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面临的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山头派系和潜规则。

　　山头派系使公司运行阻力重重，步步荆棘，决策扭曲，执行力减弱。打倒朋党，削平山头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朋党却打而不倒，派系到处隐约影影绰绰，日益盘根错节。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几千年了，现在是该有个正确认识的时候了，一味讳莫如深，或口诛笔伐，以及表层的制度制约，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古以来，无论处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周围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乡党、同学、师徒、战友、同事，以及脾性相投、拥有共同利益、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等等，都会使人归属于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群体或“圈子”。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三五为朋，八九成党，刘邦、萧何、曹参、开始不过沛县常爱聚在一起喝小酒的闲哥们。草木有簇林之势，鸟兽有聚散之习，朋党是一种源于人本性的自然聚合现象，本身并无善恶，明禁暗生，不必要也无法禁止。其善恶演变趋向全在乎公义存废时势。

　　对于朋党现象，历来褒贬不一，儒教认为“君子不党”，而宋代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各人价值观不同，褒贬归褒贬，但世界各国，各朝各代，朋党却都是普遍现象，丝毫未受影响。甚至组织无论大小，只要超过三个人，就有人“拉帮结派” 分成两派，派系往往是人数的函数。唐穆宗时期，史称牛李“朋党之争”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东汉有“党锢之祸”;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宋有“元佑党人”;明有东林党、清流与严嵩一党的激烈斗争;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一部《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党系，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疏不间亲，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研究发现：如果一项措施将导致1000个人每人损失1法郎，而某一个人将得到1000法郎，则后者将会花很大力气来争取通过这个措施，前者将只进行微弱的抵抗，因此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试图通过该措施得到1000法郎的那个人将会获得胜利。”帕累托假说表明，人多并不等于力量大。由少数人组成的有谋利冲动的“无形组织”其力量往往超过“沉默的大多数”，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导力量。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研究集体行动逻辑时进一步证明，“无形组织”以蚕食整体组织利益为前提，通常将促使企业组织瓦解。

　　西方人所谓“无形组织” 者，中国古人称之为“朋党”。繁体字“党”——取意“尚黑”，喜在黑暗角落鬼祟活动的秘密无形组织。一个字，就把其特征描述得通透无余，可见中华文化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也远在西方人之前不知多少年?《左传》曰：“义，利之和也”。“义”取意于“一” 指维护某个群体共同一致利益的准则。私欲者利，公利者义，义生于利。“义”植根于利的土壤，是中国人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独特的行为准则。“义利”负阴抱阳一体，义利互根，转化不息。组织内部朋党山头派系存在的本质，是他们有着共同一致的潜在利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谓潜规则就是一种维护这种潜在小集团利益的狭隘“公义”，违背者将在小集团内部被视为“不义”并受到无形的排挤打击，维护者将因“守义”而受到推崇拥戴。一些表面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实际背后却隐藏着损害其他企业成员利益的图谋，使企业内部分裂，处于消极对抗情绪之中，从而在竞争中失败。这种“正式规则”维护的也是企业中某些人的私利，损害的是企业其他成员的公利，本质上是一种更恶劣的公开制度化的“私义”，比那些鬼祟的潜规则对士气的打击更大，是诱发潜规则的祸首。一种规则对企业发展有利还是有害?是凝聚人心还是瓦解团队?不在形式上是否“正式”，而在于其实质内容是否合乎企业整体“公义”。“潜规则”这个西洋词现在很时兴，其实多捣糨糊，单纯从表面“潜”与“显”来划分，完全脱离问题本质，既完全背离帕累托原意，也根本背离中华义理学说精髓。没有弄清楚“义”字内涵者，遑论派系山头潜规则。

　　【“权治”与朋党】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讨论了有关“法治”、“人治”、“胡治”、“纸治”、“礼治”诸问题，我们再接着研究一下“权治”问题。

　　秦以前的诸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所以极易拥兵自重。秦统一六国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权分立”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次制度革命，基本解决了地方诸侯拥兵自重的问题。

　　从此以后，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的规律被发现了，这符合现代力学作用与反作用原理，是谓“权治”。权力是一种无形之物，其背后是人，相比其他欲望来说，人对权欲的追求更无止境，所谓分权可以调动积极性，源头即在此。只要对权力做一个划分，丞相主管钱粮民众，太尉主管军队。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太尉的权欲触角伸向钱粮时，就受到了来自丞相的制约，因为丞相的权欲也是无止境的，更不会允许太尉的权欲之手伸到自己的地盘里来。而没有粮草调拨权和民众支持，军人就很难作乱。监察御史权欲也是无止境的，他不断寻找丞相和太尉的问题，以显示自己这种权力。“诸权分立”一定时期内有利于维护朝廷稳定，减少弊政。常人仅知分权可调动积极性，仅知其一也。皇帝的态度就成为决定天平倾斜度的砝码，这发展演变为一种复杂高超的帝王平衡统治术。所谓历史上的“圣王”，审慎调节，如履薄冰，精力专注于使公义力量居于主导地位，统御各派力量造福天下。而所谓昏君，就是不知慎畏，恣意随欲，以至大器失衡倾危者。

　　最值得一提的是贞观年间的“三省权治”：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中书省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下达诏书。门下省掌诏书审定驳回的权力。 尚书省下辖六部，负责执行。此外，作为一种制衡制度安排，还有一个专门的内部“反对机关”——谏官制度，这个谏官制度相当有效，它解决了外部监督信息不对称及监督动力的问题。十七世纪西方兴起制衡分权学说，晚了一千多年。西方分权体制运行成本也是很高的，各种势力角逐激烈复杂让人叹为观止。“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深井里埋藏着太丰富的管理奥秘!

　　“权治”的基础和出发点既然是建立在无止境的权欲之上，对利益权欲的追求，可以通过合谋更容易地实现，权力制约就会变质。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权力制约变异成日益频繁的权力合谋交易，逐渐演变为各种潜规则及复杂的利益朋党派系，推动“权治”体系缓慢倾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朋党一旦成势，铲平绝非易事。司马懿自曹操拜文学掾始，经魏明帝至曹芳即帝位，都督大军西抗诸葛亮，南拒东吴。朝廷大臣，封疆大吏，多其门下故吏，竞相攀附，司马氏一党势成矣。权力有其民意和文化认同的合法性基础，丧失了这个基础的曹爽，谋诛司马懿不成反被杀害，从此大权旁落司马氏一党手中，皇帝曹髦如同当年曹操手中的汉献帝一样成了傀儡。身怀曹氏血统的曹髦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召来几个自己信任的大臣，要他们和自己一起去讨伐司马昭。谁知这几个人怕连累自己，反而跑去告密，可怜曹髦瞬间血溅丹墀之间。自古欲打倒朋党者，若事不密，多反遭其害。

　　公义废则朋党派系向恶演变，所产生的破坏力将会使整个“权治”体系崩塌。东汉桓帝刘志本来是没有希望当皇帝的，但大将军梁冀见他年幼木讷，便于控制，于是十五岁的刘志当上了儿皇帝。梁冀一党的权势因此越来越大，越来越专横跋扈。朝廷百官由他贬擢，四方贡奉必先梁府，然后方去皇宫。三十岁时，刘志不甘心形同摆设，于是招来几个自己信任的太监，密谋一番，歃血为盟。公元159年8月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单超等五个太监带领一千余宫廷侍卫，忽然冲出皇宫，包围了梁冀府第。梁冀夫妻来不及反抗，双双自杀。桓帝靠太监力量侥幸打倒了梁冀朋党，桓帝由此倚重宦官，士党失势，宦党滋蔓，日益坐大。到灵帝时宦党完全操纵朝政，天下大乱，汉朝灭亡。梁冀一党虽僭越，但远不及宦党荼毒之烈，此灭彼生，如何铲得平?翻开史书，举不胜举。

　　几千年“权治”制度化，使权臣与皇权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特别是在皇帝年幼臣强主弱的情况下，皇权、国法、很容易被架空，甚至江山易主。权力制衡的努力持续了几千年，东汉时有“三独座”;元朝时 “三府并列”;明朝有“六部院并座”;满清鉴于摄政王多尔衮擅权，康熙年间制度化为“顾命四大臣”结果却无法阻止敖拜擅权;咸丰制定了“两宫垂帘，双印八顾命”的强力制衡机制，结果依然出现慈禧专权黑幕，光绪帝被囚禁。分权表面看来是以权治权，很“先进”，但本质还是“人治”。

　　【化腐朽为神奇】

　　“天下皆知恶之为恶，斯善已。”朋比结党历来是儒教口诛笔伐的对象，中国皇帝不明白产生朋党山头的土壤是“权治”，却舍本逐末，对朋党日夜警惕，禁锢剿锄。朝臣之间稍有不慎过从太密，或奏折意见太统一，就会因获重罪。但朋党却因此愈演愈烈愈神秘血腥，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西方人因势利导干脆让朋党争斗彻底公开化。政党内部又允许存在不同的派别，组党结社，堂而皇之公开活动。千年被禁锢的朋党斗争彻底自由开放，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更强大的公众公义及各党派力量之间相互约束牵制，搞宫廷阴谋的空间大大缩小，逐步发展为复杂的现代政党政治文化，这就是西方“分权”运行的基础架构。祸兮福所伏，朋党利益争斗的极端，却走向了治，借力打力，变害为利，化恶为善。“分权”成功于朋党派系权力利益之争，引申之，就是当前备受推崇的“法人治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句话，很多人至今不甚明了。有些企业领导者总一相情愿地想消灭派系山头，实际还是一种帝王一统思想，其做法反而让潜规则在“法人治理”大蠹掩饰下鬼祟泛滥。

　　有些人也实在是把“分权”看得太简单完美了!他们很辛苦地摘章寻句，陷入繁冗枝蔓形式泥潭，以为引进技术性的“法人治理”形式就一切OK，实则一窍不通。任何事物发展质变的原因和力量都在内部生克制化，一味从外部制度形式上找原因是违背常识的。中国人是讲“核心”的，而核心往往体现在某个具体权势人物身上，“核心”定了调子，趋利避害的人性就容易自然形成上下“保持一致”的无形氛围。优点是一旦闻道者成为“核心”，公义得到伸张，周围就迅速聚集起一个强大的贤人党，佞人潜规则藏形匿迹，天下大治指日可待;弊端是奸人庸人一旦窃据“核心”，公义蒙尘，周围也就迅速麇集起一个佞人党，贤人隐于野，风气大坏。如果权力文化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不与领导保持一致”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不要说“三权”，就是“五权”、“九权”、“百权”分离，都不能保证不演变成一种装饰。“一虎入林百兽惮”，中国企业当前应急之策，精力应花在选准一个“好核心”上，这往往比引进一大堆时髦花哨的“先进制度”更为有效。至于治理文化的形成，无论中西，实非一朝一夕之功，动辄千百年积淀而后成。凡兴一利必生一弊，没整明白就瞎模仿，必因变生乱。为了摆脱某种弊端，结果可能是陷入了另一个更深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