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的束缚、应试体制的误导、社会浮躁的影响，是捆绑科技创新的三根绳索。如果说统一高考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现在的科技评估体系就是应试科研的指挥棒。大学毕业之后搞科研，刚跳出了应试教育的牢笼，又掉进了应试科研的牢笼：要往上“爬”只能接受这套应试体制———基金论证、论文撰写、专利申请等等，哪一层不在应试?一个国家级的成果，单位先审、省里再审、部里又审，最后国家审……年富力强的人忙着应试，应试过了，岁月也蹉跎了，成了强弩之末。如果这种评估体系不改革，中国的基础研究就没有希望。

　　即使再伟大的科学家一辈子也就是两三项大的成果。牛顿40岁以后都不做原创性研究，而是转做别的，按照我们现在三四年评一次的体制，牛顿都过不了关。因此当下科研评估是不科学的，具有一定荒谬性。

　　社会的浮躁对科研也产生深远影响。以2003年非典为例，非典过后，有媒体说半年内做出抗非典疫苗。但事实上，别说半年，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不行。成熟的疫苗必须经过一期、二期临床实验。非典是罕发性疾病，3年也完成不了疫苗的研制，因为没有那么多病例，怎么做临床实验?

　　现在学术界总爱玩新名词、新概念。2002年，有个外科医生号称5年内完成人类全部206个器官的复制，很多专家院士也跟着他吹，然而现在5年过去了，一个器官也不见。

　　处处创新，事事创新，人人创新，但真有那么多创新吗?比如说外科手术阑尾炎都是右下腹切口，现在有个医生说在左下腹切口也可以把阑尾取出来，这是创新吗?这种为创新而创新、专做别人不做的“创新”，严重干扰规范性的工作。

　　除了创新庸俗化风气，科研协作中还存在一种怪现状：开始论证的时候“同心同德”，强调课题的重要性，伸手要投入、要支持;定计划的时候也还能积极建议，“同舟共济”，但一旦经费到手，很快各做各的，“同床异梦”;合作中一遇到分歧就争起来，便“同室操戈”;最后只能是“同归于尽”。

　　美国对中国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全局出发，为了全局胜利不惜牺牲局部，牺牲的局部也感到光荣;美国人喜欢打桥牌，和自己的伙伴配合默契，心领神会，目的是打败对手;中国人喜欢打麻将，盯住上家、“卡死”下家，自己不和也不能让别人和了!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现在很多科研是昙花一现：成果不少，一阵泡沫;创新不少，转化不多;论文不少，原创不多。因此现在要改革评估机制、要分类，真正让懂行的人评;要减项，不过硬的不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