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基础概念、术语的界定，到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供研究范例的方法论和具有工具意义的普适性知识，我们可以毫无疑虑地判定：从学科构建及其发展的一般意义层面上说，现代经济科学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庞大的舶来品。从严复翻译的《国富论》于1901年出版至今，100多年来中国人对于经济科学的学习、引进、吸收和应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时至今日，从总体上说，我们对经济科学体系的学习、掌握和研究应用水平依然处于不容乐观的初级阶段。

　　经济理论研究——其中包含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的基本作用首先在于“经世济民”，从较为狭窄和专业分工的意义上说，是为了促进经济效率和产出水平的提高(比如说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亦即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更加深入的层面上说，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还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追求和满足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效用”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与经济相关的心理学概念，难以测度和进行人际比较，因此满足后一个目标是更为艰难甚至是永无止境的。

　　一、 国内经济理论与应用研究导向的误区

　　仅从国内主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标题和内容摘要上，就可以部分地看出国内经济理论与应用研究导向方面存在的误区。常见的问题主要有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雷同化，研究课题过于宽泛(一篇论文的题目范围足以写成一本篇幅达数百页的专著)，有些论文所选择的所谓研究命题不可能达到有实质性意义的研究结论。有些所谓理论研究实际上沦为重大经济政策的短期对策研究，而有些所谓应用性研究干脆就沦为简单的对策性思考。

　　绝大多数学者并非根据自己的个人特长、研究兴趣和知识积累来选择研究对象，而是根据各种研究课题目录的导向来设计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提出命题范围时也尽可能地宽泛和一般化，以便有利于自己及其自己学生或梯队“圈地”，占据名义上的研究领域。

　　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存在着“假大空”的现象，比如偏重现象，淡化或回避矛盾，报喜不报忧，此曰假;大而化之，概念循环，泛泛而论，此曰大。如常有观点认为，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种观点应当说是正确的，然而从实践角度看，究竟应该如何深化，文章则虚晃一枪，语焉不详，不作分析;对于事关中国改革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不少理论研究成果虽然观点鲜明，但在指导实践上却缺乏可操作性，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此曰空。

　　此外，一谈到应用，似乎就是可行性研究或建议方案的罗列，往往缺乏普适性和一般性指导意义。研究的基本命题往往是短期性或阶段性的，在对策研究中往往注重宏观战略性思考，却忽略具体的操作层面和实施步骤。许多具有误导性偏离的研究项目恰恰来自所谓研究课题指导目录，这样的研究也很难具有长期的后续性，往往是经费到手就偃旗息鼓。

　　有些人承担了数不清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但其中可能没有一个是他个人真正出自内心，并且愿意终身无报酬地持续研究的命题。这真可谓是学术研究的一大悲哀!

　　二、 中国经济学家队伍的构成与先天不足

　　由于国内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中，能够开设较为完备的经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极其稀缺(并非数学专业毕业就可以胜任)，并且其平均水准难以达到培养合格经济学者的要求。目前国内可以被称为或自称为经济学家的绝大多数学者缺乏严格的现代经济学基本技能(包括统计分析方法、理论模型的数学构建、经验性研究和预测分析等方面)的训练。

　　对于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经济学者来说，责任似乎不完全在于他们自身。有些人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知道掌握这些技能的重要性，但是苦于没有合格的师资来开始关键性的课程。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博士点几乎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是能够达到合格训练标准的甚至还不到5家。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主要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训练的，虽然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经过后来的长期补课和充电，理论和技能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无法被看作是经过合格训练的职业经济学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整体的平均水准就可想而知了。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主要比拼的不外乎是观点和政策建议，谁的观点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谁的政策建议能够被决策层所采纳，或者谁经常在大型会议上和电视屏幕上发表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似乎谁就是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这种教育和训练背景上的先天不足，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学家整体在国际学术界被认可的程度，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大陆本土上的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和贡献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笔者并非试图贬低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成就和贡献，而是试图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局外人立场上评判中国经济学家整体在过去五十多年里的学术历史地位。

　　三、 经济学研究规范和评价机制的滞后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有关经济学研究规范和评价机制的建设是严重滞后的，中国特有的职称评定办法和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学术腐败和“学霸”、“学阀”的蔓延与存在便是这些弊端的主要产物。以高等院校为例，只要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就可以对学术评价和相关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学术尊严和学术独立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和重视。学术委员会主要是在党委和行政领导的影响下产生的，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学者、教授的意见往往得不到充分重视。

　　学术评价标准往往与意识形态和阶段性目标或任务结合太紧，重大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不是从学者自选的研究命题中产生，而主要是依靠所指定的专家群体在征集意见的基础上产生。对于研究成果的奖励资助事实上是事先预支，而不是事后在鉴定和评判的基础给予，因此很难说是对有价值的研究真正给予了扶持。不客气地说，已经有相当多的资源配置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和扭曲，对于没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研究项目给予了大量的资助，而许多确有价值的研究却得不到资助和奖励。

　　对于研究成果的评价主要应当依据专业同行的文献引用、在学术界的广泛声誉和学术场合下公布本人姓名身份后的严肃口头或书面评价等学术标准，而不是依据获得什么国家级、省部级奖励，或者某某由少数评委在非匿名形式下评出的专业类别奖励。

　　在中国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曾经起到过较好的激励作用，但是目前其评委自然老化现象严重，估计平均年龄在七十五岁以上，需要进行大面积的更换。前不久公布的“中国经济学大奖”虽然奖金数额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之最，但是其评选标准和结果却令人难以乐观。像这样冠以“中国经济学奖”名称的奖项不应成为某个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依托政府官员的影响力进行社会化宣传的奖励途径，而更应当由民间学术团体依据国际学术惯例，在整个经济学界不分门派地根据人数比例进行推选和投票，首先选出基本能够达成学界共识的大奖评委，人数应当尽可能控制在30人以内。

　　此外，对资深经济学家终身贡献的评价应当历史地、客观地予以考量，而不应当从非学术的、伦理或道德评判或个人行为特征的层面上予以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