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讲，管理人才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经济知识，任何一个企业老板或者是职业经理人没有经济知识的话肯定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老板或职业经理人。但是，是否说管理人才的培养就应该以经济学为主导呢?

　　2005年10月7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院长和总裁的圆桌对话”中，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发出感慨：以经济学为主导的管理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商学院的“悲哀”!

　　这一发言振聋发聩，激起与会企业家的共鸣，并令在场的各大商学院院长深思。

　　管理人才陷入“经济学陷阱”

　　作为教授管理类课程的我们，发现每每和学生谈论有关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时候，他们最擅长的是用经济思维，而非管理思维来思考。举个例子吧，“国有企业应该如何经营管理”、“如何解决企业的腐败问题”、“如何解决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如何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等等。不少学生将这些涉及市场、产品、质量、财务、管理、国内外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简而化之为产权问题，体制问题，并断言，在产权和体制没有改变前，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所要作的就是等体制改变后再按照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来经营。“悲哀啊”!难道我们商学院辛辛苦苦培养的管理人才都成了经济学人才，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全国高校的商学院并不少见。

　　为何学管理的学生会陷入“经济学陷阱”呢?

　　经济学目前在中国是一门耀眼的显学，穿梭于各大媒体、电视台的经济学家俨然成了中国各类学者中最抢眼的群体。与经济学血脉相连的管理学则没有如此幸运，难怪管理类学生对中国的管理学界知名学者知之甚少，对几个主流经济学家却是如数家珍。我们的商学院也乐此不疲地在其中推波助澜，能邀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到商学院做客被视为一种荣耀，害得全国仅有的那几位“经济学大师”全国满天飞都无法满足各大商学院和学生的需求。在这样一种重经济学轻管理学的内外环境的影响下，管理学生能不陷入“经济学陷阱”吗?

　　然而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林毅夫在接受记者关于“中国经济学何处去”的采访中谈到，“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成立的，任何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只有理性原则是共通的，我们必须从一个个特定的理论中去体会如何运用这个经济学的‘体’来分析研究问题，结合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来培养经济学的直感，然后，才能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可以解释、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体系。” 并用《金刚经》里一句话，“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来比喻经济理论，即经济理论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论，一个人如果用固定的经济理论去套现实，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那么经济学的“体”是什么，根据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观点，经济学之所以异于其他社会学科，在于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总是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在他所可选择的范围内，做出他认为最好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学管理的学生还是学经济的学生，能真正领会经济学的本质，即所谓的“体”的并不多见，所以一谈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就不假思索地搬出“体制决定论”。

　　记得2004年备受媒体和大众关注的郎顾之争源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所出现的国有企业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现象，以郎咸平为代表的学者猛力抨击管理层收购的合理性，并得到大部民众的赞同。这一事件说明了什么?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简单归结于“产权问题”并希望借助“MBO”这一良药摆脱困境，过于简单草率了!尽管它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但是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和现状呢?两派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所以佛祖说的好，“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

　　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正在经历从“西天取经”后的本土化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全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本身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已经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还能期待受困于“经济学思维”牢狱的管理学者能解决现实中的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吗?

　　陷入“经济学陷阱”的危害在哪?

　　毋庸置疑，危害是有的，否则袁岳总裁也不会发出“悲哀”的感叹，并得到企业界的共识和商学院院长们的反思。但这个危害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管理学习者“战未开械先缴”。

　　在国内，一度甚嚣尘上的“产权决定论”，着实给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寻找到了一个最有利、最冠冕堂皇的台阶，通过这个台阶，任何老总们可以将企业的效益滑坡、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责任都归结产权和体制问题，而非企业家本身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并借此“东风”和持此理论的经济学家一起鼓吹管理层收购。然而企业经营问题还没有解决，伴随“转制”而生的问题却引发民愤和争议。

　　学管理的学生也深受“产权决定论”的熏陶，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寄希望于产权改革而非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流程设计，假若他们毕业后走向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这种深深根植在他们思想深处的观点也成了制约他们不懈创新和奋斗的枷锁。因为，还没有开始奋斗已经预先知晓“结果”——国有企业就是搞不好!尽管这种结论到现在也没法证明它是否正确。所以我们将其称为“战未开械先缴”。

　　其次，管理学习者由“务实”转为“务虚”。

　　管理其实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工作。何谓管理呢?西蒙说，“管理即决策”。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做出他认为满意的选择。这样的定义和经济学的“体”是相通的，所以说管理和经济学往往难分难解。但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真正明白经济学的“体”，他们陷入“经济学的陷阱”，确切地说是“西方经济学陷阱”。由此，导致他们在解决企业经营问题的时候更多地是抱怨体制，而非努力探求在给定的环境下，做出满意的、有利于企业的抉择。这就将本该务实求进取的管理人才变为空谈经济改革的理论者。

　　商学院应该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给社会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

　　什么是真正的管理人才?具有管理思维的管理学习者才是真正的管理人才。管理思维是一种“务实”的思维。目前我国很多商学院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来培养管理人才的。因此，许多企业纷纷抱怨商学院培养的管理人才离他们所期望的太远，所谓“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有企业家举例，有的MBA学生不会写一些具体的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合同书，有的对国内的经济法律知之甚少，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政策了解很少，对财务制度了解甚少，有的不会运用SPSS，MATLAB等工具软件，但谈起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套又一套。

　　针对企业的质疑，商学院也有自己的看法。商学院认为企业对自己的要求太高，管理人才的培养归根结底是职业经理人素质的培养，出产的是原料(职业经理人素质)而非成型品(职业经理人)，学管理的毕业生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主要是由企业来塑造的，也就是由企业本身的机制所决定的。企业则认为管理学院出来的学生之所以让他们失望是因为商学院培养的学生素质不够，空谈不切实际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培养成职业经理人的材料。就好比土鸡蛋和洋鸡蛋，同样的制作方法土鸡蛋就是好吃些，因为原料胜出一筹。到底是出产的原料有问题，还是企业机制问题呢?

　　其实，我们的商学院大可不必在这场争论中斗个你输我赢。我们只要看看以下数据就能自明了。自2002年以来包括清华、北大、南京大学在内的各大高校的MBA报考人数锐减，其中南京大学2004年MBA报考人数比2003年减少三分之一;而且薪酬待遇大幅下降，2004年2月份上海市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一家建筑企业招收MBA，开出的年薪仅5万元，与前两年动辄10万元～20万的年薪相距甚远。这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