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祚

　　1968年，后来成为法国总统和欧元战略家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表一篇重要演讲。他说：“简而言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世界整体经济和各国经济，皆有异常深刻之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各国经济之影响程度，远远超过所有国内经济政策，美国亦不例外。”

　　德斯坦并非夸大其词。1999年，当代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欧元之父蒙代尔荣获诺贝尔奖，他为自己的诺贝尔演说选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题目《20世纪回望》，试图简要总结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蒙代尔说：“我试图阐明：货币因素在许多政治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我将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不安触发了本世纪无数次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我们至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还知之甚少。美国的崛起和美联储的错误政策正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中译本)，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放宽历史的视野，为了深入理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内在规律。国际货币体系之演变对于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兴起具有特殊重要性，甚至是最关键的环节。

　　关于人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起源，数百年来，思想者曾经提出无数解释和学说。譬如，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学说，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宋巴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亚当.斯密的自然演化学说和资本积累导致劳动分工学说;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诺斯等人的私有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白银资本理论;卡尔.波拉尼《大转型》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起源的分析。

　　仔细考察这些学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这些思想家直接或间接地均认为，货币信用和金融制度之创新和演化，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条件。令人兴奋同时令人深思的是，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制度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货币信用和金融制度，国际货币体系或国际金融体系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著名学说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资本论》第一卷第26章《所谓原始积累》开篇就写到：“我们已经说明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资本如何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如何再转化为更多资本。然而，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以商品生产者手中拥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似乎就陷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唯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出现之前，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亚当斯密称为‘前期积累’)，我们才能跳出这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结果，而是它的起点。(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

　　那么，原始积累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又来自何处呢?那就是国家信用和国债、国际信用和国际债券。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公债成了原始积累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的风险，甚至都用不着承担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通知兴盛起来。”

　　马克思认为国际信用制度正是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秘密所在，国际借贷关系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输送到另一个国家。“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放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同上引)。

　　马克思上述生动和深刻的描述，事实上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对今天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信用关系的直接写照。国际借贷、国际资本流动、跨国投资，始终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最强大动力。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旨在总结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兴起。他的核心主题和结论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其一，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欧列强随后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尤其是对贵金属的掠夺，开启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大门，白银资本尤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人从美洲所取得的白银，成了打开贸易大门的咒语。”“在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远东，白银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中文版236—237页)。施康强 顾良译。三联书店”)

　　其二，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首先表现为金融中心的转移，从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安德卫普、汉堡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从伦敦再到纽约。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转移的背后，则是资本形态的演变和跃进。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资本形态、不断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地方，才有望永葆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之地位。“到18世纪末，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无疑已被伦敦所取代，正如威尼斯曾经被安特卫普所取代、伦敦将被纽约所取代一样。”阿姆斯特丹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的核心原因，乃是阿姆斯特丹没能将商业资本有效转化为工业资本，而是过度沉迷于金融投机。“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已从承担经济活动的基本任务(有益的任务)转而从事最精巧的金融活动”。“阿姆斯特丹竟然重蹈覆辙，抛开仓储贸易的实际利益，追逐食息取利的空幻希望，甚至以其资金推动伦敦的繁荣，使伦敦在竞争中稳操胜券。不管是正常演变或畸形发展，金融业的蓬勃高涨似乎预示着成熟阶段的到来，这是秋季即将来临的信号。(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中文版272页)。施康强 顾良译,三联书店出版。)

　　其三，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并非人类历史某个阶段突然冒出来的怪物。然而，在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形态里，金融资本主义最终取代控制、支配和压倒一切的地位。“资本的历史大步跨过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它先于工业革命，贯穿其全过程，并超越工业革命。”“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古老的尝试，当工业革命开始时，它已有一段很长的经历，而且不单是商业经历。”布罗代尔将资本分为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资本以其惯有的、依旧活跃的形式而出现。直到1830年农业资本仍占英国物质财富的一半。工业资本最初逐渐增加，随后突然膨胀。商业资本历史悠久，虽然相对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但它却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并创造了殖民主义。最后是金融资本(银行和财政合在一起)，在伦敦称霸世界之前已经出现。(同上，698页)”

　　布罗代尔对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论述表示赞同。希法亭认为，正是在20世纪，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大批出现，以及资金以各种形式的大规模集中，金融资本主义才与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形成三位一体。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地位较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布罗代尔对此评论到：“撇开这个有争议的形象，我们不如记住，希法亭反对单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世界具有多种形态，其中的金融资本——他心目中的最高形态——趋向于向其他形态渗透，进而控制和压倒其他形态。对于这种见解，我完全可以赞同。”(以上引文均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中文版698—699页)。施康强 顾良译。三联书店)。

　　金融资本形态能够向其他形态渗透，进而控制和压倒其他形态，实际上正是资本本身积累的必然结果。布罗代尔认为：“金融资本主义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早在过去，仅以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为例，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急剧增长，正常投资机会已不足以为积累的资本提供出路，金融资本已经将商埠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进一步征服整个商业世界。(同上，第699页。)”金融资本的规模和能量日益壮大，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刺激经济较快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必然大幅度提高储蓄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则是伴随工业革命的金融革命刺激金融工具数量和金融交易规模快速膨胀。现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中央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所、外汇交易所、大宗商品交易、衍生金融交易、期权期货交易等等，皆发端于16世纪初期，那正是全球商业资本主义初露曙光之时。

　　其四，布罗代尔认为，助推英国崛起的最重要力量是金融体系，特别是英国的国债市场。布罗代尔说：“英国在1780至1785年间成为欧洲经济世界公认的主宰。英格兰市场同时完成三项事业：主宰本国市场，主宰不列颠市场，主宰世界市场。欧洲从1750年起日渐欣欣向荣，英国自不例外。(同上，第429—430页。)”那么，英国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布罗代尔接着提出一连串问题：“在英国经济明显高涨的众多标志中，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哪些标志应列在首位?英国商业生活的等级化?或者高得出奇的物价(英国的高物价并非只是缺点，也有吸引外国产品和不断刺激国内需求的优点)?再或者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不低于小而富的荷兰?再或者英国的贸易额?(同上，页43。)”

　　布罗代尔的答案是：“上述这一切无疑起了作用。英国的强盛将导致当时谁也未能预见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经济的上升势头，不列颠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以及十八世纪整个欧洲活跃地区普遍分享的繁荣。它还得力于一个特殊的机遇，正是这些机遇推动英国在自己并不始终意识到的情况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英镑是一种现代货币。英国的银行体系是超着现代化方向自动形成和自动演变的体系。英国的公债作为一种长期或永久性债务稳如磐石。这个根据经验提出的体制事后将表明是个功效卓著的技术杰作。当然，回过头来看，公债也是英国经济健康的最佳标志：因为源自所谓英国金融革命的这一体制不管多么巧妙，它必须对公债持有者按期还本付息。做到这一点与维持英镑的持久稳定同样是件费劲的事。(同上，页430.)”

　　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学者都一致强调金融体系对于大英帝国崛起的极端重要性。当代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其著作《帝国》里详细谈及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历经多次血战，最终击败法国，从而夺取了差不多法国全部的海外殖民地，从加拿大、加勒比海一直到亚洲的印度。弗格森写道：“这是凭借海上霸权取得的胜利，而英国之所以能取得海上霸权，是因为英国较之法国有一个关键优势：借贷的能力。英国拥有的1/3的战争经费都是通过融资获得的。英国金融机构在威廉三世时期就复制了荷兰的模式，现在已经将这些模式完全融入自己的体制中。皮特的政府通过向投资公众销售低利率债券的方式分摊了战争的成本。而法国却只能被迫乞讨或偷窃。正如伯克利主教所说，信贷是英国超越法国的主要优势。支撑英国海军每一场胜利的是国家债务。国债规模的增长——在七年战争中从7400万英镑增加到1.33亿英镑——也正反映了这个国家金融实力的增长。(尼尔·弗格森《帝国》(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页30—31.)”

　　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16世纪的美洲白银大发现乃是世界经济金融历史的分水岭，甚至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正是滚滚而来的美洲白银转化为全球贸易资本或商业资本(通常称为“白银资本”)，开启了欧亚和欧美国际贸易大门，不仅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催生出现代国际货币体系，而且刺激出现代货币理论和国际收支学说。

　　张宇燕和高程合作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对白银资本和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崛起之间的关系作了简要而令人信服的总结。他们构建了一个“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分析架构，说明地理大发现及其随后滚滚流出的美洲白银，正是开启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奇钥匙。

　　美洲白银所带来的直接冲击是财富分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崛起，就有的土地贵族阶级开始没落，财富分化和阶级重组必然要求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经过一系列漫长、激烈的政治冲突甚至内战，欧洲的政治制度天翻地覆，以保障私有产权和政治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新政治格局喷薄而出，英国“光荣革命”正是美洲白银所刺激的欧洲政治革命的巅峰之作。

　　美洲白银的贡献远不止政治革命，金融革命或许更加重要，意义更加深远。新兴资产阶级对国王和政府权力的限制，迫使国王和政府寻求新的融资手段，国债市场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对私有产权更加有效和更加富有规则的保障，让股份有限公司和股票市场逐渐成为最有效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英国国债市场和1694年创立的英格兰银行(起初为私人银行，后来逐渐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职能)则是美洲白银所刺激的“金融革命”的巅峰之作。

　　不仅如此，滚滚而来的美洲白银还间接促成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的创立。“欧亚两大洲之间的金银交换，还直接地对英国金本位制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西欧白银市场和物价的作用。美洲白银经过欧洲大量出口到亚洲，换回商品和黄金。黄金到了欧洲并留那里，被欧洲各国政府当做大规模商业清算和支付的主要工具，并为金本位制的最终确立铺平了道路。(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页120—121.)”

　　让我们简要看看当年美洲贵金属流入欧洲大陆的情形。16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每年从新世界流入欧洲的金币和银币的数量大体相等。然而，秘鲁帕托斯的白银矿山大发现让金属币流入的形势发生惊人的变化。帕托斯银矿是秘鲁(当时为西班牙殖民地)三座巨大银山的第一座。1545年开始开采，时间离皮扎罗为利马奠基只有10年。很快，帕托斯的白银就装满了西班牙的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回西班牙，由此进入荷兰和欧洲其他地区。帕托斯银矿被开采之后，年平均产量立刻达到500万盎司以上。1581—1600年间，年产量上升到800万盎司。1601—1620年间，平均年产量仍然高于600万盎司。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30年里，每年全世界白银总产量大约是150万盎司，1544年之前上升到大约300万盎司，1545—1580年间，达到大约1000万盎司，1580—1620年增长到1300万盎司。之后，白银生产才开始停止增长并逐渐下降(以上数据引自《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四卷(中译本)，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页21—22)。

　　如此大规模的白银流入，完全颠覆了欧洲的复本位制。随着白银价格迅速下跌到铸币厂规定的黄金—白银官价比例之下，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开始发挥效力。黄金开始从流通中消失或者被削割。光荣革命前后或斯图加特王朝晚期，英国反复经受货币本位制混乱、货币重铸和国际收支失衡及其调节的痛苦过程。那个时代英国最著名的伟大人物几乎全部都卷入到货币制度或改革的论战之中，包括杰出政治家约翰.索莫斯勋爵(John Somers，国会议员、大法官和上院议长)和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e，1661—1715，就读剑桥大学，历任财政大臣和首相)、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科学家牛顿爵士(现代物理学奠基人。1696年被任命为皇家造币厂总监，1699年晋升为造币厂首脑，直到1727年去世)(《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中译本)，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页95—97)。

　　尽管有如此众多第一流任务参与辩论，大英帝国的货币改革(即重新确定黄金白银的价格比例和创新铸造双金属硬币)却惨遭败绩。如果本国货币制度与国际主流货币体系不协调、不一致，特别是本国利率、通胀率(货币价格)与国际市场的利率和通胀率有很大差距的时候，本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改革就必须考虑国际市场流动性的冲击，必须考虑货币替换、货币进出口和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否则，本国货币政策和货币改革就必然惨遭败绩。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英国货币改革之失败(史称“大英帝国的货币重铸”)，就是漠视国际主流货币体系遭遇惨败的经典案例。以洛克的智慧和牛顿的天才，皆未能理解简单的价格原理或“格雷欣法则”，说明经济学思维乃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哲学和科学的别样思维形态(20世纪有两位著名政治家也因为不能理解简单的经济学常识而铸成大错。一位是英国政治家丘吉尔，1925年丘吉尔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不顾当时英国惨淡的经济形势，轻信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和一帮传统投资银行家的鼓动，漠视凯恩斯的建议，断然决定以一战之前的英镑汇率恢复金本位制，将英国经济彻底拖入衰退深渊，并引发一系列国际货币金融动荡，直接或间接导致1920年美国股市疯狂、1929年的股市崩盘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最终彻底毁掉金本位制和国际货币体系。丘吉尔后来坦承：恢复金本位制是他一生最大的鲁莽的错误。另一位则是基辛格。据说基辛格也坦承，只要一听到什么汇率和通胀等术语，立刻就头大。作为1970年代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主要成员，基辛格对经济金融政策没有发挥什么正面作用。)

　　问题就是金银两种金属的价格比例。当时以洛克为首起草的货币改革报告，将英国官方的黄金-白银价格比例确定为15.5:1(即1盎司黄金的价格是1盎司白银价格的15.5倍)，办法就是将当时英国主流金币(所谓吉尼金币)的黄金含量从22格令调降到21.5格令。然而，当时的国际贵金属或国际金融中心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当地的黄金-白银价格比例是15:1，意味着伦敦的金价比阿姆斯特丹要贵。从荷兰进口黄金将其铸成吉尼金币能够获得5%左右的利润。国际投机套利很快让黄金大量流入英国，白银铸币则大量出口国外。英国再次面临通货收缩的严重困扰。

　　到了1717年，形势日益恶化。身为造币厂首脑的大科学家牛顿终于明白了货币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建议降低黄金价格，办法是将基尼金币里的黄金含量降低到21格令(此时黄金-白银比价降低到15.21:1)。然而，能够准确计算出天体运行轨道的牛顿，却算不清伦敦黄金-白银比价与荷兰黄金—白银比价之间的差距及其后果(牛顿有一句流芳百世的名言：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出人性的贪婪。他以此总结自己参与南海泡沫惨遭失败的经验、教训和感慨。)。即使将伦敦的黄金—白银比价确立为15.21:1，仍然高于阿姆斯特丹的15:1。国际套利仍然有利可图。

　　更让牛顿爵士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他重新确立英国货币比价之时，国际货币供应局势已经开始巨变，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巴西流入荷兰和法国，两地的黄金—白银比价下降到15:1以下。伦敦黄金价格高估的程度日益严重，人们继续将银块出口国外，流通货币不足的问题持续困扰英国。几十年之后，当乔治三世1760年即位之时，银币几乎完全从英国消失。1774年之后，白银在英国甚至部分被非货币化了。终于，英国跌跌撞撞地走上了金本位制(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中译本)，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页99—101。)

　　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取胜，1815年滑铁卢之战威灵顿击败拿破仑之后，大英帝国各方面的势力迅猛壮大，日不落帝国从各个侧面开始深刻影响和“统治”世界，货币金融也不例外。随着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乃至全球主要的货币和金融中心，英镑逐渐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为了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选择从19世纪开始，从英镑逐渐获得主导和支配地位开始，大概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选自作者新著《新资本论》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