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大投机家在总结毕生经验后感慨到:“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输掉自己的财产:最快的方法是赌博;最惬意的是与女人在一起;最笨的是买股票。”对于股市风险,似乎还没有谁比这位投机家表述得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到今天为止,中国股票市场刚刚13岁。无疑,这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虽然没有人对新兴市场做过精确的界定,但新兴市场的特点却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之一就是国民对证券市场的认知处于某种“新兴”阶段,或者说某种“幼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投资者往往倾向于将股票市场看作一个一夜暴富的场所,而对其中的风险相当漠视。虽然从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第一天起,所有的证券营业部都挂着“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警示标语,也有为数众多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有过惨痛的赔钱经历,但作为一种集体意识,中国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记忆则是近几年的事情。不用说,这是2001年到2004年蚀骨的熊市所结出的“硕果”。无论是对于中国的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2001年到2004年的熊市都是一次必然要到来的补课,虽然它多少有些迟到。没有理解错的话,善强先生的这本《中国股市机构主力操盘思维》,就是一个老资格的职业资金管理者对这一轮熊市的痛苦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及时的风险教材,对强化和巩固投资者意识中的风险记忆大有助益。
在我的印象中,国内有关证券市场的通俗读物中,鲜有人以严肃的方式论及风险。在这类读物中,除了对证券市场遍地黄金的幻觉式描述,剩下的就是建立在这种幻觉之上的如何淘金的所谓技巧。善强先生的这本书专辟一章讨论风险,表现了难得的清醒和严肃。也是该书区别于其他大众通俗读物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小小的遗憾是,善强先生将这一章放在了书的最后。而在我看来,风险,作为进入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入门课程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被安排在最前面的位置。
证券市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风险市场,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成熟市场并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仅仅在于风险的性质和风险的大小。所以,只要你进入证券市场,实际上就已经注定将生活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等于是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投资者,风险将是必然的、经常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风险是一种给定的约束条件。如果你准备在这样一种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生存,那么,剩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甄别风险、分散风险、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作为一个老资格的职业资金管理者,善强先生在这方面显然有他独到的体会和方法。在历数各种风险控制技巧的同时,善强先生尤其强调了及时处理风险的重要性。这一点让我深有同感。这倒不是说善强先生说出了什么防范风险的独家秘诀,而是一种身陷风险时的积极心态。这种心态很难用言语加以表达,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投资的成败,是一种书本之外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临危不乱,积极面对既成事实的心态,是高于一切投资技巧的真功夫。在善强先生那里,这种不经意流露的智慧显然是通过长期的职业投资生涯磨砺而成。这一点,读者们特别需要用心品味。
新兴市场之所以成为新兴市场,除了投资者的不成熟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上的不成熟。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证券市场完全是从异文化中移植、舶取而来,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嵌入型结构。受到本土特殊制度、文化的强烈制约和影响自不待言。对于几乎完全封闭、又处于特殊转型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而言,作为一种外部环境的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尤其剧烈。这也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风险来源。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发明出来的所谓“政策市、政治市”等一系列术语就是对这种独特风险的另外一种表述。显然,这种风险是无法用成熟市场的理论能够加以洞察的。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善强先生在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制度和环境方面着墨甚重,并将它放在书中最显眼的第一章。这种安排表明了善强先生一种特殊的用心,即:了解中国证券市场需要一种不同于成熟市场的理论和方法。不如此,则谈不上真正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及未来。这显然已经逼近了一种正确的方法论路径。
在我看来,一种正确的方法论取向要比饥不择食地引进各种术语,在理论上要有效得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离中国证券市场的真相更近一些。善强先生显然已经清晰地洞悉到了这种流行的缺陷。于是,他首先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证券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西方理论中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已经让位于转型时期的特殊需要,更准确地说,让位于中国国有企业解困的特殊需要。中国证券市场中种种让人迷惑不解的制度安排都由此而生。比如,中国证券市场中举世无双的股权分置即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而起,而且会因为这种外部制度的变迁而变迁。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同意善强先生对中国股市最初在功能上的判断。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中国股市最初的发生并不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融资需要,而是中国经济改革整体增量模式的一个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股市最初上市公司的企业所有制成分中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中国股市最早的一批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处于体制边缘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但这种分歧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善强先生的思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证券市场是嵌入在一个特殊文化和政治制度中的特殊市场,它不可能单独地得到发展和规范,更不可能单独地与国际惯例接轨。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是为我们甄别出了一种属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的系统性风险:制度风险。中国证券市场中的所谓庄家问题、发行管制问题、信息披露问题、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类于这种制度风险。非常清楚,2001年到2004年的熊市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而中国股市的特殊困境在于:防范和化解这种制度风险,必须先从中国股市的外部环境入手。但这种巨大的工程,显然已经不是中国股市本身可以完成的任务,更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三年的熊市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风险,但病灶所在,一遇机会这种恶梦就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2004年中国证券市场中发生的南方证券事件、德隆事件,都在不断提示我们:这种风险与我们仍然近在咫尺,并没有因为长期熊市而离我们远去。
所以,在今天,只要你打算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你就必须首先厘清中国股市制度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制度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这是在我们这个新兴证券市场中生存的第一要务。在这方面,善强先生的《中国股市机构主力操盘思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重要的启示。当然,这本书可以给我们的远不只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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