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

　　2004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在“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

　　“滞胀”引发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波动、生产率下降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对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按照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将引起产出和就业不足(表现为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或扩大政府支出)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来增加总需求;反之，则可以通过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降低总需求。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来调控经济波动。然而，在凯恩斯主义那里并不存在“滞胀”问题，也不存在解决滞胀的有效方法：经济停滞属于有效需求不足，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则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结果，应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滞”与“胀”同时发生，却是凯恩斯主义始料未及和无能为力的。

　　“滞胀”引发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凯恩斯主义和“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是导致“滞胀”的重要原因。从理论方面看，凯恩斯主义和索洛模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或决定因素，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7.5%。)及其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至少存在如下缺陷：第一，解释经济波动(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增长(索洛模型)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彼此分割、毫无联系的;第二，它们都是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凯恩斯主义直接关注消费、投资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索洛模型则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分析的出发点;第三，它们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动态演进路径，缺乏严密的、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了新一轮理论创新高潮。

　　在这个过程中，本届诺贝尔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他们对于“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的探讨，不仅为上述各种理论创新提供了启发和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人们对经济政策的检讨和政府政策的改进;他们所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不仅对长期以来相互割离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波动”问题做出了统一的考虑，更为我们理解现代经济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如前几年的“新经济”和今年的石油价格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上述动态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还提出或总结了一系列的数学、统计和经济计量方法和分析技巧，极大地推进了动态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方法的发展。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技术进步对供给冲击的影响

　　本届诺贝尔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不仅对引发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而且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索洛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也就是说，他们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

　　以技术进步为例。在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不仅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引发短期经济波动。具体而言，假定在t期发生了一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并引起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同样数量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会导致更多的产出，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将引起工资的上涨，并进而引起t期劳动供给的增加(高工资使得人们更偏好工作而非闲暇)。也就是说，生产率的提高会直接导致产出的增加，劳动投入(以及随后资本投入)的增加会间接地引起产出的提高，因此，t期的技术进步必然导致t期产出的增加。

　　任何产出及相应的收入必然最终归结为两部分：消费和储蓄(从而投资)，而人们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则取决于其消费偏好(从而引入微观基础)和对技术冲击的预期(从而引入理性预期)。同时，根据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而非暂时收入)。因此，由于t期的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加，对人们暂时收入的影响超过持久收入的影响，故人们会将产出增加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于是，t+1期的资本存量会增加，进而引起t+1期劳动投入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高涨，从而造成远远超过技术进步最初影响的过度经济高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结合经济计量模型，深入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动态演进路径和传导机制，揭示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的供给冲击所引发的经济波动。

　　结合前几年的“新经济”热潮和网络泡沫，我们可以看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早在1982年进行的分析所具有的洞察力。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创新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和空间限制，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而是一种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和正面的供给冲击。在网络热潮来临的时候，大量优秀人才纷纷加盟网络公司(工资水平也是高得惊人)，纳斯达克指数和各股市创业版、高科技股也是牛气冲天。诚然，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但在只要同“.com”沾边的股票就疯狂上涨的时期，显然存在着超过技术进步直接影响水平的泡沫和经济过度高涨。其后，网络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一泻千里，相关产业和世界经济也经历了一次典型的技术进步所引发的经济波动，它真实地再现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对现实经济的预测。

　　供给冲击及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创新是深入探究了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更多地承受着来自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的冲击，因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成果对现代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是引起生产函数发生急剧变化的各种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如重大科技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各种因素引起的生产成本变动等。在现实生活中，供给冲击来自许多方面，如技术进步、油价波动、环境政策的变化(它可能引起生产成本的变动)、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它可能影响工资成本)和资源压力等。从上世纪90年代起，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各种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趋显著，近来的石油价格波动则是重新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一种供给冲击。对于加入WTO后经济持续增长、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经济而言，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加速转移、中国经济本身的发展和结构性转变，我们不仅像世界经济一样经历着技术进步和油价波动的冲击，而且还要面临一些新的供给冲击，如环境污染、资源压力、土地紧张、粮价波动(尤其是这些因素引发的政府干预政策)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经济近几年来实现了快速稳定的增长，但它毕竟处于起步阶段并面临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期望政府能够完全预见到未来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不少政策往往是在问题出现后的相关压力下被动地制定的，而不一定是基于前瞻性的考虑。企业在重大战略决策过程中，能否提前预见到这些供给冲击，对于把握政府干预政策和捕捉市场机会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除了技术进步和国际油价波动等世界共同的供给冲击外，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供给冲击。在这些供给冲击中，近期最值得关注的是环境资源压力及其引发的政策干预措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则是我国企业值得关注的中长期问题。具体而言，随着中国加入WTO后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加速转移以及中国制造类产业的快速发展，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境资源压力，我国企业界也越来越感受到了相关政策调控措施的影响。例如，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钢铁、水泥、电解铝产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过程，并引发了国内甚至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以及今年的国内宏观调控政策，许多企业经历了幸福的蜜月和痛苦的调整;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增加挤压了农用耕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紧张和粮食生产下降，并最终引起了粮价上涨和政府更严格的土地政策，如清理开发区、房地产用地由批拨改为拍卖、紧缩房地产开发的信贷政策等。

　　近几年来，企业界越来越感受到了环境资源压力及相应的政府干预措施所带来的冲击。可以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些压力还将继续存在，并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加强而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把握这类供给冲击并预见到政府可能的调控措施，对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预见到我国土地资源状况和政府土地政策调整、并增加开发用地储备的房地产公司，无疑是土地拍卖制度改革的赢家，同时也增强了日后的价格竞争力;那些预见到城市环境政策调整并引进低排放车型的汽车制造企业，无疑能够通过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政策的实施，而享受到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反之，在近年来的政策调整措施以及本次宏观调控中，那些缺乏预见性或没有采取及时应对措施的企业，则经受了严重的损失，甚至被逐出了市场。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劳动用工条件和社会福利政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并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竞争优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能够预见到这类供给冲击并逐渐采用技术资金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企业，将在未来享受到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中，供给冲击引发的工资变动是其产生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或传导机制。不过，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就业压力较大和劳动市场竞争激烈的目前情形下，这一传导机制很难发生作用，这也是我国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但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吸引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因素。不过，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渐增加，人们在劳动和休闲之间进行选择的偏好会发生变化，对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条件的关注会增强，并逐渐引起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的调整，进而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尽管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考虑到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某些地区或群体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介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是工业化阶段，6000美元和10000美元则是人们更为关注劳动条件、生活质量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拐点。到那个时候，完全依赖于廉价的劳动成本优势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政策限制和市场压力，并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因此，尽管这类供给冲击在近期内并不会成为现实的冲击，但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是10年、也许是20年)将会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富有远见的企业应该为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