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乌金墨玉”之乡，煤炭资源得天独厚。大自然情有独钟的造化和劳动地域分工的任务要求，使山西成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籍此，煤炭成了山西的表征物，资源型经济成了山西经济的本质特征。

　　山西的经济，兴于煤炭。山西的问题，生于煤炭。煤炭支撑和成就了山西，也影响甚至拖累了山西。山西享受着巨额的煤炭红利，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山西累计生产原煤超过百亿吨，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能源支撑，然而，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与利用，也使山西逐步滑入“资源优势陷阱”之中。在日复一日地向外输送能源的同时，产业单一、环境恶化、后续发展能力匮乏等资源型经济痼疾也日益显现。

　　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开发，重塑了山西的经济，异化了山西的文化，改变了山西的发展轨迹。煤炭，带给山西滚滚的资源财富，也留给山西无法承受之重。煤炭，辉煌与沉寂系于一身，是山西引以为荣的骄傲，也是山西挥之不去的阴影。

　　“成也煤炭、败也煤炭”的表象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资源观。它潜移默化、异常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煤炭资源，既是诱人的“资源馅饼”，也是可怕的“资源陷阱”。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认识资源，资源是不是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资源型地区是不是注定要走上发展的反面?这是难以回避的现实诘问。事实上，资源本身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也不是从天而降的“麻烦制造者”。众多的资源丰裕地区，之所以前后相继、不约而同地落入资源型经济的怪圈，其原因在于发展观的扭曲、资源制度的缺失与开发方式的失当。

　　金匠从来不靠口袋里的金币过日子，工具袋里那几把不起眼的家什，才是他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远比资源赋存的多寡重要得多。

　　科学地认识资源优势，是解开资源型经济死结的前提和要害。优势是一把“双刃剑”。煤炭资源优势并不总是经济发展的福音, 有时候也会成为发展的诅咒。如果只盯着煤炭资源优势，任由资源优势肆虐，就会妨碍或抑制其他优势的正常发挥，阻断工业化的正常推进。如果放弃煤炭资源优势，就会妨碍或抑制资本积累和财力增长，削弱在国家宏观层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迟滞工业化的发展步伐。

　　观念创新昭示着科学发展的未来。树立现代发展理念，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首要前提。传统发展观曾经主宰着山西的煤炭开发乃至经济开发。依赖资源的观念、保守封闭的观念、增长优先的观念、单纯物质增长的观念、生产至上的观念、注重外延扩张和短期利益的观念，都是传统观念的突出表现。

　　从可持续财富观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总财富是由自然财富、物质财富、人力财富和社会财富组成的。不同的资源开发路径，必然产生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好的发展路径是，自然财富的适度减少，应当以物质财富、社会财富和人力财富相应或更多的增加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总财富的衰减。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技术、信息、智力、制度乃至品牌、创意、专利等都已成为更加重要的战略资源，财富越来越无形化和非物质化。

　　山西的未来取决于观念的更新和嬗变。

　　一般认为，煤炭产业是夕阳产业。但事实上，衰退和没落的只是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那些部分。

　　资源浪费和矿难事故一度是山西煤炭产业最为醒目的标签。曾几何时，山西煤矿数量上万家，小煤矿遍地开花，导致资源大量浪费，生态严重破坏，安全事故频发，煤炭产业竞争力大幅下降。此后，经过多次整顿改造，煤炭产业素质明显提升，但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仍很严峻，“多、小、散、乱”的发展格局并未彻底改变。

　　瞩目世界，煤炭产业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停滞。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能源结构不断调整的今天，变革、升级和技术进步成为煤炭产业保持竞争力的不二选择，大型化、集团化、洁净化、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成为煤炭企业发展的共同趋势，绿色、集约、安全、高效生产成为煤炭开发的必然要求。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中，如果生产相同产品的前4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集中度)总和达到40%以上，竞争秩序才可能趋于正常。如果市场集中度低于40%，就会出现无序竞争的现象。目前，美国年产煤10亿吨左右，前4家公司占70%。澳大利亚年产煤近4亿吨，前5家公司占71%;印度年产煤4.5亿吨，1家公司占90%。

　　资源行业的分散开发和过度竞争必然自毁前程，适度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选择，也早已被规模经济原理所揭示。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挖不挖煤，也不是挖多少煤，而是怎样以更安全、更集约、更高效的方式去开发煤炭。

　　山西是国内最为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最有条件建成全国最现代化的煤炭产业体系。重拳出击，铁腕治煤，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的“历史大戏”正在上演，煤炭集约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规划到2010年将省内2598座矿井整合至1000座左右，煤炭生产主体压减到130个左右，煤矿单井生产规模不低于90万吨，煤炭生产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所有煤炭企业全部实行机械化开采。形成4个亿吨级和3个5000万吨级煤炭集团，煤炭总产能达到12亿吨，建成国内最为先进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和最为重要的煤炭能源生产基地。

　　煤炭资源整合和重组，是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也是各种力量的战略博弈。资源整合，可以根本改变长期形成的煤炭经济格局，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有效增强抵御市场变化的能力。可以斩断各方与煤矿的利益联系，净化科学发展的土壤与环境。同时，有助于提升“晋煤”的议价能力和市场话语权，有助于维护山西煤炭产业的整体利益，有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不要带血的GDP”。挖煤不是赌命，煤炭产业的发展决不能以生命为代价。美国煤炭行业的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1%，煤炭开采业的安全性和事故率甚至比商品零售业还要低。尽管中美之间开采条件、开采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但煤矿规模与安全生产能力密切相关是被事实证明的客观规律。

　　消除吸纳效应与挤出效应、打破功能锁定和路径依赖、改变结构惯性和超稳态特征，是走出资源优势陷阱的必然选择。

　　得益于煤炭能源的供给和价格优势，炼焦、冶金、电力等煤系家族企业快速崛起，形成了山西以煤为基础的资源型产业经济体系。有专家指出，80年代经历的两个增长波，一个是由煤炭产业自身的繁荣带来的，另一个是焦化、冶金、电力等煤系资源型产业的繁荣带来的，这两个增长波使得经济要素的配置方式、结构和效率，乃至于整个产业生态都发生了彻底变化。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吸纳和挤出两种效应。

　　一是吸纳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在短缺经济的胁迫下，在增长至上目标的催生下，在资源红利的诱导下，包括资金、技术、人才、装备等各种经济要素汇聚到了煤炭及其相关产业领域。以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为代价，以煤焦产业的快速繁荣为代表，从资源优势到产品优势一直到竞争优势，支撑着煤系产业家族大规模扩张，使山西经济深陷于资源优势的陷阱之中。吸纳效应，就像生长在干旱贫瘠土地上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它十分发达的水平根系犹如一部马力十足的“抽水机”和“大吸盘”，把周围土壤中本来十分稀缺的水分和养分悉数吸纳到自己的躯干，在保障着自身生长和繁荣的同时，却使周边生态更加劣化。

　　二是挤出效应。即资源繁荣对管理、技术、人力资本的挤出作用。一方面表现为，资源产业的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高，前后向关联效应和正外部性效应低，导致所在区域的其他产业发育不良以及教育、人力资本、R&D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源繁荣带来大量溢价收入，使得经济活动更加依赖于资源开发，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由此，形成了“资源挤压技术、挤压资本、挤压管理”的特殊发展路径，妨碍了工业化的正常推进，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挤出效应，就像树木被掐去了顶叶，使其生长点和成长性严重受损。事实上，在资源型产业的挤压下，山西业已成型的纺织、机械、轻工、制药等行业长期处于贫血和失氧的窘境，一批饮誉全国、耳熟能详的名牌从人们的视野里逐渐消失。

　　资产专用性、沉淀成本、功能锁定是资源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转型发展的主要难题。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大力实施“调整产业结构”战略，资源型产业的内部结构和产业素质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在各类规划和政策持续发力的同时，由于国内资源类产品需求猛增，煤焦铁市场价格一路走高，受“无形之手”的强力驱使，传统支柱产业比重不降反增，资源型经济特征更趋明显，区域经济表现出强大的结构惯性和超稳态特征。

　　显然，消除吸纳效应与挤出效应、打破功能锁定和路径依赖、改变结构惯性和超稳态特征，是走出资源优势陷阱的必然选择和实现资源型经济科学发展的根本出路。延伸拓展产业链，上下游产业一体化，支柱产业多元化，是煤炭产业转型的常规路径。

　　煤炭不是山西的全部，不挖煤不行，光挖煤也不行。现实的难点不是放弃煤炭的支柱地位，不是压缩能源产业的发展空间，而在于如何依托、借力、升华、蜕变煤炭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工业化资本的主要来源和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煤炭产业的转型不应局限于资源的禀赋优势、生产优势和贸易优势，而应不失时机地上升到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竞争优势的层面，不断拓展和延伸新的优势。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现代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对接，重新整合煤炭产业链，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打造煤炭交易中心、煤炭期货市场、煤炭金融中心、煤炭技术研发中心、煤炭产业标准制订中心等，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使煤炭升华为一种与资源有关的元素、符号或品牌，实现产业的高级化和质态跃迁，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脱胎换骨、走向新生。

　　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逐年攀升，山西的区域经济地位却一路滑落，因此有学者把山西称作“资源诅咒的样本”。

　　“资源诅咒”不是耸人听闻的谶语，而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资源贫乏经济体。自然资源丰裕的非洲过度依赖简单的“采掘式”增长模式，使其套上了资源型经济的“紧箍咒”，被自我锁定，无力自拔。而资源贫乏的日本，则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环顾国内，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排在国内的下游;而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却占据国内前列。尽管，两类地区的发展也有区位、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是资源丰裕与经济绩效的巨大反差却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有学者把山西称作“资源诅咒的样本”。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逐年攀升，山西成为全国能源的“顶梁柱”和“保障器”。但区域经济地位却一路滑落，从第16位降到第26位，平均两年下滑一位。不仅如此，高度依附煤炭资源的发展模式还产生了诸如资本外流、制度弱化、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扩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创新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与矛盾，严重制约了山西的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资源诅咒”并非资源型经济天生的“宿命”。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稳定基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的阿拉斯加把至少25%的矿产资源租金、矿区使用费、矿区出让收益、联邦矿产收入分成以及州级红利注入永久基金。基金分为用于长期投资的本金和投资收益两大部分，由政府机构来筹集并向人民公平地分配资源租金。挪威则把因油价上涨形成的“额外”石油收入及预算盈余计提出来，成立了具有储蓄型基金和稳定型基金双重特点的国家石油基金。资金用于短期的弥补预算收入下降，或者随着石油产量下降和社会支出上升，用于长期的代际预算收入平衡。德国的鲁尔、法国的洛林等资源型地区，大力实施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坚持不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发展。

　　实现资源型经济的规避或转型，最为重要的是制度创新，比如资源产权制度、资源收益分配制度、资源财富管理制度、与外部不经济相关的制度、与资源开发行为相关的制度等。坚持不懈地推进制度创新，同时强化制度执行力，必然会化“诅咒”为“福音”。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工业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机制，是根治资源依赖症的良药，是驱逐“资源诅咒”幽灵的法宝。

　　资源开发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往往是资源不合理利用的结果。而环境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须从资源开发的源头控制开始。

　　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会呈“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趋势。

　　有关研究表明：山西每采一吨煤炭，损耗2.48吨水资源，损耗8吨共生和伴生矿产资源，全省累计堆存矸石山10多亿吨，矿山采空区超过5000平方公里。由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布的《煤炭的真实成本》指出，中国每使用一吨煤所带来的环境损失相当于150元人民币，主要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生态退化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日本在回顾工业化历程时，认为“先污染后治理”给社会和公众造成的损害是惨痛的，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投资高10倍以上。

　　发展生态矿业、实施绿色开采有着广阔的前景。国外的经验是实施保水开采与绿色开采，推行矿区土地复垦、尾矿综合利用和生态恢复。例如，在废弃矿坑的复垦和植被恢复方面，矿业大国澳大利亚走在了前面，堪称生态再造的典范。许多开采过的矿山，如今都成为靓丽的国家公园。

　　山西也不乏成功的先例。作为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中煤平朔煤业公司开创了我国矿山土地复垦工作的先河，形成了采矿、排土、复垦、种植一条龙生产作业方式，建立了草、灌、乔复垦种植的立体模式，矿区土地复垦率达到40%以上，水土流失逐年减轻，土壤肥力和植被状况明显改善。许多产煤地区在“以煤补绿”机制和生态补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左云县开发地下“黑色宝库”建设地上“绿色银行”，柳林县“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水”等，昔日的荒山荒坡和矿山迹地正变得绿意盎然。“右玉精神”和“太行精神”更是彪炳华夏，成为北方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典范。

　　“事前防范重于事后补偿”，根治采煤造成的资源环境破坏问题，关键在于建立“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补偿”三位一体的矿产开发行为规范制度与服务付费制度。包括：科学地预期矿业开采中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和后果;通过立法，强制性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禁止可能导致生态功能不可恢复性破坏的各类矿业开发行为;改革完善会计核算制度，将“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并计入企业生产成本，激励开采者更多地采取防范性措施;严格审议开采者的开发申请报告，对预期损害、防范措施以及开采后的恢复计划进行全面评估和有效监督;及时出台矿产资源综合开发与补偿制度、矿产开发前的行为规范与服务付费制度、矿产开发中的即时修复与补偿制度、矿产开发后的矿区生态恢复制度、矿区转型支持制度，构建矿产开发中资源生态环境补偿的制度体系。

　　借助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历史机遇，煤炭资源整合、“2+10”生态环境整治等重大工程已经启动，环境补偿、生态建设、资源保护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正在成为工作的主流方向。

　　作别污染的GDP，把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保持在生态环境可承载的范围之内，建立矿业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和机制，山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化是发展的灵魂，摆脱特有的“煤文化”，重振三晋雄风，山西才能真正实现“华丽转身”。

　　高耸的群山如屏障拔地而起，怀抱着广袤的山西大地。奔腾的黄河似琼浆从天而下，孕育了古老的三晋文明。从丁村文化到尧都夏地，从春秋五霸有其一到战国七雄居其三，山西古文化辉煌灿烂、博大精深。

　　然而，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国家能源基地的定格，异化了三晋文化特质，形成山西特有的“煤文化”。这种文化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截然不同，成为当今山西人特有的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行为习惯。

　　山西人普遍具有“煤”的情结，老百姓的职业选择或多或少与煤炭有着某种联系。许多人从煤炭或相关产业领域中掘得“第一桶金”，煤炭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山西的“无煤县”、“无煤村”，常听到的一句感叹话就是“没煤啊!”这一声长叹不仅是“穷”的注脚，更有“穷”乃理所当然的余音。

　　“煤文化”集中反映了山西人因循守旧、创新不足的一面。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资源“横财”和“红利”，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阻碍了发展的步伐，压制了发展的创造力。这是众多资源型地区发展的悲哀，也是山西持续发展的致命隐患。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有句名言：“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山西的产业结构锁定、发展路径依赖莫不由此而来。一些地方政府想到最多的是煤，调产要靠煤，转型要靠煤。他们只看到挖煤带来的眼前利益，沉溺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暂时繁荣之中，而对煤炭带来的种种负效应缺乏关注或应对不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本土化显得更为重要。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产品可以复制，技术可以引进，而文化却始终无法拷贝。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国家或地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文化是一国一地区的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所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提出“文化立国”的发展方略，此后“韩流”涌动，韩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亚洲四小龙中最早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经济相对落后的根源是文化的相对衰落。山西并不缺乏矿产、资金、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 所缺乏的是对要素的拓展和创新能力，而这些需要创新文化环境的强有力支撑。明智的选择是，走文化创新之路，用文化创新来重组各类资源。创新文化环境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引导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创新价值观和企业创新行为，最终决定着要素组合状况与区域发展水平。

　　“金碗碎了，可份量还在”。尽管受到“煤文化”的冲击和变异，但三晋文化的根基尚存。山西文化遗存丰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居全国第一，与煤炭资源的可耗竭性与稀缺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山西的文化与旅游资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富矿”，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从“挖煤炭”到“挖文化”，如今的山西人正致力于发掘三晋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跟踪现代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与互动，提升文化产业层次，建设大型文化产业基地，培育文化旅游精品，倾力打造文化旅游强省。

　　文化是发展的灵魂，创新是文化的本质。在山西，构建创新型文化不仅要保护文物古迹和发展文化产业，更重要的是转变因循守旧、封闭保守的文化特质，倡导敢于创新的精神风尚，营造乐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形成勇于创新的价值取向。文化创新是起点，而创新文化则是方向，是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引擎。

　　“文化兴则山西兴”，文化复兴甚于经济转型。重振三晋雄风，就是要重建煤炭文化生态，就是要强调文化创新，就是要创新文化环境，就是要营造更加适宜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文化氛围和发展环境。

　　从“文化迷失”到“文化觉醒”。聚焦三晋，文化复兴昭示着山西发展的未来，“华丽转身”不再是预期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