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养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今天我想讲讲我对当前理论界正在热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困境和出路问题的看法。

　　【困境】

　　早在19世纪，马克思针对当时在欧洲广泛风靡的唯心史观和唯神论的情况，写了一本厚重的书，叫《哲学的贫困》，影响深远。

　　现在看来,当今的中国，如果不是粉饰太平，实话实说，应当承认，不仅哲学是贫困的,经济学包括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十分严重。

　　具体地说，眼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贫困，就全社会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可用六个字来概括;陈旧、固执、茫然。即看过去，陈旧;看当前，固执;看前程，茫然。陈旧、固执、茫然就是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真实现状。

　　先说陈旧。我说的陈旧讲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体系、结构大都是陈旧的。建国后前30年，直至改革开放前，在政治经济学的科研和教学过程中，我亲身的体会，我们所奉行的都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范式”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意指一定群体认同的或约定的理念)。所谓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几乎完全是从100多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复制过来的内容和体系，社会主义部分除了是从前苏联教科书中复制过来的体系和内容外，甚至还把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一些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计划经济理论等，贯彻始终。几十年来一贯制，年复一年，年年复制“古董”。从过程和结果上看，我们这些人，较长时期被这些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所愚弄，我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此来愚弄别人。

　　改革开放后，不可否认，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先后呈现出许许多多反映时代要求的新观点新思想，有些新观点新思想，当时虽然遭到一些传统势力的围攻和封杀，但是，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影响力，穿透力，迅速扩散开来，然后，穿过藩篱，越过“红墙”，进入中南海，成为顶端设计的了理论根据，进而转换成党或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可是，这些新观点新思想，以及相应形成的党或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至今，仍像一颗颗的明珠，散落在祖国大地，似乎仍孤立地存在着，未能很好地把它一个个收集起来，按照内在要求，编织成金色的“项链”，即成为系统的称得上当代真正科学的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直至今日，我认为，如果不加掩饰，在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甚至一些上层或高层部门，传统政治经济学仍占支配或统治地位，成为主流经济学。

　　前些时候，在我们的一些大学里,甚至在我曾执教过的的研究生院，到处听到似乎很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教学和研究人员“东倒西歪”,教学和科研用语“东拉西扯”,学生“东张西望” 一些学者“东奔西走”。这对现状是多么生动的描绘!

　　继讲固执。即固执己见，不思悔改。固执和偏见是密不可分的。在我们现实政治经济学学习、教学和科研中，偏见的情况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不久前，即在习主席号召全面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在一所大学里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讨会上，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完全正确的，以及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强度大生命力。在这次讨论会上，还有一位教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充分证明西方经济学都是错误的。请问：实际的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难道这些基本原理都被改革开放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吗?如果是正确的，我们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更谈不上我们今天已经取得的任何改革开放的成就了，我们倒退到前30年时代不是更好吗?

　　再讲茫然。我认为，作为当代的科学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具有以下必不可少的四大功能或内涵或特征：一是，它能够系统和充分的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建设的客观发展规律，及其基本特征：二是它能够科学地回答和总结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之道;三它能够说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劳动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进行合理的分配，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为我国的经济决策及其制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指导思想;四是它能够成为对全民进行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提高思想觉悟水平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或基石。

　　如用数学模型来表示(这里图示省略)，假设有三个园，第一个园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园是中国国情，第三个园是市场经济，这三个园的交汇处或衔接点，必然在当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的板块，这个版块就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三个园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且必须很好地交汇和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说，无可非议，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

　　可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远没有做到这些。比方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科学总结和表达。再如，我国在改革开发实践中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制度，可是至今为止，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了吗?我认为没有，肯定没有，更谈不上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学了!

　　从近期的经济学界活动的情况及其发表的言论上看，还看不出会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推动能起到多大作用。再往前看，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程，似乎仍处于茫然状态。

　　【根源】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处于“贫困”，是由它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的。总的说来，也是六个字：政治、思想、惯性。即政治上设禁，思想上短路，惯力上拉扯，三者合力，使政治经济学在改革道路上进展极为缓慢，甚至踏步不前。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面原因是主要的。

　　首先，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就本质而言，资本主义部分，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寻找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发动工人阶级并联合一切劳苦众起来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如今，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不是埋葬资本主义，而是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马克思的著作，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回答或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其次，传统经济学本身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里，自然科学已经发生四次革命，特别是20世纪中叶后新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胜利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和网络关系;信息社会在网络基础上的形成和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所未看到和想到的，当然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无法涉及的。正因如此，马恩著作中的有些观点不能说在今天还是有效的和完全适用的,更不应当把前人所说的话及其一些原理或观点，当作永恒的绝对真理，用来剪裁当今活生生的非常丰富的我国及世界现实。

　　再次，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贫困，不能不承认与我们一贯奉行的左倾路线有关。左倾路线是国际共运的“肿瘤”，在我国有严重的反映。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因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认定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正像有人所说的：只能与它对立，不能与它共融;只能批判，不能汲取。

　　传统经济学在我国统治了几十年，似乎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氛围，要想改变和改造这种氛围，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几十年的教、学、研生涯中走过来的,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比较熟悉，也有一定的感情，可以理解，目睹眼前这种现状,也感到难过!但是，如果我们仍死死抱着传统的经济学不放,一棵树上吊死，一条路走到底，前景肯定是不堪设想的，甚至是可悲的。

　　【出路】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必须走出困境，不走出困境，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这首先是中国经济学界面对的一项重大的课题，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无可推脱的历史使命。习主席号召我们，我们这一代人要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贡献力量和智慧。

　　如何走出困境，并走向繁荣和发展?就当前而言,我认为取决三个因素，概言之也是六个字：继承、创新、汲取。

　　一是继承。绝不能说传统政治经济学都是错误的，经过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几十年的实践和检验，证明传统经济学中有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仍然是可用的，应当小心翼翼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光而大之。如马克思的资本和劳动价值论及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市场理论等，并使之与时俱进地和我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实现理论创新，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比方说，可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换成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把劳动价值论及资本和剩余价值论等，使之转换成为我国建设所需要的“劳动价值论及资本和剩余价值论”，我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是势不可挡的。

　　二是创新。立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对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种种经验，进行精心设计和细致加工，并把它理论化，系统化，精确化，使之上升为崭新的理论，进而用来解释和解决当今世界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提供真正科学的理论服务和支持。比方说如何科学地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体系和体制，如何加速和完善我国的互联网的发展和建设等

　　三是吸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应当广泛地汲取和正确对待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吸收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为我所用。马克思在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时，就吸取了一些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许多观点。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有一句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我们俩交换苹果，我和你仍各有一个苹果。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我们俩交换思想，你和我各有两种思想。我认为，思想的优化组合和优势互补，可以产生集成和放大效应，甚至会产生大于两种思想之上的X思想。生物遗传学理论认为，近亲繁殖是物种退化的重要根源。理论或学说也是一样。学术上的杂交，优势互补，往往是理论或学说发展和创新的重大原动力。

　　当今，也应看到，传统的意识形态，包括传统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经济观点，和与其相适应的传统习惯势力，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根深蒂固，真正要使之在改革和创新中改变过来，绝非易事。在这里，必须要求顶层设计者具有高度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胆略，创新气度，创新能力，以革命的精神，领导全国人民，对传统经济思想、习俗和势力作有勇有谋的说理斗争。这当中必然会有反复，反复不要紧，真理大多是在反复争辩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我很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把争论继续下去，定可取得实效，直到最后胜利。

　　现在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体系，只能看做是探索真理过程中的延伸和继续，而不是最终的总结，科学之路永远是漫长的，很难急于求成。

　　我更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科学和体系，绝不可能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最高和最后的真理，是真理的结束，也绝不可能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我还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能力，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而绝不能成为我们只能信仰而不能发展和创新的教条，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通往真理的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们反对在我国学术界中仍严重存在的一种霸道的、垄断的学风，这种学风的主要特点，是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言必称马列,而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教条式的死死抱住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词句、结论不放,而且处处和事事都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把其他学说、学派统统看作“异类”，甚至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然后蛮不讲理和语无伦次地加以“批判”。打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不遗余力地继续宣传和推销传统的经济思想,他们研究的不是发展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研究越深入，距离马克思主义越远。从结果上看,他们研究的不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如何反对马克思主义。

　　他们总是以“批判家”的身份出现，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抱有成见,对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公开反对和疾恶如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