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益忻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教授《经济学家周报》主编

　　这有几个概念需要探讨一下，首当其冲的是关于“价值”。

　　关于价值、价值观这可能要分几个层次来阐明，其中，有概括一切价值的价值即人文价值观，也有经济领域的经济价值，艺术领域的艺术价值，服务领域的服务价值，等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观)，街上摆摊的摊主也有他的价值(追求)。而就我们今天的经济理论“危机”来说，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必须而又如何划清作为覆盖一切价值的价值—人文价值观同作为子系统的经济价值的界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经济价值还是要放在一般人文价值之后。

　　话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既往的——主要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经济学里的——经济学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只讲效率不讲价值观，这就是犯“二”了，因为没有人文价值导向。多年来的“一切向钱看”倾向，“唯GDP论”，把“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当作绝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等等观念都与这个理念相关。

　　再一个问题是，成为整个“全球村”主流经济学之最主流立论基础之一的“资源稀缺”论，把“资源稀缺”当作绝对真理、绝对不容置疑的信条，且久而久之，人们也绝对地不再去反躬自问是否为真理了。这种绝对的统治了大大小小经济学家，以及各种经济学教科书的“资源稀缺”观念，实际上是只知其一不知二，只见物质资源，不闻信息资源。什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宽带、物联网等等(其总称为ICT)一概被“屏蔽掉了”，至于文化创意产业之内涵价值导向，创意、设计等，就更不见踪影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十分荒谬的。

　　在今天，ICT已经成为主体性的经济资源了。今年三月，在与江苏洽谈合作的爱立信董事长雷夫演讲中提到，他们要“助力南京及整个江苏的ICT产业发展”，提议“让我们拥抱第五次技术革命，它就是ICT时代。”而中国的马云则在强调ICT之重要性时说，我不要石油，要(更为重要的)大数据。

　　在这里有必要对信息这一概念从其作为经济学范畴，从经济资源视角上给出一初步的定义和阐说。

　　其一，信息是非物质的物质，即非传统物质观的“物质资源”，是从传统物质观中“剥离”出来的物质资源。它早已不单单是什么可以被人感知的、客观上存在的物质了，而是用以加工的，也可以加工别的物质的经济资源(的物质)。

　　其二，信息是无形的经济资源，是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如果说)大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物质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资源了——轻型、无型的经济资源。事实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大数据库。

　　其三，信息是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人类生产以及其他各种活动的经济、物质资源。一切活动必须得有信息。它必须以物质为载体，而自身又成为价值观的载体，成为有价值观和道德情操等等的载体。

　　其四，它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而又可以无限复制、无限边际延伸的资源。这种容量之无限性、质地之无限性以至于使得经营运作边际成本几近于零，正在为人类产业、经济、文化一切经营运作活动，生产、生活方式开辟更为美好，也更加复杂、曲折的未来。

　　其五，信息加工(加工信息)是工业化第三代资源配置中的主体资源。

　　人类有史以来工业化之资源配置中大致上有三种基本形态，或者说工业化就是三种加工，从绝对意义上说这三种加工、三种资源配置是同时存在，不可截然分开的。而从相对主导侧面来说，其历史上排序则为先是加工物质为主，继之加工信息为主，最后阶段加工价值观主导。我们现在正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之际，美国等这些发达经济主体部分已开始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了。美国是透支经济的，这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经济背书。帝国主义从透支经济开始，它现在搞的TPP实际上是早在“广场协议”——压榨盟友日本——到今天的变胎和翻版。但在客观上，它的确又是在为ICT化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的经济;是开辟新经济、新产业发展道路的领航资源配置样本。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以数据经济领航发展。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探讨，就是要探讨我们东方特色的I-ICT-M化体系，它应当是这个世界有东西方两体系、两大生态模式之一。

　　必须建立全新的经济学体系，必须建立东方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

　　这个体系之最核心构架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为主体，以西方经济学为时代参照性，这是我们应当确立之根本得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框架;那种数典忘祖，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经济理论指导实践，奉为经典教材的作法再也不可以继续下去了。

　　关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面的很广，问题很多。在这里，作为举例，本人拟紧密结合实践谈一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尤其是“活劳动”和配置效率问题。下面的展开叙述将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效率问题，同时，紧密联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要是生产活动与投资、效率配置问题。

　　前文已讲到了全要素生产率、配置效率也是劳动效率，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活劳动”观点应予大大向前发展。不光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个别工人的“活劳动”就是活劳动，其实“活劳动”存在于生产、产业、经济系统的各个层面、各个分支及其各个节点为上。认清“活劳动”的重要性，认清“活劳动”的配置效率及其意义和作用，在今天，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意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和作用。

　　这儿要解开的一个“扣子”是当年马克思讲生产资料不创造价值，这一点，在实践上早已突破了;早已承认了生产资料的价值创造功能，而“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率”了。就是说，创出的新产品中“活劳动”要素、“生产资料”要素都参与价值创造了。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坚持的马克思原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含有人的价值追求的“活劳动”之创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特定功能和作用，“生产资料”本身是不具备的。而新产品中也含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是搭了“活劳动的便车”转移过来的。讲全要素生产率不讲“活劳动”的功能、作用是不对的。生产资料本身没有活劳动，因为那其中没有“人”。

　　在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活劳动”之分层次存在和作用发挥。作业岗位上的工人“活劳动”，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企业资源配置中企业家的“活劳动”;再上一层则是产业集群的管理层的“活劳动”，甚至是国家层面发改委各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活劳动”。我们必须大大拓展马克思“活劳动”理论观点。对劳动价值论重新定义，这即要向前发展。马克思《资本论》的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书里面披露了很多的剩余价值散论，大大地超出了马克思“资本论”。

　　以中国传统经济理论即自管仲以来的经济学理论为主体，直到今天的中国，响应者寥寥无几，更难以称之为主体。但要真正建立起符合马克思称之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典型代表的真正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大厦，又必须在这方面下大气力。在中国古代先贤中诸子百家里只有管子是经济理论之集大成者。

　　后世之商鞅变法，桑弘羊与盐铁论、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无不自管子以降。而今天更要注重循着管仲以来理论源流来研究中国经济，这特别要研究中国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发展史。我们过去说明朝以后才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经济这是错误的。《管子》的里面就已经有资本，而且是工商资本，这太重要了。也有股份制，有官股，有民股，管仲所在的那个时代就有。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中国的产业资本发展史。前面说的I-ICT-M，I是价值观、创意，文化创意产业，ICT是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的总称，M是讲的物质。现在美国也需要这样。我去年6月22号在哈佛同库泊对话，提到了奥巴马的“再制造”。我说那不是“再制造”，而是“新制造”。我说你的苹果、微软等等都是新制造，他说是高科技，我说不是高科技，高科技不是产业。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是不是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基本框架，这已被质疑，程碧波的研究就认为可能是魁奈的“经济表”是真正的框架，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框架是“管子”及其之后的理论，这也是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是现在起码应先彻底地摒弃那种对我们中国传统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虚无主义倾向。有一些洋面包吃得太多的人有点不明白，他们根本没有去认真深入探讨过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当然，这倒不是要评说学问高低。

　　现在看来，西方经济学之危机，首要的是方法论出了问题。西方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几近于诡辩，例如它说的外部性往往就是诡辩术。1+1>2，问题多出在“+”号上，这是亟需我们深入探索的。西方的经济学大厦几近于垮塌了，前文说过，最要紧的“资源稀缺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毫无道理的。不仅如此，物质资源、信息资源、价值观资源，这三大资源构成的资源，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何来资源危机?

　　在“经济人”假设方面，看西方经济学亦是问题严重的。如关于个人主义、局部与整体关系问题。

　　先顺便讲一下“普惠”和“分享”的问题。叫“普惠”还是叫“分享”这问题不大，意思差不多，但也是有区别的。西方讲“分享”比较多，强调了个人。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讲向共产主义过渡要讲个人利益和个人兴趣，这是讲根本制度、规则，不能单单靠星期六义务劳动，纯粹做贡献。显然，这同咱们说的自私自利不同。所以，我们现在这方面就很“纠结”，咱们不是说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讲民生，讲改革要使广大群众(有)获得感，得实惠，不就是要使每个群众要有合理的个人利益吗?辩证法强调二点论，但也讲重点论。刚才碧波引了管子的话否定了“个人至上”的观念，以家为乡，乡不可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里。这也是丹尼尔·贝尔指出的，每个人按照个人设计看来是合理的方案行事，整合起来那必定是一场灾难。

　　最后特别应指出的一点是世界经济有东西两大不同模式，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模式的代表。这是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回信中讲的——她要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看法。马克思写了四个草稿，最后回信说，你们俄国、中国、印度等大国是属于亚西亚生产方式，与欧洲是不同的。其主要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公共物品由中央掌握。刚才碧波讲了中国的“国计学”，可见直到咱们现在还在讲的国计民生之国计，就是那时流传到今天。马克思说法国农民是一筐土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商品经济。就是刚才程碧波讲的，其实这在古代恰好说的是西方国家，而我们往往简单地说中国自始就是农耕社会，并不正确。近来有一种立论，讲城市化、房地产、经济危机三角恶性矛盾。我感觉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城市化和工业化颠倒了，本来工业化是产业内容，城市化是空白形态，我们把城市化放在第一位，城市化放在第一位，实践中就把房地产占在制高点，房地产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再出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有史以来最主要的经济核心就是制造业。微软和苹果是第二制造，新制造，主要在ICT上，最典型的就是一部苹果的手机665美元，咱们组装15美元，其他的650美元都是加工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