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后，不仅要承担市场风险，还有可能要承担政治风险。所谓政治风险是指与东道国政府行为有关或者与东道国政策和法律变化有关的风险，以及战争、恐怖活动等政治性暴力事件带来的风险。归结起来，政治风险主要包括：

　　1.征收风险。指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上世纪60至7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掀起国有化高潮，当时征收风险较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征收风险已经大大降低。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国际投资，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可能发生的征收风险是“蚕食式征用”(又称“间接征用”)风险，即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等,从而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2.汇兑限制风险。是由于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境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古典金本位走向崩溃时起，外汇管制逐步流行于众多国家，甚至许多发达国家也很晚才开放资本项目。因此，从“一战”至上世纪80年代，汇兑限制风险比较突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大多数国家逐步放开了外汇管制，汇兑限制风险相应日益降低。

　　3.战争和内乱风险。这类风险指东道国发生战争和内乱，致使外商资产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无法继续经营。它主要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传统的战争和内乱风险正趋向降低，但国际化商业竞争中的失利者，例如东道国厂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过激行为的风险却趋向上升，如去年西班牙的埃尔切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4.政府违约风险。指东道国政府非法解除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或者非法违反或不履行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义务。例如，在主要政党轮流执政、缺乏政策连贯性的国家，新政府上台后往往对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多方刁难，甚至单方面中止上届政府签署生效并已实施的合同或协议，给在这些国家的外国项目公司或工程承包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这类风险通常出现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印尼政府提前中止了十几个电站的特许权协议，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5.延迟支付风险。它是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致使外商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券本息和投资利润带来的风险。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1975-2002年，共有75个主权债务发行人曾经违反外币债务契约，占全部202个主权发行人的41.6%。目前主要是一些重债发展中国家存在这一风险。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广泛接受的清偿手段，其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开动印钞机无限偿还债务，所以外商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交易中通常不存在延迟支付风险。但外商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交易时则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完全有可能陷入财政破产，这方面的实例并不少见，其中不乏以富庶闻名的地方政府。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橙县，1994年12月因债券投资亏损惨重而申请破产。再如，2002年7月，法国的慕尼黑由于企业拖欠税款而宣布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