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令飞

　　创8者是指那些不满足于白天的8小时工作，希望在剩下的8小时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创造更多自我价值的人。有些甚至最后辞了“主业”，把“副业”做成了“正业”。

　　科技、商业和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将更多的人从时间、空间等各个层面解放出来。“不务正业”的背后，是对组织、中介、垄断权威的消解，也是技术、心理、行动边界的扩展。变大的其实不是世界，而是自由。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当河南省实验中学顾少强老师因一纸辞职信而爆红网络之时，她从体制中抽身而出的选择，招致的并非“不务正业”的非议，而是“实现全国人民梦想”的力挺和点赞。

　　因为这不独是她一个人的选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发现“不务正业”正在演化成为一场势不可挡的社会风潮。

　　技术的民主化，似乎将牌照垄断消弭于无形，万千“不务正业”的人民优步司机开着他们的座驾穿街过巷;服务的互联网化，似乎轻易瓦解了曾经牢不可破的职业禁锢，万千“手艺人”拥有了更多“不务正业”的时间和空间。奇怪的是，“不务正业”并未引发商业世界的崩塌，反而填补了那些饱受诟病的服务漏洞和市场空白，导向一个更便捷高效的社会经济运行体系。

　　“不务正业”的背后，是对组织、中介、垄断权威的消解，也是技术、心理、行动边界的扩展。变大的其实不是世界，而是自由。

　　世界会有多大

　　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在微信朋友圈中疯转，并引发网友“世界那么大”体的模仿狂潮时，软件公司程序员阿伟开着他的大众途观。程序员或许只能定义他在办公室的工作状态，而此刻他是一名人民优步司机。工作日的午休时间，他都会到附近接上一两个单子，然后在下午上班前开回，准时投入下午的工作。他已渐渐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在成为人民优步司机之前，阿伟工作日的中午，一般就会在座位上小憩中过去。而如今，他可以出去跑一圈儿，与不同公司、不同职业的乘客聊天，同时赚到数目可观的零花钱。

　　而当阿伟返回公司之时，Monica则提着她的那个装满美甲设备的工具箱出发了。这位有着10年从业经历的资深美甲师，过去必须守在美甲店里等顾客上门。现在不用了，O2O平台自会给她带来订单，只需要在接到订单后上门服务就行。收入比过去高，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减反增，这其实给予她更多“不务正业”的空间，比如开个人民优步。

　　其实顾少强、阿伟、Monica三人的选择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他们都试图从某种过去理所当然的羁绊中抽离出来。若不是发生了什么，他们仍然会像过去一样，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可能是一所学校，一家公司，一个美甲店，然后在索然无味的等待中任时间流逝。

　　但事情已然起了变化。他们拥有更多资本，去寻找另一种可能。这些可能或许是饱含田园牧歌色彩的洒脱出游，或许是得以将原本闲置的时间和技能彻底激活，或许是终于能够从过去对雇主的依附中解脱出来。然后发现世界原来那么大，因为跳脱出来的同时，也拥有了更多偶然，更多遇见，更多机缘。

　　就拿如今方兴未艾的人民优步来说，司机职业背景、人生际遇之丰富，远远超出了不少乘客的预想。对于那些开着高档座驾的创业公司老总来说，载客所带来的货币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三教九流交流时包含的异质性思维，以及这些异质性可能带来的创新灵感。而优步则为他们利用碎片化时间实现目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负成本(实际上还能赚零花钱)渠道。世界那么大?是的，比过去大太多了。

　　这是谁的胜利

　　当顾少强、阿伟、Monica走出围墙，奔向外面的世界之时，传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构成了他们身后的背景，若隐若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要喷薄而出的，终究阻挡不了。我们蓦然发现曾经牢不可破的，其实脆弱不堪，而规则似乎已经变了。组织曾经可以通过包办一切，将个体的工作和生活统统纳入一个福利网络，但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个高度稳定和同质的“单位人”;出租车公司原本可以依赖特许经营的牌照管制，通过“份子钱”束缚手脚，牢牢把控民众出行的“渡口”;实体店铺原本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占据物理空间“守株待兔”，迎来源源不绝的客流。

　　但如今这些组织、机构和体系对人的控制力已大大弱化了。“铁饭碗”未必能阻挡一颗自由飘飞的心，牌照管制无法阻止人人都是司机的P2P用车模式异军突起，物理空间同样无法禁锢被解放了的手艺人。他们共同让“不务正业”加速汇集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而值得追问的是，这是谁的胜利?这当然是互联网的胜利。它填平了信息鸿沟，将一个更平坦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也在潜移默化中积蓄冲破围城的势能;它的精准定位和大数据计算，能迅速实现乘客与车辆的配对，将原本私有的资产转化为可以共享的社会化资源;它带来的服务O2O化，直接打通了消费方与供给方之间的“断头路”，使手艺人成为更自由独立的个体。

　　这当然也是城市的胜利。爱德华?格莱泽在畅销书《城市的胜利》中，对城市的价值和意义极尽溢美之词。城市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对人类智慧的激发与聚合作用。人类的思想来自彼此的影响、启发，甚至辩难。城市作为浓缩的空间，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挤压得更近，这种密集性非常有利于思想的创造。而不论是改变都市人出行方式的打车APP，还是类似“河狸家”这样的上门O2O平台，都不可能诞生于地广人稀的荒野，只能来自高密度人际交流的灵感迸发。而当田园牧歌和鸡犬相闻本身成为一种乡愁时，城市其实已经赢了。

　　这当然还是共享经济的胜利。当基于大数法则和风险共担原则的社会保障网络编织得更为细密，“单位人”的出走不再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人民优步这样的APP让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辆车里相谈甚欢，共享事实上早已渗透进社会经济的肌骨;当社会化平台致力于解决传统模式的“痛点”，基于体验的社交传播也孕育着更大的消费能量。

　　而当你的“不务正业”没有催生危机，反而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创新，只是因为你拥有了更多自由。说到底，这是自由的胜利。

　　分工进化论

　　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不朽巨著《国富论》中，将社会分工细化视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他用那个纽扣生产的经典案例，庖丁解牛般地阐释了“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一经济学法则。此后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史，已无数次验证了这一原理所蕴含的洞见。

　　但是我们在如今的商业世界里，似乎发现了与此相悖的经济现象。颇为典型的就是出租车行业。原本开着出租车奔驰在城市街道上的，都是以此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职业司机。而目前他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消解。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依托滴滴、快的、优步等O2O打车平台，通过挂靠在汽车租赁公司或直接以P2P的方式，成了事实上的出行服务提供者。不少职业构成多元的私家车主，干起了专业司机的活儿。他们并非专业人士，但他们的“不务正业”，却分明缓解了打车难问题，让经济运行和城市运转更为顺畅。

　　亚当·斯密揭示的分工法则失效了吗?当然没有。亚当?斯密在定义社会分工时，事实上已经预设了这一分工的专业、技术、工艺门槛。当这些门槛足够高时，在某一个环节学习磨练到极致，然后通过不同环节的协作，才能极大提高生产效率。但伴随科技演进和技术民主化，门槛会逐渐降低，掌握它们的成本也会大幅削减。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开车还只是少数人所掌握的一项技能。二十年后，它甚至已经不是一种专业技术。此时，提供这项服务的就不一定非得是专业的机构或个人，而是能通过一种类似于“众包”的方式完成。

　　当这样的技术民主化趋势与移动互联网浪潮交汇，原本供需双方彼此面前模糊的轮廓顿时清晰了起来，你甚至可以提供完全个性化、定制式的产品和服务。但是18世纪那些工场作坊里制作纽扣的工人，并不知道出自他们之手的产品，是为谁制造的。“以产定需”由此全面导向“以需定产”。同样，在原先的技术水平和商业模式下，占据物理空间的“守株待兔”是一种更经济高产的经营方式，如今或许已经不是了。

　　在这样的变迁之中，原本需要用十个小时来完成的工作如今可能只需要五个小时，原先需要十个人来完成的创新如今可能只需要五个人。更多的时间、兴趣和技能被解放出来，被配置到更多存在需求痛点的领域中去，还被赋予了更多变现的机会和可能。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具备了更多“去组织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的特征，我们也拥有了更多“不务正业”的资本和空间。

　　不务正业，其实还是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也重新定义着社会分工。沉睡资源因之得以盘活，潜在天赋因之得到激发，人力资本因之得到高效配置，自由边界因之得到扩展。不务正业，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