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形成的地方习俗成就了当代温州人创造的经济奇迹，今天温州发展的瓶颈也恰恰来自于此，突破瓶颈必然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而实现习俗转型并不单是温州人面临的问题。

　　近来有关温州模式的讨论很多，观点杂陈不一而足。这里，我们从社会习俗转型的角度入手，来看一看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对于温州模式及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表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的行为选择大部分受非正式制度约束。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经济学家康芒斯也认为，“习俗和习惯假设是构成一切人类关系的基础的原则，每一种甚至都可称为‘法则’，不是在‘自然法则’的意义上，而是在人性法则的意义上”。

　　而温州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仅通过习俗影响商业活动，而且凭借一些习俗转型“创造性破坏”旧有体制与规则，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地方政府对民间资本坚持“非禁即入”的宽容态度，而地方官员也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民营经济的成长。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指出，从1980年代至今，温州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他们所拥有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了解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也基本相同，这也形成了温州商人特有的人格化交易。

　　在温州经济内部，人们不难发现众多基于地缘、人缘、亲缘来维系的社会分工——老大生产服装，老二生产布料，老三生产纽扣，妹妹负责市场销售，外地人进来无从插手，即使进来也没有任何竞争力;子承父业，交易方式和营销网络也承袭了下来;温州本地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温州人却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撒开国内和国外的生意网，以此复制温州模式。

　　而谈及人格化交易的成本最优问题，与温州同处于浙东沿海产业带的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小军也曾向笔者表示，正是倚靠与当地客户遵从同样的乡土文化与习俗，彼此更容易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这家小规模的民营银行才闯出一条生路。在成立之初的2002年，该行原始不良贷款数3.51亿，到2004年下降至1.79亿元，降幅达48.9%，有效地化解了地方金融风险。

　　不过，史晋川教授指出，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制造业出现“代际锁定”现象，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必将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如果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温州经济就不能实现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变，温州模式也必将走向衰落。而从2003年至今，温州GDP增幅连续下降、大量资本外溢，似乎也印证了“温州模式衰落说”的观点。

　　笔者认为，既然习俗转型具有“创造性破坏”之先例，那么实施有针对性的习俗转型举措，同样能影响温州这个庞大的自组织经济体的运行状态。

　　例如，“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上千亿，而大量民间资金正是在习俗与从众心理的作用下跟进，将炒房演变为一种新的投机方式。如今在多项新政策紧逼下，温州投资客迫于压力已将手中的房产大量抛售。毫无疑问，习俗在抛售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初，温州政府提出招商引资战略，此举或能迅速打破人格化交易的封闭商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诚然，招商引资及产业转型本身并非习俗转型，但温州人与外商合作必然发生观念的碰撞，从而在这种碰撞中提升和发展自身。反之，与外商合作的成功者也将影响并改变其他温州人的投资观念，在客观上减缓资本外流，促进温州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

　　著名人类学家鲍哈那指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习俗也随之不断转型，有的已经消逝，有的正在弱化，有的则可能产生破坏整个社会制度的冲突。

　　事实上，经济学家杜润生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转型上有一个改革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即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因此，笔者认为，习俗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组成成分，其在中国由小农经济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将日益显现。

　　股权激励，心动且慢行动

　　2005年8月，广东省国资委公布《省属国企增量资产奖励股权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后广东省属国企管理层可按照国有资产增量50%比例进行考核，以获得企业股权作为奖励。一时间这种源自TCL的增量持股模式备受推崇，国家国资委也表示即将放行大型国企管理层持股，出台规定允许国有及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在限定条件下增量持有本企业股份，这被视为首次从政策面公开明确提出对大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股权激励方式。

　　2005年9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市场各方对实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机制的呼声再次高涨。权威人士透露，经过近6年的讨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已基本成熟，估计很快会出台，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可以实施股权激励。

　　似乎种种迹象表明，股权激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少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跃跃欲试，大有蜂拥而上之势。

　　股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 分享利润 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从理论上来讲它使经营者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趋同，能够激发经营者更加努力工作，是对企业高管层长期激励的一种重要方式，

　　然而现实与理论却有一定的偏差，在股权激励的发源地美国，虽然股权激励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但在经历了安然等一系列大公司财务丑闻后，却陷入了对股权激励的反思。而在我国，分析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可以发现，股权激励制度对经营者的激励效应并不明显，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度非常低，股权激励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搜狐网对股权激励的作用有一个调查，结果只有21.26%的人认为用股权激励能够使企业凝聚力得以不断完善和提高，而71.98%的人则否定了股权激励的这一作用。面对这一系列的事实，我们要说：股权激励，心动且慢行动!

　　目前国内股权激励的风起云涌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激励主体简单地以为实施了股权激励，就可以解决经营者激励甚至是对经营者管理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是激励对象只片面地看到了股权激励的激励性，而没有看到它的约束性，造成不少企业的经营层要求获得股权激励的呼声很高。这种盲目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所有的企业都能实施股权激励，而上市公司也只剩下了政策这道坎。事实上，即使在政策法规允许、中国资本市场完善等外部条件完全有利的前提下，也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适合推行股权激励，而现实中很多企业只注重了研究股权激励方案如何设计，却忘了分析自身是否具备推行股权激励的基础条件。

　　实施股权激励，首先要看企业的特征，具体包括企业的行业特征和发展阶段特征。股权激励的一个基本理论基础是对人力资本的认可，也就是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激励经营者可明显提高企业业绩。因此在高科技行业、智力服务业等人才为关键成功要素的行业，股权激励的作用就会相对明显，而在资源垄断性行业、资本密集性行业等行业，股权激励就难以发挥真实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实施股权激励，还要看企业内部的管理基础，具体包括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绩效考评体系。股权激励要求企业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这对于我国众多出资人缺位、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来说，挑战尤其严峻。内部管理基础的另一方面是绩效考评体系，股权激励的最终是要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评价，然而我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考评体系，很难客观评价经营者。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还面临着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所带来的股价与业绩的非线性相关，对经营者的评价就更难。

　　实施股权激励，还要看企业对激励成本的承受能力。对于那些现金流紧张的企业，就不适宜实施股权激励。

　　实施股权激励，最后要看企业文化。有些企业内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根深蒂固，员工对经营层的收入差距十分关注，这样的企业实施了股权激励，反而会引发内部矛盾。而对于一些已经树立强烈的绩效导向的企业，推行股权激励则会相对顺利。

　　总之股权激励如同其他先进管理工具一样，有它的先进性，但却未必适合每个企业。企业唯有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中国，“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一直被当作榜样而受到钦敬和仰视的，而现在，他们头上的光环正在伴随着一些事件的发生，逐渐消退甚至变形。

　　傲慢的代价

　　今年以来，一家又一家的跨国企业经历了危机事件的砥砺：广本的“婚礼门”事件、亨氏被发现含有工业用染料“苏丹红一号”、消费者状告宝洁SK-Ⅱ质量有问题、全球第二大食品公司卡夫食品所生产的“乐之”饼干被指含有转基因成分、肯德基承认其部分食品含有苏丹红一号、强生系列婴儿用品和部分护肤品在测试中被发现含有不安全的石蜡油成分、雀巢部分产品碘超标……这一切在中国的市场发展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那么，到底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些在中国名声显赫，有着强大品牌影响力，并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西方管理历史的跨国企业会先后深陷危机而遭遇尴尬?

　　当回顾今年以来某些跨国企业对待危机事件所采取的态度与做法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轻视与偏见。而正是这两点，使得这些跨国巨头们在处理危机事件时，采取了种种不恰当的处理手法。同样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有着严格质量控制体系、产品操作手册厚达几百页、危机处理机制发展相当成熟、市场管理经验极其丰富的跨国企业会不断发生产品质量的危机事件?是企业运转的偶然事件，还是制度隐患中的必然结果?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2005年以来跨国企业发生的危机事件中，产品的质量问题固然是关键，而造成这种危机事件虽然有偶然因素，但更多的却是跨国企业制度、文化、公关策略等方面的缺失隐患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庞大的中国市场背后潜在的经济利益让国际巨头们向往不已：许多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可能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也不懂中文，但他们一定都知道——绝对不能错过中国市场。在跨国企业大举进入中国的同时，各种各样的危机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有失公允的低价博弈、歧视性经营、对产品制定双重标准这三大问题已经成为阻碍跨国企业在中国继续迅猛发展的制度绊脚石。

　　迅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复合体：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众多竞争对手令每一个行业都充满了残酷厮杀的味道。为了应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成本优势，一些跨国企业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推出低端产品去应对竞争：宝洁推出9.9元的飘柔去回击丝宝的进攻;东芝、飞利浦等高端彩电大跳水，以抗击创维、长虹等本土企业;摩托罗拉以超低价推出新款手机意图夺回失去的中国市场老大地位;在微波炉市场，跨国公司也倾向于占领低端低价市场的一席之地等等。可以想象，在残酷价格博弈的背后往往就是一定程度上对产品质量的漠视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属于短缺经济国家，人们的需求很简单——有吃有用就行了。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关心——食品是否安全、转基因成分是否标明、包装是否环保、广告语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些都成了大家拒绝一种商品的理由。以前较少发生这类信任危机，并不是这些公司以前都没有问题，问题始终是存在的，之所以迟至今天才暴露出来，只不过是因为中国消费者日益成熟、权益保护意识正不断提高，盲目崇洋的心理也正在转变为清醒理智地消费。

　　此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和市场的日益成熟，跨国公司本应随之提高行业标准，但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固步自封、继续采用双重标准，如有些品牌食品在欧洲市场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在中国市场却大肆销售转基因食品;再如雀巢“金牌成长3+”奶粉被检测出碘含量超标后，这家在全球声名显赫的食品公司始终态度强硬，先是否认问题、推卸责任，在舆论压力下才勉强向消费者道歉，对问题产品从“只换不退”到答应退货，但仍拒绝主动召回……这就无怪乎面对不再轻易买账的消费者，冲突会以信任危机的形式频繁爆发了。更恶劣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运作方式显然就是一种经营上的歧视：SK-II、东芝电脑事件中跨国公司所犯的一些错误，在其本国是绝对不会犯的;而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起步晚，相关的法律与法规尚不完善，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比较不成熟，一些跨国企业正是抓住这两项弱点，对待在中国的产品质量监管不如在其它国家所实施的标准一样严格，这才是跨国公司品牌危机频发的内在深刻根源。

　　一直以来，这些跨国公司的身上，被人为罩上了一层光环。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他们就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在投资政策上，他们能享受一些国企无法企及的优惠政策;在很多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识中，世界500强企业有着强大的品牌优势，“看上去很美”，以至于他们的超国民待遇、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往往可以保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是在这种心理因素的驱动下，跨国公司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要么高高在上，“你能把我怎么样”，盛气凌人;要么态度低调，以“无可奉告”敷衍了事，企图蒙混过关;要么被动接受，甚至内部还会出现“倒戈”或者“不同的声音”传递给媒体。媒体越是得不到正面答复越是感觉神秘，越要刨根问底、追根求源，结果危机越搞越大，声音一面倒，甚至引发政府出面协调，最终使得跨国公司付出惨痛代价。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对公众知情权的蔑视。

　　亨氏能在欧美等15国主动撤回产品，在中国就敢按兵不动，直到检测结果出来之后，还百般为自己辩护;宝洁公司在消费者质疑其“肌肤年轻12年，细纹减少47%”的广告词有虚假欺骗之嫌后，安之若素，直到消费者将其告上法庭才勉强做出回应;雀巢公司在有关部门明确告知其奶粉不合格的情况下，不及时警示消费者，而让不合格产品继续在市场销售了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广州麦当劳“消毒水”事件发生后，麦当劳对此事三缄其口，而并非及时向公众做出合理解释……这些跨国公司们在发生危机后最一致的反应就是：沉默，还是沉默。

　　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并不希望也不会以狭窄、守旧、充满民族色彩的眼光去看待、苛求这些跨国企业，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市场规则不断健全的社会中，所有的企业，包括跨国企业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企业与产品，对消费者、对社会多一些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