起的反清复明组织以武林高手运送现银的镖局有关。卫聚贤在书中说：“票号的发明人，传说是顾炎武，经我的考证，顾炎武与傅山及戴廷栻为推翻清室做革命工作而创设镖局。镖局是代商人运现，票号是抵制镖局运费之大而设的。”毋庸置疑，《山西票号史》是最早对山西票号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是山西票号研究的开山之作，今天对于经济史和山西商业发展史的研究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卫聚贤著作的分析，顾炎武与傅山作为抗清复明的思想领袖，他们在祁县和太谷(在太原容易暴露)商讨反清之事，是很正常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与镖局或许有关，而镖局又与票号有关，只能说傅山、顾炎武与票号有间接关系。卫聚贤讲的“票号的发明人，传说是顾炎武”，没有肯定顾炎武是票号的发明人，而肯定“票号是抵制镖局运费之大而设”。作为学术严谨的考古学者，卫聚贤的研究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燕红忠认为，山西票号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传统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创新，代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发展和演进路径(见黄泰岩等：《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第12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在我看来，山西票号作为当时先进的信用工具，是晋商在明朝二百余年的经商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的结果。晚明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城镇，甚至一部分江南农村也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见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载《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2日11版)。而当时的山西经济已经非常发达，这是山西票号萌芽的经济基础。从明朝万历中期开始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止的60年，为社会经济滑坡、王朝财政崩溃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明朝衰亡的60年，是清朝兴盛的60年。加上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连年战争致使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晋商为了把业务做大，八方来财，克服交通与运现(镖局)的风险，当时更大的风险是大明与大清(后金)、大顺的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而晋商活动的地域又远远跨越大明与大清、大顺所统治的区域范围。也就是说，发达的山西经济对全国影响很大，大明、大清和大顺都需要山西经济特别是晋商的支持。于是，在改朝换代、战事频发的背景下，票号业务于孕育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山西票号与傅山、顾炎武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战争催生了票号。

　　四、关于山西票号的起源年代

　　关于山西票号起源的时间，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出版)一书中谈了四种说法：(一)明末清初说;(二)康熙朝说;(三)乾嘉时期说;(四)道光初年说。但没有做出具体的研究判断。

　　柳崇正、李山岗在《晋商票庄缘源之考证》一文认为：晋商票号形成时间应在清朝初期。编撰于民国六年《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中，山西票号创设于清朝初年的论述较客观可信。《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的作者李宏龄，山西平遥源祠村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少年进入票号学徒，后为平遥尉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其在民国二年辞去号事，归里闲居，检拾旧稿，汇编成卷，民国六年自费编印《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溯我票商一业，创始于前清康熙、乾隆时代，每号资本不过数万金，而滥觞之水汇成江河。”这句话是《山西票商成败记》序中的一段论叙，对票号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这本书的再版人注释者黄鉴晖在对本书校注说明中称：“两书(指本书和《同舟忠告》)全是商人信件，比之官府档案、新闻报纸反映商界史实，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深信票庄创始前清之说(见《晋中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如果从明代中叶(公元1500年前后)算起，票号的出现不会在钱庄非常发达的300多年后——道光年间(1821—1850，日升昌票号即创立于此年代)。从产业发展规律的角度分析，票号在钱庄高速发展后100年左右即明末清初(1600—1700)出现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山西票号的起源不是乾隆以后，而是雍正以前。从元宝、银锭目录的实物来看，由于明末特征明显，可以表明山西票号的起源时间应在清顺治及康熙年间，即1644—1722年。

　　五、关于“中国第一票号”

　　资料证明，山西票号的发源地肯定在平遥、太谷和祁县三地。那么，谁是“中国第一票号”?

　　雷履泰(1770—1849)作为平遥日升昌的创始人，日升昌是“中国第一票号”吗?

　　根据历史资料综合推断，山西票号在顺治及康熙年间已经出现，在乾隆年间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金融产业。即便就是康熙末年(1722)出现票号，到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雷履泰才出生，经过48年。实事求是地说，雷履泰尚未出生，山西票号就已经非常活跃，雷履泰的少年时代是山西票号步入繁荣昌盛的时期(否则不可能在嘉庆、道光年间操纵全国)。据此推断，雷履泰显然不是山西票号的创始人。这样，日升昌票号也自然不是“中国第一票号”，更不是山西票号界的鼻祖。

　　当然，雷履泰作为“日升昌票号”创始人，总理“日升昌”业务，创新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都与雷履泰有着重要的关系或贡献。但是，不能由于雷履泰的贡献，就把“山西票号的创始人”这顶帽子戴在雷履泰的头上。

　　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述：“太谷县协成乾票号股东孙培基云：‘票号是太谷先发明的，约在乾隆年间。’”“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为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据此，《谁是“中国第一票号”?》的作者张树彬等认为，最早的山西票号之成立的地点、时间确定在太谷县、乾隆年间。作者进而认定，太谷志成信就是“中国第一票号”。太谷志成信是不是“中国第一票号”?我表示怀疑。从山西票号的起源时间看，太谷志成信也不是“中国第一票号”。由于没有发现实物记载资料，无法确定谁是第一票号。“票号是怎样产生的?第一票号是谁?一直是一桩争论不休的历史公案。”(见赵荣达：《票号商帮解读》，知识出版社2004年出版)

　　另据1929年出版的由蔡元培题写书名的《中华最新形势图》(见黄河新闻网：《晋商票号策源之所有新发现民国政府地理教科书解端详》)在介绍太谷县时写道：“当省垣之直南，商业发达，居民富庶，夙昔票商策源之所。当其汇兑业盛时，内地各省莫不设有支店，谓全国经济之权，操于本县人之手，诚非夸言。自民国以来，金融紧迫，已一蹶不振矣!”“票商策源之所”就明确说明太谷是票号的发源地，同时也推翻了“雷履泰是山西票号创始人”的说法。

　　至于谁是“第一票号”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争论。值得肯定的是，由于恪守诚信，相互竞争，祁、太、平三县的票号作为晋商的杰出典范，成功演绎了二百多年的金融辉煌。因此，祁、太、平三县都是票号的发祥地。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关于祁县票号的资料不多，平遥票号的资料主要局限于日升昌票号。而太谷票号的文献资料相对丰富，还有部分寺庙中的碑文记载，可信度较高，彰显了太谷票号作为山西票号的翘楚，其龙头地位应予肯定。

　　客观地看，由于太谷距省会太原更近，比祁县、平遥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太谷县在清末民初成为“中国的华尔街”，并非空穴来风。加之祁县、平遥也是当时中国的金融重镇，其票号影响势力甚广，祁、太、平共同构成了当时的“中国金融中心”，这是历史事实。

　　六、基于军事经济视角的几点思考

　　通过以上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明末清初的晋商所处的环境：(1)全国社会动荡，镖局运现风险前所未有;(2)山西不是战争的中心，社会相对比较稳定;(3)晋商已经称雄全国，山西经济尽管发达，但还处于继续扩张阶段。这样的环境使晋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社会动荡给予晋商继续扩张的空间，进而更需要大量的现银，而镖局运现既不安全又难以满足需求;如果不扩张，晋商已开辟的商路可能葬送，还无法维持现状。“恒山峙其北，大河绕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眺览其间，左山右河之势自若也，襟塞控原之腾自若也。”闭塞的山西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为晋商提供了谋求发展的良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地域空间环境，有雄厚的资金力量“试水”票号。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捋出山西票号起源的轮廓：有官商互动特点的晋商是从山西南部的盐商起步的，更得益于“开中制”，【明朝初年，“明王朝经常受到塞外鞑靼、瓦剌部落的骚扰，便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驻军86万。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带来了边塞粮、布、棉、草之需。明王朝为了解决消费之需，便实施了一种‘开中制’，即商民输粮草与边塞，给予商民贩盐之特权。而盐是专卖品，利润相当丰厚。于是，晋商以极临边塞之利，捷足先登，集粮棉盐业于一身，兴起于明初。”(见张舒、张正明：《晋商之魂与晋商精神》，载《山西日报》2016年3月1日)我认为，开中制完全是战时经济的产物，是我国历史上军民融合特点鲜明的服务业。】发展到祁县、太谷、平遥一带后达到顶峰。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明清时的晋中地区，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居住在这片农耕条件脆弱的人们，在农业生产不足以生存的前提下，他们走上了一条艰辛而漫长的经商之路。从太谷走出的“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在1995年说过，山西曾经是全国的金融大省，是没饭吃逼出来的(见余展、高文斌：《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版第306页)。历史的车轮步入社会动荡、战火连连的明末清初之际，大明、大清和大顺的政治军事斗争异常激烈，战时经济成为当时三方政权共同的经济形态。无论哪方政权，都已经失去对全国社会的有效统治与管理。在适逢乱世的大环境下，此时的山西区域相对平稳，晋商又注重团结并走向成熟，商业和典当资本发达。(卫聚贤曾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晋商活动足迹已经覆盖大江南北，雄踞中华经济舞台前沿，成为华夏一只雄劲勃发的风流商帮，山西经济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军者。充足的商业扩张空间与晋商集体的创新欲望，不仅对现银的安全与流通速度及区域范围(钱庄仅限本地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官方与战争经济需求)，但镖局因全国社会剧烈动荡使运现风险加大，运现成本大幅陡增。在扩张与运现成本巨大的尖锐矛盾中，晋商为了巩固其商业地位，在思想的优化组合和优势互补下，他们的商业思想产生集成和放大效应——即质的变化：退缩于相对平稳的山西只有消亡，只有进一步开拓商业新空间，实现经济新发展，推动战略新转型，主动适应战时经济新环境，才有晋商新出路。杜润生认为，“明末清初，晋商兴起，由农转商，由本地到外地，尤其是由商业转而开办票号、钱庄，给商业远距离经营提供了资金流动之便，这是一个大飞跃。”(见《杜润生文集(1980—2008)》，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版第1069页)

　　因此，晋商探索到了高效安全的新金融模式——票号，实现了由一般流通商业向金融产业的成功跨越，由此拉开了晋商引领中国经济二百余年历史的金融伟业帷幕。

　　第一，山西票号在明末清初即1621—1722年(明天启到清康熙)的一百年内起源并缓慢发展，到1821年(道光元年)后发展壮大并操纵全国。1851年后(清咸丰同治年间)发展到顶峰(见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版，下册，第2186页)，直至民国初期。

　　第二，太谷、祁县、平遥是山西票号的发源地，是中国金融业的起源地;票号的创始人不是傅山、顾炎武，更不是雷履泰，而是以太谷、祁县、平遥为核心的晋商集体，他们是创造“东方华尔街”辉煌的金融宗师和金融思想先驱。

　　第三，山西票号的出现完全是晋商集体在漫长的实践中不断创新探索的结果，是晋商在战争经济制约下成功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战时经济条件下晋商扩张的必然产物，晋商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四，票号是钱庄升级并与钱庄、典当等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金融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是山西金融业从此实现由钱庄主导到票号主导的历史性标志。

　　第五，当然，票号是以账局和钱庄为基础而产生的。而票号和钱庄又是互补的关系。尽管钱庄在明代中叶以后已经非常发达，但无法满足晋商纵横万里的广阔空间，更满足不了跨境贸易和战时经济的需要。于是，票号伴随着晋商对资金快捷安全的强烈需要而出现。

　　第六，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单一的钱庄(包括典当)产业根本不能适应晋商多元化、多层次、集团化的战略需要，票号产业的出现弥补了钱庄的不足，进而超越了钱庄，主导了金融产业发展方向，为晋商的再一次扩张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这样，票号和钱庄又是互补的关系就自然成立了。

　　第七，票号起源的首要经济因素是晋商的经营扩张，这是内因;战时经济又加速了票号的出现，这是外因。而山西区域位置特殊，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中心，这是票号产生的地理因素。在这几种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的条件下，晋商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直面挑战，把握历史机遇，化阻力为助力，票号横空出世，走向金融前沿，缔造了太谷、祁县、平遥成为19世纪中国金融中心的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