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任理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鼓励和殷切期望。他还专门讲到：“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作为哲学和社会科学与现实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领域之一，经济科学领域毫无疑问应当积极回应这一呼唤，认真思考学科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本文准备就由此引发的几个议题谈一些看法。首先，当今的经济理论是否需要创新;传统的经济理论存在什么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在哪里;从何入手进行经济理论的创新;信息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科学。限于篇幅，只是提出问题和观点，抛砖引玉，期望引起讨论。

　　一、经济学的理念是否需要从根本上变革?

　　无数现实现象已经充分证明，目前我们的教科书所讲的经济学，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已经成为“黑板经济学”，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包括政策研究和经济管理，特别是电子商务和分享经济等新事物的迫切需求。

　　但是，至今仍然有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不需要更新，亚当斯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是人们没有理解好、执行好。对此，我们实在是不能赞同的。“需要理论”就是说明现有的理论不够，至少是不完全，需要更新，需要创新。总书记近期的两次讲话(4.19和5.17)都谈及了经济学的议题，值得我们仔细学习。

　　在4.19的讲话中，他对互联网企业讲了要坚持三个“并”：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 ;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他还具体地点出了需要纠正的一些突出的表现：“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这三个“并”及其所体现的辩证法的思维逻辑，值得每一个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政策讨论的人深思。

　　回顾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领域中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现象并不少见。例如“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是经营的唯一目标”等等。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唯利是图”似乎是有理的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似乎不能再提了，“点击率第一”、“收视率第一”、“码洋第一”则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此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无疑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是，理念和思想方法上偏颇无疑是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

　　“只有”、“唯一目标”、“越少越好”，这些典型的绝对化的用语，在社会上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哗众取宠心态固然是产生这些现象的一种诱因，但是从根本上说，则是由绝对化的传统思维方式导致的。从来没有人只用一只手做事情，然而一说到经济政策的讨论，一些人就主张只能用“看不见的手”，不能用“看得见的手”。这不是违反常识的咄咄怪事吗?

　　不久前，著名学者张五常教授在题为“经济学为何失败”的演讲中，也尖锐地指出了经济理论领域的诸多弊病，包括脱离实际、盲目追求论文数量、片面强调数学工具的作用等等。他认为，经济学理论需要摒弃一些华而不实的复杂模型回归实证。

　　类似的，美国学者史蒂夫·科恩曾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他指出: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都是新古典主义课程优先，并占据主导地位。顶级大学严重地倾向于定量研究。对数学的要求似乎成了评判专业严谨程度的指标。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繁荣发展之道。这两个例子正是从经济学内部呼应了总书记指出的“需要理论”、“需要创新”的正确判断。

　　另一方面，近年来围绕经济政策的许多热点问题的现状和争论，也一再表明经济理论的滞后，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已经无法有效回应现实的政策研究的需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女王对皇家科学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 科学院经过认真研究给出的回答是：经济学的理论与教学脱离实际很远。近来关于“熔断机制”的事件，再次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理论滞后的现实情况。基于均衡理论的、迷信市场力量的观念，正是“熔断机制”设计者们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网约车的争论，面对北京存在多年的出租车问题，传统的管理办法无能为力，而基于新技术出现的新事物又往往出人意料地异军突起，使管理者十分被动。我们的经济理论在这里明显地滞后于现实生活。今日关于电影《百鸟朝凤》引起的下跪事件的讨论，同样值得深思。一些报刊上声称院线出于经济利益，不给这样的好电影排片，是“无可厚非”的，言下之意“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殊不知，即使在法国，为了保护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也早已有防止垄断的相应规定。谁说经济就是经济，不会影响别的领域?难怪人们调侃地说：经济学家的预测总是错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包括我们现在的理论研究和课堂教学，迫切需要从根本的理念和思想方法上进行改造。?我们迫切地“需要理论”，“需要创新”。

　　如果说，在西方的经济学界，科斯和斯蒂格利兹早就已经在呼吁深入反思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例如斯蒂格利茨2012年的《不平等的代价》)，那么，中国学术界现在正在启动这样的重新思考。近期《意愿经济》、《分享经济》、《新经济》的专著的出版，就是可喜的动向，建议大家多多关注。

　　二、对于传统经济学的认识

　　我们强调理论创新，并不是否定传统经济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许多学者对于人类社会和经济进行了许多研究，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是这得我们人真学习和研究的。为了研究经济理论的创新之路，我们对于亚当·斯密开创的近代和现代经济学重新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对于250年来经济科学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是完全认同的。然而，历史的脚步是不会停滞的。在250年来人类的飞速进步和巨大变革的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学的理念和理论体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的机遇。为此，我们需要在充分肯定其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其不足和局限性。

　　我们重读了《国富论》和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几种经济学教材。经过阅读、思考、讨论，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状况和困境形成了如下的看法。

　　为什么当今的经济学会成为科斯所批评的“黑板经济学”呢?经济学是如何走到如此脱离实际的地步的呢?我们看到了以下几种情况：

　　——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说清楚。例如“交换导致分工”。(见《国富论》第二章，亚当·斯密本人就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些事情被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绝对化思维歪曲了。例如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调节和计划管理等等。

　　——有些局部的、在一定层次上正确的事情，被不加限制地推到其他领域。例如“一切按钱算”，“一般均衡模型”，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区别等等。

　　——对于新涌现的事物没有应对能力。例如：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

　　由于这些原因，一系列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和偏颇。

　　需要思考的议题很多，我们在这里先列举四个核心议题：

　　——分工理论：真是“交换导致分工”吗?(见《国富论》第二章，亚当·斯密本人就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

　　——价值理论：包括概念和度量两个方面。价值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能不能突破“劳动价值论”和“边际价值论”的两难困境?

　　——信息和网络在经济规律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妨看看在我们今天的教材里，这两者是否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建议看看《比特经济》和《移动的力量》。

　　——经济和环境的关系。这里的环境是广义的，包括自然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等。经济学必须彻底改变“就经济谈经济”的思维束缚。

　　简单地说，经过思考，我们的看法是：

　　——亚当·斯密并没有把真理讲完。

　　——250年来，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亚当·斯密被误读和曲解了。

　　——现在需要的是：如果亚当斯密看到了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他将会如何修改《国富论》

　　150年前，当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通车的时候，诗人惠特曼敏感地感受到了社会进步的脉搏，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通向印度之路》。他说：“地球必须联成一体，用铁路网联成一体;种族之间、比邻之间必须彼此嫁娶;必须横渡海洋，使千里变成咫尺;各国土地都必须连在一起。”(沃尔特·惠特曼，《到印度去》)

　　对比惠特曼的《通向印度之路》， 我们今天该思考的问题是什么?相同和不同是什么?今天的亚当·斯密和惠特曼们应该做些什么?

　　三、这些问题的认识论的根源何在?

　　那么，我们接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毫无疑问，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有现实的原因，也有既得利益的干扰。作为学术研究，我们暂时只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角度进行一下探讨，排除非学术的种种因素，排除为谁说话之类的意气之争。

　　经过研究，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偏颇，来自近代科学所特有的绝对化、一元化的思维定式。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基本上指的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各种学科构成的整体，包括自然科学(以物理学为代表)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这个科学体系是工业文明的理念基础，在300多年中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奠定了今天的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成为工业社会的精神支柱。然而，作为人类进步中的一个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这在思想方法上的表现就是绝对化的、一元论的思维定式。牛顿的物理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都属于这个体系，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不同的是：物理学从爱因斯坦开始，经过100多年的变革，已经摆脱了这种思维定式的束缚，实现了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的飞跃，而经济学则还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变。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的困境的方法论的根源。

　　我们不妨看看物理学家对这个转变的切身感受。

　　著名英国物理学家阿瑟·爱丁敦爵士(1882—1944)早在1936年就曾说过：“我们通常认为，当我们研究完了‘一’，就知道关于‘二’的一切，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我们忘了，还需要研究‘加’。”

　　诺贝尔奖得主、凝聚态物理学专家菲力普·安德孙在1972年说得更加明确：“由基本粒子构成的巨大、复杂集聚体的行为不能通过几个粒子性质的外推来理解。……正好相反，在复杂性的每个层次上都会有全新的性质出现，而要理解这些新行为就需要进行与任何研究相比毫不逊色的基础性研究。”

　　著名学者霍金在不久前讲到：“直至目前，大多数人都含蓄地假定存在一种终极理论，我们最终能够发现它。事实上，我本人就曾说过我们会很快找到这个理论。但是M-理论让我怀疑这是否是真的。也许要以有限数量的命题来阐述宇宙终极理论是不可能的……”

　　“本次演讲中，我想问的是，我们在追求理解和知识方面能走多远：我们是否能最终发现一套完备形式的自然规律?我所说的完备形式是指一套规则，这些规则至少原则上可使我们任意精确地预测未来，了解任一时刻宇宙的状态。”

　　“直至目前，大多数人都含蓄地假定存在一种终极理论，我们最终能够发现它。事实上，我本人就曾说过我们会很快找到这个理论。但是M-理论让我怀疑这是否是真的。也许要以有限数量的命题来阐述宇宙终极理论是不可能的。这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非常相似，该定理说任何有限公理系统都不足以证明其中的每一个数学命题。”

　　“如果不存在一种可从有限条数原理推导出来的终极理论，一些人将非常失望。我过去就属于这个阵营。但是我已改变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很高兴我们寻求知识的努力永远都不会到达终点，我们始终都有获得新发现的挑战。没有这种挑战，我们就会停滞。哥德尔定理保证了数学家们总有事情要做，我想M-理论也将为物理学家们做同样的事情。”(霍金：“哥德尔和物理学的终结” 摘自：2016-02-03中科院物理所)

　　一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已经成功地从这种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不用解释，我们今天享受着众多福利正是来自这种进步。那么，从自然科学的进步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不只在量的意义下是无限的，更重要地或者说主要地，是在质的意义下也是无限的。

　　——任何规律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和层次内有效，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没有绝对的终极真理。

　　——复杂系统都是分层次的，都会在进化中产生新的层次，每个层次都会涌现出新的主体、新的现象、新的规律。

　　——抽象和简化是科学研究必须使用的方法，只是要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由此得出的认识和结论是相对于一定的尺度、时间和层次而言的，切不可把它们绝对化。

　　用目前学术界的用语来讲，这几点就是现代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性研究的基本理念。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应当从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力求得到有益的启示。我们并不赞成简单地把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工具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而是强调把思想的解放作为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引进复杂性研究的理念。

　　四、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何入手

　　复杂性研究的基本理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摈弃绝对化，重视复杂性”。讲得具体一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承认质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无限性。

　　——关注新质、新现象、新规律的涌现。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我们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已经不能适应今天正在发生的巨大而迅速的变革。客观现实和人的思想的冲突和矛盾越来越尖锐。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对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或者说对于许多现实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绝对化的思考方式，陷入了认识与现实相背的困境。以下一些困境是十分普遍的。

　　第一，边缘模糊化。

　　许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往往是人们自己的、僵化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客观世界并不是这样的，要复杂得多。许多时候确实存在“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的情况。

　　自然科学中的波粒二像性、混沌、半导体等许多事例都已经表明了这点。社会科学中这样的例子更多。许多变革和突破都是从边缘开始的，都是从打破僵化的二元对立开始的。

　　第二，质的多样性。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同样的树叶。质的差别先于量的差别。任何量的比较都是就某个侧面而言的，都不是完全的。传统思维的失误就在于把量的比较绝对化，超出了使用的范围，从而在实际上否认了质的差别。把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用同样的观点和测度去衡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视角和维度的多样性。

　　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传统观念的重要缺点之一就是单向的、线性的思维方式。比如经济的发展水平，只看GDP显然是不对的，必须多方面、多视角地观察和评价。

　　例如：用品种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指标，就是多了一个视角或维度。

　　第四，时间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前进，有没有新的质产生?换句话说，世界有没有真正的历史?这是传统思维和信息时代的思维的又一个根本区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的进步都已经表明，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时间之矢是有方向的。把一时的平衡状态当做经济的永恒规律，这样的认识怎么能够指导经济政策和预测经济现象呢?(一般均衡模型)?

　　第五，层次的作用。

　　世界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多层次的方面。层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质的差别。传统思维把层次简单化地归结为量的差别，企图用一个层次的规律统管所有层次，从根本上否认质的多样性。近百年来的物理学史已经充分表明了世界在层次上的多样性。这对社会科学是很有启发的。

　　第六，信息的作用。

　　信息的概念是从二十世纪中叶才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的，所以毫不奇怪，在传统思维方式中根本没有信息的位置。例如，传统的经济学就明确地提出“完全信息假设”，把信息的作用忽略不计。

　　今天，信息、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实际中谁也无法忽视它了。但是在理论上还是没有信息的位置。例如关于分工的理论。以经济学为例， 这些思维方式的表现，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非此即彼”的绝对的二分法(市场/政府);忽略各种差异的同质化思维方式(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单维度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供需关系);没有历史观的、静止的思维方式(一般均衡);忽略层次之间质的差异的思维方式(微观/宏观);忽略信息作用的思维方式(完全信息假设)。

　　那么，信息时代的新的经济理念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完整地提出完整的、新的经济理论框架。但是，至少以下四点现在已经逐渐明确起来：从“交换导致分工”和“谁养活谁”中解放出来，树立共创财富的新的理念;从“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的两元对立中解放出来，迎接分享经济的到来;从传统的、固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宽容的心态迎接新的事物;从生存竞争的“黑暗森林”中解放出来，建立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

　　总之，信息时代的经济理念应该是：合作共创，普惠分享，宽容开放，和谐持续。

　　五、经济学的目的和社会责任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的话。

　　经济学，或者说得更广泛一点，经济科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管理学、营销学、金融学等等，究竟是在研究什么?讨论什么?说得功利一点，给谁看?干嘛用?说得冠冕堂皇一点，社会责任是什么?是讲给谁听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三种基本态度：给帝王和谋士讲的。例如，在欧洲最早的蒙克来田(1615)，他的书就叫《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亚当·斯密、凯恩斯等等。在中国，则有从《管子》到《盐铁论》的诸多论著。给老板和经理讲的。现在的许多教科书就是基于这样的目的编写的。给老百姓，即全体社会成员讲的。其目的是为了支持某种社会秩序、论证某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建立共识、提供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如“劳动价值论”之于“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边际效用论”之于“剥削有功”和“市场至上”。

　　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今天大学里的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起什么作用?它已经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们，可以进行一次调查，问问你们的学生，学了经济学和没有学经济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包括：理念、价值观、对于社会的看法、做事的方法和思路等等。这些博士、硕士、MBA、EMBA的学生们，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决策层的成员、企业中坚，学习了经济学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变得更善良了，还是更冷酷了?是更加适应当今的信息社会了呢?还是更加不适应当今的信息社会了呢?

　　我们无意把一切责任都压到经济学的头上。然而，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对于经济的理解是对于社会的理解的基础，这恐怕是没有问题的吧。人类之所以能够通过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和谐发展的整体——社会，基础就在于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然而，经济活动是人的行为构成的，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指挥的。任何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和谐持续，归根到底要依赖于人们对于这个制度的共识和认同。很难想象，在工业时代形成的、绝对化的“个体至上”理念基础上，能够建成和谐持续的“共享经济”。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个体至上”，完全否认整体的存在和整体利益的合理性，新的、和谐的经济和社会系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美国关于枪支管制问题的死结，就是传统理念走进死胡同的一个生动的现实例子。毫无疑问，信息社会必须建立在新型理念的基础上。

　　为了建立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为信息社会所需要的共识和理念，即前面讲的合作共创、普惠分享、宽容开放、和谐持续的理念。我们需要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教育工作，建立新型的社会共识。而这就需要从经济学的教育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从社会共识的意义上讲，从信息时代所要求的理念基础上讲，我们可以说：正本清源需要从经济学做起。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思想上的正本清源需要从经济学做起;建设和谐社会要从经济学做起;反腐倡廉要从经济学做起;精神文明建设也还要从经济学做起。这样讲也许会引起质疑：这把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过分夸大了吧?看看当今一些社会上众所周知的弊端，从“一切向钱看”的泛滥到教育医疗领域的种种痼疾，从“收视率挂帅”导致的电影质量下滑到广告营销手段的日趋低俗，我们不难看到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把市场作用绝对化的经济学理念的影子。正本清源需要从经济学开始，这恐怕是不可回避的。

　　总之，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只有在对于经济系统和人类社会的根本理解上，建立起全民的、全新的、和谐共享的共识，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才能有根本的保障。(注：本文是作者根据2016年6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经济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