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靠游走于政府的“有形之手”之外成长壮大的温州商人，在新的形势下，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频频遭遇困境的情况下，已经深刻体会到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不久前，商务部一副部长遭到温州商人“围攻”。

　　在商务部投资促进局主办的“民营企业对话

　　世界500强论坛”上，与会的温州老板提出政府应对“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支持，例如建立信息预警机制、扶持龙头企业及知名商标、规范以杀价为能事的中间商等等。

　　这些提议虽然繁杂，其实质不外乎是进入市场雷区的企业主对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与有序监管的渴求。然而，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最具活力的温州人，为何一反常态转而吁求政府伸出有形之手?

　　笔者注意到，“围攻”发生的语境为“走出去”。也就是说，在跨出国门遭遇到反倾销诉讼、盲目压价竞争、中间商的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困境之后，温州商人开始意识到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以制鞋业为例，2004年中国向全球出口鞋类产品58.8亿双，其中超过60%为温州鞋。但由于不懂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温州商人采取了灰色清关等非正常交易方式，结果低价倾销、假冒国际品牌等授人以柄的“国际事件”频发。而2004年的西班牙埃切尔烧鞋事件和2005年俄罗斯“3.12”拉鞋风波，更让温州鞋成为众有矢之的，也将其自身拖向低端制造业的边缘。

　　浙江社科院高级研究员谷迎春认为，温州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较为完备，企业主在发展初期对于政府之手视有若无，他们灵活变通地冲破各种成规旧俗，创造出了带有浓重地域特色的“温州模式”。一旦进入全球化时代，这种商业文化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规范格格不入，上述冲突由此而生。

　　而部分温州商人也渐渐萌生怨言。几年前，温州“哈杉”鞋业价值数千万的货物遭到某国警察查抄，其总经理王建平向我驻该国大使馆求助，谁料一位外交官答复他说：“你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又没有请你们过来啊”。

　　另外据新华社报道，在俄罗斯“3.12”拉鞋风波发生后，商务部发出了“走灰色清关和非正规路线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警告，却没有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提供妥善的解决之策。

　　笔者认为，正是在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劣势，导致了温州商人的弱势和无奈。而温州商人之所以“围攻”领导，不过是对于各种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急切呼唤。

　　追溯温州模式的成长史可见，温州历届政府大多抓大(宏观环境)放小(微观经济)，“无为”而治，暗合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题中之义。而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伴随着企业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市场秩序的建立，公众与企业必定会要求政府重新划定监管与公共服务的边界，从市场利益中抽身，转而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

　　哈耶克指出，将竞争用作社会组织的原则并不完全、彻底排除“对经济生活的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干预”，比如限制各行业的工作时间等政府行为仍然是必须的;而维持竞争也并非与广泛的社会服务制度不相容——只要这种服务的组织所采取的方法不至于在很大范围内使竞争失效。

　　温州商人未必会去研究哈耶克的理论，但他们却敏感的意识到：要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仅靠他们改变以“无道”对“有道”的一些贸易手段是不够的，还需有关职能部门“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