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来学界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关注，相当一部分汉学家对于“欧洲在早期历史中即处于领先地位”的说法即便不是颇为不满，也表示大为怀疑。他们提出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认为与人们长期以来的成见相反，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在18世纪之前一直高于欧洲。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也仅仅是由于狭义上的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才使西方最终赶上并超过了中国;同样，仅仅是由于这个十分偶然的差异(的确，有人说这不过是偶然事件)，才导致了今天东西方之间巨大的鸿沟。诚然，这种观点抛却了常识的理智、颠覆了旧版的历史，但对于汉学家们希望纠正西方情结之自大和傲慢的努力来说，的确是十分有用而且必要的。

　　不过，观念上的矫正纵使令人满意，或许的确也对人有益，但仍必须尊重事实真相。昔日的中国不仅丧失了自身技术革新的兴趣，甚至对16世纪以后欧洲访客所带来的新奇物品竟也愚谬到未曾想去模仿———简而言之，他们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巨大错误，以至于浪费了长达400年发展的大好时机。

　　的确，在某些方面，欧洲曾经长时期地落在中国人以及伊斯兰民族之后，但自中世纪晚期起就开始奋起直追并在15世纪超过了他们。是西方人最先绕过非洲大陆，打开亚洲封闭的水域，在其中从事探险、掠夺和贸易;而等到350年后，才有第一艘中国船只绕过非洲大陆驶入大西洋。

　　在这场沉默的经济竞赛中，我们领会到任何比较经济分析中所应考虑的一个要点———面对挑战的反应———即一种经济形式所具有的有效处理重大变革及其伴随效应的能力。在最近一千年的世界历史中，大部分的发展均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而进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和非西方(尤其指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也存在于欧洲内部的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