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轰动一时的吴士宏著的《逆风飞扬》里，我们可以读到她在微软的切身体会：“微软……有意识地部分采取‘技术跟随’的战略：紧盯着市场上冒出的任何新的技术动向，密切观察新技术对市场的潜在影响力，分析新技术与微软现有的产品技术结合可能产生的制高控制力。……新技术……少数生存下来是因为具有代表未来的强大生命力……并的确证实了价值时，微软即可以扑上来‘跟随’，在很短时间内开发出产品，或者干脆把原创者买了，并迅速占领市场。买不到也没关系，只要微软宣称‘已完成同类产品开发，近期上市’云云，小公司的订单立即锐减，因为客户们宁可等微软……”

　　吴士宏还在书中分析：“……‘技术跟随’战略好处是明摆着的：省去大量研发经费人力时间，最有效地利用全行业的创造智慧，避免过多投资在错误的研发方向”。

　　确实，正如清华大学方兴东博士分析，微软从未真正通过自己的原创技术开发出意义重大的产品：其起家的Basic不是自己发明;微软的MS-DOS操作系统，其实不过是从软件高手蒂姆·帕特森手里买下后加工、包装而成;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的诞生源自于对Xerox和Apple 公司技术的引用和模仿;Excel实际上是Lotus1-2-3的复制品;Web 浏览器是借助网景的创意开发;Word则纯粹是WordStar、WordPerfect的跟风……这些模仿产品构成了微软的主要力量，而微软自己的创意和产品如Bob、MSN、Mungo、Park则无一成功。

　　然而，为什么微软的技术跟随能造就如此神话与长久生命力、而中国企业的跟随却往往在风光一时后就不得不短命早逝?

　　吴士宏的理解是“企业要想得到如此‘取巧’的厚益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有兼备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能力的技术资本家天才，有雄厚的资本(资金和人才)支撑，足以在滞后一年或更久仍能一扑而就，后发而成功(《逆风飞扬》)。”

　　TCL不是微软，而吴士宏、李东生们也不是比尔·盖茨。由于特殊的教育与职业背景限制，吴士宏们实难具备盖茨们的这种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的对技术与产业关系的洞察力;TCL同样难以具备微软那样强大的融资与资源整合能力。所以，TCL 对新技术的“跟随”只能是形似而神无。似乎，这成为TCL 兵败IT的软肋所在。

　　然而让我们看看微软的死对头IBM公司，即使是与微软相比，其资金和人才实力也不可不谓之强，其技术起点也不可不谓之高。90年代初期IBM 公司开发出的OS/2操作系统，实际上比当时微软的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整体技术水平为高。然而由于缺乏应用软件的支持，它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反观微软的视窗系统，由于及时抢占了市场的主要份额，在它的平台上积累了一大批应用软件，并使其应用程序接口成为事实上的标准，因而其他操作系统难以将其取代，从而形成了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在PC领域的霸主地位。

　　通过在国际互联网广为流传的法国计算机博士迪·克斯莫《虚拟空间的陷阱》，我们可以读到微软如何凭借二流甚至三流的技术，达至产业发展的巅峰。

　　在这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规则的制约，微软的“技术”已经成为了一种切切实实的标准。尽管这种技术标准并不见得多么先进高级，然而众多的厂商(其中不乏非常优秀的厂商)、用户以及竞争对手却不得不跟着微软的节拍与旋律起舞，并且被牢牢的套入其中。日本经济产业省IT产业室长福田秀敬承认，在Wintel(Windows+Intel)模式之下，日本已经在软件、半导体、网络等领域被欧美打得落花流水，就连目前IT领域日本唯一能维持较高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家电也存在着受制于Wintel的危机，从而得出“数字家电的PC化进程(这里指Wintel下)对日本的竞争力来说是一场悲剧”的结论。

　　这样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产业的脆弱不仅仅是源于技术底蕴的不足，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缺乏技术与产业的有机融合制订规则与标准的能力。由于规则上的受制于人，必然导致我们自身难以主导自己的产业，难以把握产业的发展方向，因而也就难以保证产业的长远优势;由于无法主导标准，我们的产业就只能成为别人规则下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可以把握自身命运的主人。

　　这样，我们对技术创新的理解就应该有更深层次的跃进。虽然，我们的企业并不是没有去创新技术，无论是TCL 的HiD、联想的LEOS操作系统还是七喜的“媒体中心”，无论它的技术是如何先进，当它不能够形成标准，无法让人跟随时，它就永远无法给自己创造制定规则的机会。因而在可能的一时风光过后，它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