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珠三角的城市一样，东莞近年来正在遭遇“民工荒”。“民工荒”的背后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他们以离开的方式抗议低工资和就业歧视。因此，从长远来看，目前企业所承受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之重，应该是经济发展必经的痛苦阶段，《劳动合同法》只是直接诱因而已。“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绝不只是一个因法律出台而引起的问题，而是珠三角乃至全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反映和表征。

　　作为一部以劳动者为本位的法律，不管是从道德还是法治建设的角度，《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无可厚非。中国的劳动力不可能永远这么廉价下去，如果发展经济不能给广大国民带来看得见的福利，还有什么意义呢?20多年来，珠三角绝大多数企业仍处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进行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阶段”，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甚至是某些地方政府眼中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必将上升，这并不以《劳动合同法》是否出台为转移。相反，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劳动合同法》也担当着一定的倒逼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工资水平比农业大约高30%左右。因此，在一个不变的低工资水平上，无论劳动力的需求如何扩大，企业总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力，即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但是，这只是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力被吸纳完毕后，也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变得稀缺，工资水平不再固定不变，经济发展的成果、利益开始在两个部门之间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当前，我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

　　近年来，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遭遇了一系列的外来挑战，外资北上，产业的区域间转移，在深圳，“产业空心化”的悲情一度被渲染得有声有色，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预示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珠三角虽然产值巨大，但增加值并不高，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在人们的印象中，珠三角依然是以价格竞争为主，10多年过去了，走的仍是劳动密集型的老路。如果珠三角竞争战略仍不清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印度、非洲等地区和国家的劳动力优势挤压下，“空心化”并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