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第的药品降价令悄然而至，久困于“以药养医”体制的近百家药企再次出击，第二次上书国务院反映“以药养医”的弊端并建议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此次上书的内容仍是药企普遍反映的问题，包括“以药养医”体制的弊病以及单纯降药价带来的问题等。

　　药企有药企的无奈，也自有其控诉的理由，没有破除“以药养医”这个体制性顽疾，单纯依靠药品降价，首先损害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却又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我国现行政策规定，医院最多可以在药厂提供的进货价上加价15%作为医院的补偿收入。同时，医院还可以从药厂的进货价中提取5%的利润。眼下，医院总收入的50%至70%是药品销售收入，“以药养医”状况严重。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难题，降低医药价格是必要措施，但绝非一劳永逸的手段。倘若不将“以药养医”作为医改的一部分，而单纯靠医药的降价来推动医疗改革，不难想像药企的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极大地挫伤药企的积极性，不利于医药产业的兴旺发达，长远来看势必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医药短缺，这样势必会引发另一种意义上的药价飞涨。

　　事实证明，在医改过程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是行不通的。但多年的改革现状告诉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用单一的行政手段来应对包括医疗市场在内的各种趋利活动时同样存在诸多不足。医改牵涉到多个层面，非单一的卫生部门就能胜任，必须借助于政府来主导医疗体制改革。政府的责任在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在医改方面肩负筹资和分配功能，有必要干预医疗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推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并用医疗保险预付制取代现行的个人垫付制。我国卫生总投入较低与看病贵的反差折射出真正的“病根”是，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疾病风险没有分摊给社会大多数成员，在抵御“疾病”的问题上没有实行“一人有难大家帮”的机制。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开放、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公共服务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推进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公平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医疗服务领域已经出现的服务需求多样化和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更应当建立基于公平规则和透明程序的新的医疗卫生监管体系，必须将监管体制的建设及早纳入未来改革方案的设计之中。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最大的问题，一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政占卫生支出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二是医院“以药养医”进一步助推了药品价格的“虚高”，最终制造了医改二律背反的矛盾，让无辜的百姓为深不见底的医疗支出埋单。“以药养医”是现行体制下的怪胎，源于政府方面除了给政策却不承担相当的责任，对医院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致使医院不得不自谋出路。可以说，只要卫生行业的医疗亏损药费补、买药受控检验补、主业受困副业补等“三补”不杜绝，所谓的“以药养医”就难以破除，一切改革和监管也只能沦为空谈。

　　因此，关注医改，仅仅关怀患者是不够的，仅仅拿医药企业开刀也不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想实现药品价格的合理性，确保人人看得起病，必须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同时还应该看到，在改革医院管理体制、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要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尤其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此外，在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上，必须明确区分“基本责任人原则”，明确政府、医院及医生的责任，让不按规则办事的责任人为不当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