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尼古拉斯·G·卡尔认为，信息技术不再重要，从战略重要性这个角度来看，IT会淡出舞台，不再那么举足轻重，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虽然这场争论对我国而言相对超前，但是仍给我们相当多有益的启示。

　　信息化战略几乎是每个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规划之一。但企业在真正实施信息化战略的过程中，并不都是一帆风顺或者很快就能达到理想目标，很多企业在信息化战略中进行了巨额的软硬件投资及人力投资，却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益，最终陷入一种不断投入却无法得到合理产出的投资漩涡，这些投资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众多的企业认为他们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投资掉进了“黑洞”。

　　信息技术能否提供战略优势?

　　2003年5月，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尼古拉斯·G·卡尔(Nicholas G. Carr)的一篇文章：《IT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文中指出：信息技术(IT)已不再是专有技术，而是基础性技术,正在日益成为同铁路、电力一样的无差异的大众化商品。对企业而言，IT已成为一种常规投入，以IT为基础获得优势的机会越来越小，在IT上的巨额投资罕有获取巨额回报的，“从战略重要性这个角度来看，IT会淡出舞台，不再那么举足轻重”。关于信息化，卡尔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减低投资成本;第二不要做领头羊，要做跟随者;第三是不要关注机会，要关注风险。他认为如今企业的IT管理应该降低投资，采取守势，把重点放在降低风险而不是增加机会上。

　　卡尔的话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调查了292个企业，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

　　2001年，麦肯锡公司再次发难IT的作用。该公司发表的《美国生产率增长报告1995-2000》将此结论扩充到53个行业，约占经济体总量的70%。麦肯锡公司研究发现，1995年～1999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跳跃式增长集中在6个行业：零售、批发、证券、电信、半导体和计算机制造;而占整体经济70%的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或增或减，基本持平。研究结果显示，IT业只是促使美经济在1995-1999年呈跳跃式增长的诸多因素之一。IT投资在某些行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另外一些行业则成效甚微。产品、服务与创新、竞争加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周期性需求才是更为重要的直接因素。例如，1995年之后，一般商品零售的生产率增长达3倍以上，原因是零售业者竞相跟进沃尔玛推出的诸如大包装商品、每日低价商品、仓储补给与采购以及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等。结果，1995年-1999年，沃尔玛的生产率提高了50%，竞争对手的生产率因仿效而增长了28%。而沃尔玛重要的创新做法，大部分都与信息科技无关。麦肯锡的研究表明新经济成功的要素不在于信息科技，而是竞争和管理上的创新。 因此，该公司指出“IT与生产率之间仅仅是一种模糊的关系。”相对于创新、竞争和周期性需求等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言，信息技术对于生产率增长似乎并非宣扬的那么举足轻重。

　　IT只是企业竞争力的支点

　　管理创新才是原点

　　卡尔的文章引起IT业界的激烈反应，其中不乏赞同者，然而更多的是质疑和反对。诸多观点认为，IT依然重要，不是因为硬件或标准化的商用软件，而是因为智能化地、创造性地对信息的应用能高速地、低成本和以正确的方式解决业务问题，创造价值。他们坚信与IT应用伴随而来的是业务流程改进、业务创新和管理技巧。他们承认IT本身几乎从来不曾带来战略差异，但是IT依然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创造了过去不存在的可能性和选择机会。

　　这场争论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信息技术为提高企业价值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将对生产力的提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的价值提高有着必然的联系吗?或者说，在能够对提高企业价值作贡献的诸要素中，信息技术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卡尔认为IT虽然重要，但已谈不上以IT为基础来制订企业战略，在IT上的高投入很少能够转化为优异的财务业绩，相反，高投入低业绩倒是常见现象。因此企业应该将关注中心放在降低IT投资上。而反对卡尔的观点主要集中在IT投资的间接收益上面，即很难衡量的战略层面。争论的焦点在于：信息技术的无形间接收益是否能弥补其巨额有形投资，企业巨额投入换来的“信息化平台”是否划算。

　　对企业而言，信息技术本身并非最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利用信息技术改进业务、创造价值。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再造上，信息技术能够产生更丰富的应用内涵、成为更有价值的管理工具。但考虑企业价值增长的原因，势必要考虑到信息技术以外的因素。所以关键在于，一定要弄清楚究竟谁是支点，谁是原点。已有的经验表明，竞争和管理创新之后的信息化往往更为明智而有效。此外，还需要考虑环境是否成熟。信息技术巨大的价值潜力，必须在企业资源整合、组织机构发生重大变革之后，才能显现出来。可见，信息化作为支点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必须基于管理创新的原点。

　　由此看来，信息技术至少是提高企业价值的必要条件，但信息技术充分发挥的前提必须是改变企业运作的模式。至于有些企业花钱购置信息设备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则不能全部怪罪于信息技术，比如，企业借助信息手段收集了大量的客户个人数据，却没有想到如何利用这些数据赚钱，这就并非技术所能及了。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应用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正如比尔·盖茨所言：“每个公司用的都是相同的技术，关键在于谁能找到最聪明、最有效的应用模式。”

　　中国企业的现实选择

　　在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上，我国与美国显然并没有处在同一平台上。卡尔引用的所有数据都是严格限制在美国，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现状。鉴于国情的不同，“天壤云泥”亦不足以描述我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应用上的差距。这个差距不能用远近来衡量，而需要以“质变”来予以定义。这个“质变”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否需要信息化，都必须创新;不管来自大洋彼岸的争论能不能表明信息化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但却能够证明创新对于生产力成长的巨大贡献。对于我国企业，目前显然仍有许多事情要去做。

　　我国的企业信息化已经走过了“启蒙”和“入门”的阶段。“要不要信息化”和“信息化有多重要”的问题，对企业家来说已经不是核心的问题。企业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化的瓶颈既不是投资、也不是技术，而是管理和创新。信息化本身并不一定能带来竞争优势，实际决定公司是否真正具有战略优势的是稀缺性，而非普遍性。只有在人无我有时，才能带来竞争优势。信息技术已经从过去的私有技术变成了基础设施，它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的特点，大量的最佳实践经验已经被软件化或者标准化，所以，企业由此获得的竞争优势是短暂的，而不是长期的。因此，是用信息技术固化创新的、先进的管理和运作模式，还是用他来催化创新的、先进的管理和运作模式，这将决定着“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具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我国企业在应用MRPⅡ系统方面投资超过80亿元人民币，但是达到预期目标的寥寥无几。20世纪末，众多企业开始实施ERP计划，但企业在真正实施ERP过程中，并不都是一帆风顺，有些企业在软硬件及人力方面投资巨大，却并未给企业带来预期的管理效率，陷入了一种不断投入却无法得到合理产出的投资漩涡， IT所带来的风险居然超出了它所能提供的优势!

　　分析表明，信息技术应用没有释放其潜能的原因是企业在应用信息技术时，总是沿用旧的或业已存在的方式做事，而不是注重工作应该怎样做，然后考虑应用信息技术来辅助实现它。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办公自动化信息系统应用者梦想实现“无纸化办公”，其结果却导致更多的纸张使用。

　　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从“认识论”转向“方法论”，即关心如何信息化、如何产生效益。信息化应从单纯的系统建设，转向增加效益和价值，转向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善管理绩效和创新能力。信息化的焦点要转向信息化战略与企业发展战略的融合。信息系统的建设要富有效率、避免盲目追求高额的投入;要采取跟随战略，而不是盲目追逐更高更强更时髦的技术、作“出头鸟”;要密切注意信息系统的弱势、缺陷和风险，而不能仅仅关注它能提供的机会。企业用户和组织机构应更多地关注价值实现、风险控制、管理改善、竞争力及组织文化创新等等。

　　2002年底，《麦肯锡季刊》一篇题为《泡沫破灭后的信息技术》总结了那些成功利用信息技术公司的五项特征：

　　“首先，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注重管理方式的创新，以收相辅相成之效。

　　其次，将技术投资集中于降低对生产力影响最大的互动成本。这些互动成本对垂直产业而言相当明确——包括搜寻、协调和监督成本等等——大部分IT领先公司的投资都大力着重于产业垂直交易的需求。

　　第三，领先企业对其所从事的产业部门(和附属产业)之特定的生产力杠杆有明确的了解，他们会在最有可能对这些杠杆产生最大成效的计划上，投入大笔IT预算，其比例远远高出其它领域，IT投资因而能对营收和利润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

　　第四，这些公司选择了正确的投资顺序，逐步累积IT实力。

　　最后，他们改造业务流程，并改组架构，使得管理创新和IT实力获得充分发挥。”

　　这对我国企业界实施信息化战略来说可能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息技术也许从来没有重要过，重要的是那些发明、实施和使用技术的人;技术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是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创造价值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