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战略理论“只有术没有道”的提法，笔者不以为然。西方战略理论是有道的。

　　首先从实践中的表现上看，比如号称“世界第一CEO”的韦尔奇，其所以享有盛誉并不是因为它所领导的公司在技术、或者营销方面有独到之处，关键在于它所领导出的一个杰出的团队。

　　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是我们所熟悉的，他在处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能够带领企业走出困境、最终成就了一个百年企业，就是因为其有“道”。以“和”为贵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的企业文化在80年代受到美国管理学家和企业家的推崇，说明西方的管理思想是重“道”的。

　　其次是从理论表述方面来看，比如关于战略的定义，世界著名的战略学家波特的定义是：战略是公司为之奋斗的一些终点(目标)与公司为达到它们而寻求的途径(政策)的结合物。波特所说的“终点(目标)”不是企业的盈利目标、也不是企业的市场地位目标，而是社会目标。终点目标更多地被描述成使命，也很少见到哪位学者把它描述为企业的个体目标。企业的社会使命感是道的表现之一。再有，在企业战略环境因素分析中，大部分学者都会把社会期望和企业员工个人价值实现考虑在内。比如战略环境分析中的“任务环境因素”中，就包括“广泛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还以波特的著作为例，他在竞争战略的环境因素中，归纳了四种因素，其中两项就是：关键实施者的个人价值和广泛的社会期望。可见波特也是非常重视“上下同欲”的。最明显的表述是西方战略理论中所提出的“自愿一体化”。何谓“自愿一体化”?即“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之意。

　　此外，现在在国内很受推崇的学习型组织、管理沟通、企业伦理学等，都来自于西方，它们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道”的问题。

　　因此，说西方战略理论没有道，似过武断。

　　二 关于西方战略理论中的“做什么”和“怎样做”

　　原文的作者用中国乳制品业两个知名的企业——蒙牛和上海光明的例子，企图说明这两家同样解决了西方战略理论中的“做什么”和“怎样做”问题的企业，但却有截然不同的绩效的原因，是由于两家之间的“道”不同，进而说明遵循了西方战略理论中的“做什么”和“怎样做”并不能使企业产生“超越”的优势，从而认为：“西方战略确实忽略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即“道”。我认为以上述两个例子来说明西方战略理论缺“道”未免失之偏颇。

　　首先，西方战略理论并不是如原文作者所说的“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做什么’;其二是‘怎样做’”。其实战略理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怎样做好”。解决这第三个问题，需要“术”、也需要“道”，而西方战略理论在很大篇幅上是要解决这第三个问题。上述例子中的两个企业可能同样地解决了前两个问题，但却在解决第三个问题上产生了差异，从而产生了绩效上的差异。由此没有理由认为是“西方战略确实忽略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其次，如果原文作者觉得蒙牛和光明都采取了“虚拟经营”也就是都同样地选择了“怎样做”的话，那就把战略管理中的“怎样做”看得太简单了。“虚拟经营”只是“怎样做”中的一种途径、或者方法而已，都采取了“虚拟经营”，还不能说他们同样地“怎样做”了。退一步说，即使虚拟经营是“怎样做”的全部，也还有一个“怎样”虚拟经营的问题。因为“怎样做好”虚拟经营可能是产生绩效差别的重要原因。

　　三 关于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的“不理想”

　　我非常同意原文作者关于对西方战略“盲目崇拜显然是不可以的”观点，也赞同他们关于中国企业要理性选择的建议，但不能同意他们将外国知名的咨询公司为中国企业所作的咨询项目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归于西方战略的“没有道”。简单的反证就可以说明原文作者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中国的咨询公司为企业做的项目也有“不理想”的，是他们无“道”吗?外国咨询公司做的项目也有理想的(所以他们知名)，就可以证明他们有“道”吗?显然都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因为促使一个战略成功的因素是复杂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问题：成功是一系列成功因素的累加，而失败只有一个因素就够了。

　　四 关于原文的主要立意

　　原文的开篇提出：“经过西方战略理论武装起来的MBA们也似乎并没有起到社会期望起到的作用，西方战略体系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这个结论似乎太抬举MBA了，也“冤枉”了西方战略理论。

　　一方面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企业还不是由MBA所掌控，我们知道，“道”在于企业的高层，企业无“道”非MBA们无“道”。

　　另一方面可能是MBA们没有学好西方战略理论的“道”。

　　再者，战略管理只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方面，很多企业的失败在于“术”而不在于“道”。即使败于“道”的方面，也没有理由归于西方战略理论的无“道”。

　　我国有很多曾经辉煌于一时的企业遭受“惨烈”失败的例子，他们的失败不在于无“道”而在于他们的“道”是错的。错“道”的例子很多：如“大兵团作战”、“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等等。

　　五 结论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讨论是因为：

　　第一，中国不乏“道”而乏于“术”。我们非常骄傲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孙子兵法以及儒家、道家的思想是至今西方战略思想所不能超越的，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力超越了中国。究其原因，第一，你不能否认其“道”;第二，你不能否认其“术”。中国历史上太重于“道”而轻于“术”，因此才不能以 “道”来战胜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我们还一定要避免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偏向：以“道”不同而弃其“术”。

　　历史上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如果我们及早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我们就会早于一百年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我们及早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我们就会早于上世纪80年代知道创新是利润的源泉;如果我们及早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我们就会早于30年知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呵护我们生存的环境的重要。

　　第二，目前国内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太热衷于“创新”，总是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非常认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赞同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但一定要警惕重“道”轻“术”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