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古往今来，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演化、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律之文献汗牛充栋。然而，就我知识所及，还没有多少学者将资本主义之兴起、尤其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之兴起与国际货币体系之演变明确联系起来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系统深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逻辑、历史和理论联系，则是本书的一项基本任务。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国际货币体系从有锚货币和固定汇率转向无锚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如果说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那么正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之崩溃或演化有其必然性。因此，深入理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趋势和规律，就成为理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核心环节。

　　本书将1971年确定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起点(具体说就是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日)，此绝非武断随意之举。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之崩溃，将人类货币体系与物质商品的最后一点儿联系连根拔起，彻底摧毁，人类第一次真正进入完全信用货币(Fiat Money)时代和无锚货币时代(Unanchored Monetary Era)。完全信用货币和无锚货币是人类历史的新尝试。

　　从古至今，人类总是渴望寻找到货币的最后价值、终极价值或绝对价值，总是渴望为货币寻找一个“价值之锚”或“稳定之锚”。商品货币时代、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复本位制等等，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至少原则上可以与某种商品、黄金或白银兑换，任何钞票都有一个最后的价值基础或价值之锚。

　　完全信用货币或无锚货币将价值之锚完全消灭。那么，货币的价值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依靠什么作为货币发行的基准或准则呢?我们以什么作为货币政策的基准或原则呢?说到最后，究竟什么是货币?我们为什么需要货币?人类是否有能力管理好“自己发明”的信用货币?这些问题正是当代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哲学辩论的焦点。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无锚货币或信用货币已经和正在继续深刻改变人类经济体系。信用货币赋予主权国家货币当局操纵货币的巨大权力，赋予主权国家赤字融资、债务融资、以通货膨胀征税的巨大空间，赋予主权国家调节货币供应量、调节利率、调控流动性的无限可能性。1990年左右，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数十个新国家创立之时，每个新生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创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和发行自己的钞票，它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而且关乎具体实在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将固定汇率体系的基础彻底摧毁，浮动汇率成为各国货币关系的主流趋势。汇率灵活性不断增强，货币竞争日趋激烈，主权货币、区域货币、国际货币共生共存，国际资金流动和货币套利交易急剧增长，国际货币体系波涛起伏、危机频频。

　　最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终于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降临铺平道路。无锚货币或信用货币为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产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货币竞争和浮动汇率则成为全球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急速扩张的最强大引擎。

　　诚然，资本、资本家、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演变有漫长之历史。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还可以包括农业资本、垄断资本等等多种资本形态)从来都是交相辉映，长期共存，我们不能说任何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形态，我们只能说某个时期里，某种资本形态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决定了哪个时期经济体系运行的主要机制和规律。据此，我们大体可以说，商业资本是16—19世纪早期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资本形态，工业资本则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到了20世纪后期，金融资本则逐渐取代工业资本，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

　　自然界和人类事物的演变往往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动态过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金融资本(有时又被成为食利资本或虚拟资本)一直存在，某些时期的某些地方，金融资本甚至支配和主导着其他资本形态。斯密《国富论》就讨论过如何尽可能将全部社会资本转化为生产性资本，斯密认为食利者或食利资本是一种非生产性阶级或非生产性资本。李嘉图和马克思对食利者阶级的谴责人尽皆知，认为那是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法国年轻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卡迪以研究财富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而知名。2014年其新著《21世纪的资本论》刚一出版，旋即轰动英美，成为罕见畅销书。皮卡迪认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核心原因乃是长期资本回报率(r)大于长期经济增长率(g)。长期资本回报率就是食利者阶级或非生产性资本的收益率。从这个意义上，皮卡迪的结论与李嘉图和马克思异曲同工。不过，皮卡迪没有深入讨论为什么r会长期大于g?资本回报率长期大于经济增长率的机制是什么?如何可能?]。马克思还讨论过虚拟资本或食利者阶级如何参与资本家剩余价值的分配。1920年，奥国经济学派杰出的经济学者希法亭出版《帝国主义论》，非常明确地认为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

　　然而，本书认为，只有到了1970年代之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协议确定的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才真正开始进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新时代。我的理由如下：

　　其一，首先从经济现象看，金融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一切典型的经济现象和特征事实，只有1970年代之后，才开始最直接和最鲜明地呈现出来。这些特征事实和独特现象包括：

　　1、金融业对经济增长或GDP的贡献度逐渐和快速上升;

　　2、金融资产占全部资产或财富的比例快速上升;

　　3、金融工具的数量和交易量快速上升;

　　4、愈来愈多的社会精英进入金融业;

　　5、金融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及其增长幅度大幅度超过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金融行业精英阶级的收入跃居到所有收入阶层的金字塔顶，成为所谓1%最高收入阶层中的最高收入者，即成为那个众矢之的的0.01%群体;

　　6、关键经济指标(利率和汇率)日益脱离经济基本面，转而由金融市场的预期和投机行为来决定;

　　7、金融业日益演化为一个自我循环的虚拟经济体系;

　　8、全球外汇交易量迅速脱离全球贸易结算需求和避险需求，成为与真实贸易无关的完全的套利交易;

　　9、大宗商品日益成为金融炒作或投机的标的物，成为金融产品，其价格日益脱离真实经济的供求关系;

　　10、金融业和金融家对国家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大而不能倒”甚至“小而不能倒”成为金融业新的救命符咒;

　　11、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跃居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退居其次;

　　12、货币危机、汇率危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频率快速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迅速上升。

　　其实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特征事实。这些新的现象是以往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至少是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和如此显著的出现过。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里，金融资本多次兴起、壮大和持续存在，但从来没有象1970年代之后如此快速膨胀，规模如此庞大，种类如此繁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此巨大和深远。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

　　其二，1970年代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完全无锚货币时代降临之后，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增长(积累)机制发生划时代的变化。根据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一般均衡状态下，金融资产的总量与实物资产的总量应该均等，因为任何一项金融资产(股票、债券、贷款等等)必然要对应一项实物投资或资产。二者价值出现背离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金融资产的价值脱离实物资产而自我变动，譬如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值可以远远超过或低于公司全部资产之总和(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二是实物资产或投资的价值也可以大大超过或低于金融资产的价值，譬如从银行贷款100万购置房产，价值很快上涨到500万。

　　因此，根据正常的资本积累规律，从长期历史趋势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价值总和(市值总和)应该与实物资产价值总和协调增长(理想情形下应该完全相等)，金融资产之市值不应该长期持续偏离实物资产之价值。一个近似的衡量指标是一国金融资产价值(市值或现值)与该国GDP之比。根据该指标，1970年代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确实进入了一个真正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与GDP之比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的500%(5倍)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1100%(11倍)[ Robin Greenwood and David Scharfstein, “The Growth of Financ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spectives, Spring 2013. ]。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肯定不是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储蓄(个人家庭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结果或表现。相反，自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储蓄率都出现持续下降。

　　国民总储蓄率持续下降，金融资产却反而以极高的速度增长，这如何可能呢?唯一的途径就是货币创造和大规模的债务融资或债务累积(家庭、企业和政府皆大规模举债)。单纯依靠货币创造来实现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必然诱发金融资产恶性膨胀和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及其泡沫破灭的金融危机(参见本书卷二附录的经典案例分析《劳约翰和密西西比泡沫》)。 (选自作者新著《新资本论》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