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旭洲

　　——载自《名人传记》1989年9月刊(封面文章)

　　南下的列车，载着一位清瘦、矍铄的老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最后的巡行。人们发现，他显得衰老了······

　　1988年11月，共和国辽阔的土地进入了冬季。北方原野褪去绿色，露出深沉的褚黄，细细的雪花开始飘落。

　　京广线。一列驶往南方的列车正隆隆驰骋。

　　软卧厢。这是一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独具特色、充满魅力、受人爱戴的老人。他默默地依靠在沙发铺上，饶有兴味地注视着窗外景色：飞快掠过的白杨、电杆，远处慢慢退去的山峦、河川。

　　他此刻是悠闲的，他要去南方休养。然而，政治家的内心会是平静的吗?望着他新生的白发，你会洞见一个巨大的忧国忧民的灵魂。

　　黄河······

　　长江······

　　当洞庭碧波映照着隆隆南进的车影时，老人突然兴奋起来。他立起身，更加热切地注视着窗外层林渲染的图画。

　　家乡，你的儿子又回来了!

　　湖南，仍然是一片深秋景色。

　　这片造就了一代英杰的神奇土地以它热情浓烈的秋色迎接远方归来的儿子。

　　胡耀邦，湖南浏阳县文家市中和乡苍坊村人。1915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冬，年仅14岁的胡耀邦投身革命，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壮丽生涯。而今，历经沧桑近60年，又一次回到了家乡的土地。有心人记得，这是自“文革”结束胡耀邦复出后第六次来到湖南。

　　长沙火车站，省府首脑们已经等待多时了。11日上午11点多钟，当胡耀邦满面笑容地出现在车厢门口时，省委书记熊清泉等立即迎上前去。

　　“我们全省干部和人民热烈欢迎您来湖南检查指导工作。”熊清泉对胡耀邦说。

　　然而，胡耀邦却打断了这位胖乎乎的省委书记的话：“我这次来湘只是休息。”

　　确实，这位老人需要休息。机敏的同志立刻注意到，耀邦，真的老了许多。白发，比上一次来明显增多，皱纹也更深了，虽说仍然谈笑风生，但使人明显地感觉到精力不如从前。好好让他休息一下吧，但愿家乡的山水，能给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以最大的体贴和抚慰。

　　寄情山水，身在江湖，但是他仍在人民之中。他说：人民不会杀我的。

　　1988年11月12日，胡耀邦抵湘的第二天，便有万达同志陪同驱车到张家界—举世闻名的森林公园。在这如诗如梦的山光水色之中，耀邦度过了他在家乡最舒心的日子，也给张家界的人民和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保健医生唐义经回忆：我们住在森林局宾馆。他一到宾馆不久，就外出散步，恰好被正在森林宾馆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了。大家立刻自发地在宾馆前大坪里等候耀邦回来。一会儿他出现了，顿时，旋风一样的掌声响彻了山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热烈欢迎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恋。”耀邦同志十分高兴地走进了他们的队列中，只听到“卡擦卡擦”的声音响个不停。第二天早餐后，胡耀邦一行沿金鞭溪往索溪峪方向走去。他一路谈笑风生，不时伸出拇指说：“这里的山景真美啊!”张家界游人如梭，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老的小的，有男的女的，有大人小孩，几乎人人一眼就能认出耀邦。他一进公园就被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发现了，他俩指使小孩去叫胡爷爷，那小孩长得英俊活泼，机智聪明，他跑步抢到耀邦同志的前面，拉着他的手叫：“胡爷爷您好!胡爷爷您好!”耀邦同志马上低下头问小孩：“你姓什么?”“几岁了?”小孩答道：“我姓刘，五岁了。”耀邦同志叫道：“摄影师给我俩拍照。”接着又同他全家合影留念。

　　一群来自上海的青年人又团团围住他说：“耀邦同志您好，同我们合个影留念吧?”他也高兴地满足了小伙子们的要求。下山时，耀邦又被一位河南大娘一眼认出来了，她立即带着自己的女儿走上前来，利索的站在耀邦身边说：总书记，咱们合个影吧?当她们母女的要求得到满足后还久久不肯离开，喃喃地说：这才是咱们的官哩。耀邦一路上同观景的人合影几十张。游山时，有的人跟着他看，有的人跑到前面瞧他，甚至阻碍了他前进。警卫人员紧张极了，担心他的的安全，有时阻拦群众同他合影和搭腔说话，耀邦同志对保卫人员说：“你们别担心，群众不会杀我的。”是啊，这样平易近人的耀邦，这样生存在人民中间的耀邦，应该说是最富有安全感的人，只有和群众在一起，他才会生命永在!

　　桥牌朋友周旭洲说：我怕领略了他领袖的气概与风采，亦感受到他独具的机智与幽默。

　　去年12月2日上午，警卫处余处长约请我和省委办公厅其他两位同志陪耀邦打桥牌，使得我与耀邦有一月之久相处的幸遇。

　　约请的第二天，我们在办公室研究了一个中午的“战略战术”。下午，耀邦同志与他的老秘书、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崇文同志联袂打南北方，我和小马一队坐东西方。

　　一开局，我和小马以微弱优势领先。耀邦同志笑着说：“还是年轻人行，不过骄傲不得，我们可是以礼相待哟。”我们都被耀邦同志的诙谐逗笑了，开始的拘谨为之一扫。

　　不一会儿，我们就领略到了耀邦同志高超的牌技。一副牌，耀邦同志和老刘只有二十七八点，缺二A，耀邦同志叫成了大满冠(桥牌约定的最高阶数，不允许丢一墩，通常要三十五六点才能做成)。我毫不犹豫地加倍。耀邦同志则以其独有的战略家气度再加倍。老刘啧啧有声为耀邦同志的“在此一举”担忧。耀邦同志精心计算，时而忍让、飞张，时而堵塞、紧逼，终于做成。我们输了16个点(IMP)。耀邦同志兴奋得站了起来，有力的挥动着手臂，连连直说：“怎么样，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吧。”

　　日后，大多数时间我于耀邦同志联手，使我对耀邦同志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据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耀邦同志工作和学习之余最喜爱的活动就是散步和打桥牌。他给桥牌冠了一个雅称“智力体操”。他的牌龄和我们的年龄大体相当。

　　桥牌作为一种文明高雅的国际性的竞赛，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被誉为现代三大智力活动之一。桥牌和中国革命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早在延安时期，桥牌就在红军的高层领导人中风行。

　　耀邦同志的桥牌有他超乎一般的地方。他以自然叫牌体系为基层，又引入了精确体系低点开叫的方法，他叫牌积极，从不迟疑，与其工作作风一样，敏捷、果断、明快。他有一种超人的判断力，善于利用双方的牌形，在牌力弱小的情况下，先声夺人，打出高分。他巧妙地将阻击、飞张、忍让等战术浑为一体，长于坐庄，尤其在无将的情况下，他的首攻很少失误。他对在复杂的牌况下，打出高水平的牌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常常能打出一些令人叫绝的牌例。

　　他多次在我们面前夸奖他的最佳拍档——聂卫平。他介绍说，聂卫平最会坐庄，牌一上手，便对牌局了如指掌。耀邦同志不下围棋，却对围棋有一种偏爱。一次周末，我们征求他星期天打不打，他说打。忽然，他想起有聂卫平的第四届围棋决赛，便断然决定牺牲桥牌，看围棋实况转播。聂卫平输了，足足使他叹息了半天。

　　耀邦同志打牌尊重对方。他有一句死错非错的口头禅：“逢邀必上”。这就使他有时不免过头。这除了他那种迎接挑战的气质在起作用外，更多的是对搭档的一种尊重。

　　一次，一副牌由于配合不当，登临绝顶，一下输去了19个点。我情不自禁地自责地说，没打好，没打好。

　　耀邦同志却认真检讨起来：“主要是太冒进了，责任在我，是我邀上去的。”并说，“关键是要量力而行。”说着，用铅笔在叫牌表上作了一个记号。说要记取教训，防止再度失误。

　　看着他那认真地神情，墓地，我的眼睛湿润了，这不正是耀邦同志一种伟大的品质吗?

　　和他配对，你会强烈地感染到一种领袖般的纵逸、豁达、洒脱、力拔千钧的气概和风采。在一轮牌中他总要创造出几个高潮。

　　尽管我和耀邦同志配对缺乏那种长期配合达成的最起码的默契，但在此后的几十轮交锋中，常常胜多败少，这就不能不归结于他精湛的牌技。

　　耀邦同志打桥牌非常认真，打出一副妙牌他会激动，会高兴得露出孩童一般的笑靥。有时候他和别的同志打牌赢了，第二天一见面就会如数家珍一般地告诉你昨天的光辉战绩，失误了他会叹息，会自责不已，但从不委过于人。这正是一个伟人平凡而又不平凡之处。

　　九所的黄昏，73周岁的寿面，廉者风范，被征服的民心。

　　1988年11月20日，黄昏，胡耀邦同志下榻的省委九所六号楼外，苍绿的古樟，青青的翠竹，渐渐地消融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之中。身着铁灰色中山装的耀邦同志，腰板挺直地坐在餐桌前，脸庞瘦削，但两眼炯炯有神。

　　服务员送来一碗面条，耀邦同志看了看，露出满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一次一次地往嘴里夹面条，不时用小匙加点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旁边的警卫参谋齐东然脸上漾起惬意、舒心的笑纹。

　　耀邦同志为什么今天突然提出要吃面条?几天之后，齐参谋才向接待人员泄露“天机”：那天是耀邦同志73岁生日。一个为亿万人民富裕、幸福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在他最后一个生日，只吃一碗光头面，实践了真正共产党人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信条。

　　是啊，清正廉洁、节俭朴素是耀邦同志的本色。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家不搞特殊化，几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规规矩矩，自食其力。他的亲哥哥胡耀福和侄子仍在老家务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准敲锣打鼓搞庆祝，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他当选总书记以后，又定了一条规矩：不许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许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事。1982年地方领导处于关心，给耀邦同志的侄儿胡德资安排了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后，硬是不肯。至今，他在浏阳农村的亲属，没有一个转了城市户口，安排了工作，全是普通农民。

　　他在湖南工作时的一位司机谈到这些禁不住两眼发红，他说，早两年耀邦同志住的房子一直是原公安部局级干部住的房子，现在住的仍是一个不太宽敞的旧房。他家的纱窗、坐垫补了又补，总还不肯换。他讲到了他在北京亲眼所见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家乡某单位的几位干部带了一些金桔和土特产去看耀邦同志。耀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礼品坚辞不收。最后，这几位干部只得拿到街上卖掉了事。

　　湖南省委办公厅干部徐文龙，省委接待处服务员湘玲回忆道：

　　几年前，一家报载：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一直在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大屋村民小组，过着与当地普通农民一样简朴的农家生活。当时，我们只是半信半疑。知道去年11月25日，我们亲眼看到胡耀福老人时，才停止跟着这种半信半疑的“感觉”走。

　　那天，省委接待处一辆旅行车上下来一个鬓发斑白疏朗、皮肤粗糙黝黑的老汉，身上黑呢子衣的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他，就是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他比弟弟个子稍高，年长3岁，胡耀福手提着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走进六号楼，袋子里面装着弟弟喜欢吃的红南瓜和晒干的茄子皮、苦瓜条、户豆片。耀邦同志77岁的老嫂子和侄儿都没有来，耀邦同志怕来的人多了给接待部门添麻烦。

　　事后，一护士问耀邦：“听说前几天您哥哥来看望了您，您给了他什么东西?”胡耀邦答：“我给了他200元钱。”护士接口道：“您太小气了。”人们想不到，这样一位高级首长，竟如此清廉。

　　数月之后，这位在湖南以光头面度过他最后一个生日的前总书记去世了，国人泪如雨落。人们说，我们在社会上听到不少“官倒”传闻，但就是没听说过胡家子弟搞官倒。人心如镜呵!在湖南倒不时听人传说这样一则胡耀邦的轶闻，某次胡夫人对家乡的一位县委书记说，耀邦很抱歉，在位的时候没有关心家乡的建设，没给家乡人民帮什么忙。这位县委书记立即答道：“这没什么，只要所有的领导都像耀邦那样关心整个中国人民，那我们的国家就更有盼头啦。

　　胡耀邦的魅力之所在，清廉正派，或许是当前最受群众欢迎的吧!

　　身游山水间，胸怀天下事。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这里有无数美丽的传说，有激人壮志满怀的遗墨、柳毅井、爱妃墓、岳阳楼、范仲淹的千古流诵的名记，该引人何等遐想······

　　1 2月7日中午，耀邦由刘夫生、王治国两位省府领导陪同来到岳州府。当日下午，游览了岳阳楼。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碑文前，前总书记久久伫立，他默默地诵读那早已烂熟于胸的文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千古名句。耀邦的血又沸腾了，他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不平常的政治生涯，造就了多思的性情，当他登上楼顶，眺望着岳阳市和洞庭湖时，感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这些日子，他流连山水，身在江湖，可是，他很曾丝毫动摇坚定的信念?何曾须臾忘却正在艰难变革中行进的民族?1987年初，他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他永远是一位共产党人。

　　这次来湖南，他随身携带满满两大箱书，有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和线装唐诗、宋词，还有《辞源》、《辞海》等大部头工具书。他每天上午都要学习，批阅文件，聆听北京传来的声音。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卸任而卸下忧国忧民的使命。熟悉他的同志说，在耀邦离职后的两年中，他一直潜心研读马恩著作，研读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著述，光是读书笔记就作了40多本。每天清晨，他都读当天《人民日报》的清样，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步进程。“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这次来湘，胡耀邦照样深切关注当地的情况。他连连向省府负责人发问：“明年的日子怎么样?下面的情绪、精神面貌怎么样?”在湘西，他动情地说：“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可是，湘西现在还很贫困，一些群众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有愧于他们。”省委办公厅干部周旭洲回忆道：即使在牌桌上激烈的交锋中，他也问及下面的情况，谈谈他对湖南经济工作的看法。他说，要加快湘西的开发步伐。他对湖南的情况十分熟悉，说湖南是个农业省，粮食一定要抓住不放;要注意发挥湖南有色金属之乡、玉米之乡的优势，有了原料，再发展加工业，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

　　12月20日晚，湖南省委办公厅干部申昱等陪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看望耀邦。当耀邦听说中央准备发一个关于加强和改善群众工作的文件时，十分兴奋，连声说：“好，好，中央下这个文件好!”耀邦同志看了看大家，语重心长地说：“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毛主席把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这个比喻很贴切，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一个党离开了群众就不能生存。”接着，他略带忧虑的神情说：“前不久，倪福同志来看我，还有你们湖南的工会主席刘玉娥、团委书记李建国来看我时，都说现在的群众工作不大好做，有一些困难。中央在这个时候发一个群众工作的文件，很有必要。”他侧过身子，面对着中央办公厅的王青林同志嘱咐道：“老王啊，一定要多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把这个文件写好。”

　　申昱同志回忆说，我点上香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大胆的冒了一句：“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吸引力都有所减弱，群众思想上不那么一致。”耀邦同志的脸色顿时沉重、严肃起来了，结果我的话头说：“这个问题，主要是党风问题，党风不正，民风就不顺。”接着，耀邦同志讲了最近到岳阳君山旅游的夫妇遇到了耀邦同志，提出要与耀邦同志单独讲几句话，耀邦同志要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讲。女的说：“我要向您提点意见，现在的党风很不好，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见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我要退党，党内腐败现象不轻。”耀邦同志沉思了好长一段时间，严肃的对她说：“退党，党章有规定，个人有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耀邦同志讲完这些事，心情显得格外沉重：“这件事说明，我们党内的凝聚力也在减弱了。但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现在全党都在抓，是能够抓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只要党风好了，党员心里装的都是群众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党群、干群关系就会好。”

　　耀邦同志喝了一口茶，接着道：“端正党风，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带头，为政清廉，艰苦奋斗，为党员作表率。”

　　是的，耀邦本人就是这样的表率。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数千万党员，要是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全体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都能像耀邦这样为党风之表率，也许我们面临的困难，就会少得多，改革的进程也会大大加快。

　　桥牌朋友周旭洲回忆道，耀邦十分关注民心，来湘的日子里，他不会放过每一个机会来倾听民众的呼声，一位中顾委老同志来长沙，他们就党风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他常常神情凝重，苦苦思索，额上增添了几多白发。与耀邦打牌，遇到了十分复杂难以处理的牌况。他就会不时的迸出一句：“又遇到中国问题了。”同时，他也就会以更大的热情与严肃的思考来对付面临的困境。

　　确实，中国问题也许是现代社会最复杂、最宏大、最富有挑战意义的世界性课题。一方面地大物博，另一方面她拥有11亿人口，每年新增人口相当于西欧一中型国家;一方面她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灿烂文化，另一方面她不得不承受几千年封建积习的重压;一方面她贫穷落后，另一方面她又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她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活力，另一方面新的转换又带来新的紊乱……

　　然而，耀邦却从来没有退缩，没有丧失自己的信念。1977年，他重新出来工作后，给一位昔日给他开过车的老司机写信道：“谢谢你对我的惦念。你看我又能站到伟大的倒是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党为人民作点工作了!这说明：坏人终归是不能得逞的。遇事发愁也是不好的。听说你的小女儿上中学了。拖小曹带给她一件红毛衣，请转告她：希望她的心比红毛衫更红。”是的，只要和耀邦在一起，就会强烈的感受到他忠诚党，对改革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着信心。

　　“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前总书记说要理解他们。还是年轻人厉害啊

　　在湖南的日子里，耀邦的形象深深吸引着年轻人。他是那样富有朝气，富有热情，那样善于体察年轻人，而且，总是那样理解和支持年轻人。

　　桥牌朋友周旭洲说，的确，耀邦同志最理解年轻人的心。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书记，他热爱青年，关心青年，只要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伴着他和年轻人的笑声，他的心总是和年轻人相通的。当警卫处的余处长把我们几个年轻人介绍给耀邦时他一看我们年轻，连声说，年轻人，年轻人好呀!说的我们心里热乎乎的。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已经打完两盘，但耀邦牌兴很浓，他犹豫地看看表，有点歉意的望了望我们，似乎很为难地要求说，再来8副怎么样?我们说，听您的。耀邦忙说，听年轻人的。余处长说没关系，我们自己经常晚上也打。耀邦却说，要理解年轻人。他们和我们这些老头子不一样嘛，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哟。当我们打出好牌时，耀邦总是称赞，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年轻人厉害呀!

　　省委办公厅的徐文龙回忆道，耀邦同志待人诚恳，珍惜自己与年轻人的情谊。去年12月11日，我们省委机关几个年轻人晋级的依偎在耀邦同志身边合影留念，影毕，他看到我们依恋的目光，就主动发问：大家还有什么事?“请您签名，”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当我们把各自的签名簿和一支圆珠笔递给他时，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圆珠笔字容易模糊，还是拿我的签字笔来。他目光迎送着生活秘书小杜穿过宽敞的客厅，走过长长的过道取回签字笔，然后笔力遒劲地签上：胡耀邦。他时常哼唱着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曲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听他苍老的嗓音唱着不太成调的西部流行曲《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呵 ——”他看见我们发笑，就幽默地解释，常唱年轻人喜欢的歌，我们这些老头子会长寿哩!省委机关的年轻人建国的中央领导不算少，他们都说，耀邦同志是最具青春活力的一位。他永远是我们青年团的书记。

　　是的，耀邦的血管奔流着年轻人的血，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他深深懂得：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1989年3月26日，他与《中国青年报》前总编谈心，动情地说：“我在读《周恩来传》。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他举起左手，伸开右掌，激动地说：“我们必须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说着举起两个拳头，模拟牛头上长的两只角左冲右突：“你看，少年儿童一出台就摆出一副战斗架势，勇敢向前!老头子么，双手一摊，腿一伸，躺下了!”耀邦对青年的爱，在这些言辞中表现得那样真诚，恳切!这位前总编辑顿时感到他又看见了50年代的团中央第一书记，看到了正值盛年的胡耀邦!

　　《中国青年报》的年轻人都记得耀邦曾对他们讲过的话：“我们这些人20世纪是熬不过罗。你们是跨世纪的人，实现四个现代化靠你们。你们要跟党走，要开创四个现代化远大的前程。要想到全中国，全世界。”耀邦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年轻人，各自努力!”

　　是的，耀邦是中国青年的真正朋友，是中国青年的真正知音，也是中国青年尊敬的师长。1989年4月15日，哀乐传来，中华大地又一次蒙受巨大的哀痛。借问国中最哀痛者谁?哪个又能否认，正是掌握着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呢?耀邦，你是中国青年的楷模，你是中国青年的益友!

　　岳麓山大雪。《湖南日报》并没用显要的篇幅报道他的到来。然而，他确实认认真真参观了这座古老的书院，留下“尊重知识”的遗墨。

　　坐落在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此刻正被雪花敲打得空空灵灵。

　　这场雪特别的大，书院门前的好几株树压断了。人走在雪地里，脚拔不出来。

　　而此刻，73岁的耀邦，在长沙的一间寓所里，被雪压得感冒了。太不巧了，雪给了他生命最后的一次打击。

　　《湖南日报》并没用显要的篇幅报道他参观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的消息，甚至他的到来也只占湖南大学校报半块豆腐干那么大的篇幅。然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他确确实实认认真真参观了这所古老的高等学府，重要的是在他走过1600多个县之后，终于又一次了却了他走访这座中国独一无二的百年学府的心愿。

　　他从车子里走下来的时候，黑色的呢子大衣笔挺笔挺的，混色的围巾围在脖子上，使他颇有学者味。神采奕奕地走来。

　　这是1989年1月6日上午9点。

　　闻讯而来的学生、学校负责人夹道欢迎他，他们的脸上，都有些光彩。

　　他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老朋友似的笑了起来。

　　群众与他一下子缩短了距离，一下子把他当做了自己的朋友，群众围着他，拉着他的胳膊，与他合影留念。他成立群众的一位真正的老朋友。

　　在欢迎的人群中甚至还有人记得他1954年来校参观的情形。

　　那是正是夏天，天气十分炎热，他穿着布鞋，挽起衣袖和裤脚，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与学生谈天。那时，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他的手势年轻得很，他的笑声也年轻得很。

　　不过，今天尽管他已过古稀之龄，他的手势，他的笑声同样还很年轻。

　　当一位老教师告诉他上次见到他的情景的时候，他兴奋地做了个手势。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高兴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

　　35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头发也已斑白了，唯独不变的只是真诚…

　　今天的岳麓书院已不是35年前那座破落的书院了，修复得很完整。他抬头望了望那宽敞的大门，就迈步上了台阶。之后，漆黑的大门没有吱呀一声，他就进了书院的外大门。之后，他抢先上了台阶，站到了岳麓书院正门前面高高的赫曦台上。

　　他陡然来了精神。

　　他在台上走来走去，足足看了一两分钟，这座当年朱熹老夫子修建的亭台，似乎给了耀邦某种启迪。

　　他问了问陪同的人这个台子叫什么名字，有人告诉他叫赫曦台，他点了一下头。9点钟的太阳从东边辉映到台上，而东边的湖南大学教学楼的铃声，恰在此时响起。他悟出了为什么称作赫曦台的道理。赫：是显赫。曦：是早晨的太阳。太阳是注定要在此地升起的。朱熹有点狂是不是?湖南人有点狂是不是?作为湖南人，此刻他是自豪的。这块生长英雄与战士的土地，谁又能计算得清有多少太阳从这里升起呢?!

　　岳麓书院此刻显得深沉而庄严。

　　耀邦长久地凝视着“岳麓书院”那几个苍劲雄浑的大字，他在努力回忆是谁的手书，那字好熟悉，后来他想起在故宫见过，再后来他终于记起来了是宋真宗题写的，这位帝王治理朝政并不怎么样,然而对办学却非常重视，还亲笔写过一首《劝学诗》。耀邦在“文革”中啃古书时读过，有几句他甚至还能够背下来，并对随行的人说“这个皇帝的劝学诗很不错，这个皇帝也不错。”

　　他指着岳麓书院的正门说：“要把中国的教育思想好好研究一下，这是很有特色的。”并勉励书院研究室的同志要好好研究。

　　再后来，他的视线移到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楹联上。

　　他轻轻地吟诵着。惟楚有才，这自然又是一句狂语。不过楚地的后辈子孙狂得似乎有点道理。

　　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堂左右墙壁上，刻有由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遒劲的大字。这四个大字耀邦在第一次来书院走访的时候就注意到了，30多年过去了，可这四个字他一直没有忘。

　　他在“廉”字面前停留了好久，神情十分严肃，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起。

　　这位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几十年中，仍然保持廉洁奉公美德的革命家，面对这一巨大的“廉”字，他是问心无愧的。

　　当书院的负责同志向他介绍这几个字时，他早已对之烂熟。他夸古人要求很严格。而今天的人们，反而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这是他很感遗憾的。

　　后来，他跟笔者言及朱熹，说这位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对中国的古代有贡献。有些思想，到了今天还值得我们借鉴。

　　无论如何，有一桩心愿，这位长者是一辈子也无法了却了。

　　他在参观岳麓书院的御书楼的时候，听取了书院同志的介绍并询问了书楼的藏书情况，之后，他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后为这里的藏书尽些力。”

　　说这话的时候，是1989年1月6日上午9点40分;而4月15日，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中间相去只有四个月，而四个月，在人生的长河中，太短暂了，以至于他还来不及履行自己的诺言。

　　尽管如此，耀邦还是给书院留下了一笔无法用金钱来计量的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尊重知识”四个大字。

　　这是他一生亲身经历的感受。

　　是他为教育事业，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留下的最后一个永恒的句号。

　　在御书楼二楼的一个小型阅览室里，他站在一张普普通通的方桌前，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拿起了笔，在一张长120公分，宽60公分的宣纸上，留下了这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在场的知识分子都为这位领导人能够理解自己，而深受感动。

　　在落款的时候，他没有写年月日，这没有必要了，尊重知识是没有时间界限的。他清楚这一点，在场的群众也清楚这一点。

　　如今，“尊重知识”几个大字已悬挂在岳麓书院的墙壁上，当人们怀念他的时候，便会自自然然地想起这最后的遗墨。

　　九所，落木萧萧。耀福突然紧拽弟弟的手臂，泪如泉涌：“我们可能再见?”

　　一般来说，耀邦的身体还是硬朗健康的。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他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热情饱满。1985年，他先后深入14省、市、自治区的102个县市调查研究，最多的一天竟跑了4个县、市。所到之处显示出过人的精力，就是年轻人也往往自叹不如。

　　离开总书记岗位后，耀邦除偶尔去外地旅行外，大量时间都是在家练书法、写诗并潜心读书，研究改革中发生的种种情况。他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晚上10点半睡觉，早晨7点40起床。中午只休息半小时。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要走一万多步。每餐后在室内沿着走廊走几圈，上下午要到室外走一阵。他行走时挺身直背，步伐很快，他坐时身子笔直，挺精神的，真是行如风坐如钟。每天上午坚持学习，学习文件，看古代和现代诗歌、小说等，学习时不允许别人干扰他。下午接待客人，或打桥牌。如果说身体隐患，人们比较关心的主要是其颈椎骨质增生的老毛病。

　　但是在湖南，一次偶尔的感冒却导致从未患过心脏病的胡耀邦心脏病发作。数月后，正式同样的病夺去了他并不算年迈的生命，正是天要绝人，奈何其乎。

　　还得追溯君山之行。那是去年12月7日。耀邦登上岳阳楼，饱尝湖光山色。洞庭湖虽未有昔日八百里烟波浩渺之壮阔，却依然开朗、旷远，给人胸怀澄净、思绪奔发的感受。冬日艳阳，照得波光闪动，更给人一种景象万千的愉悦。怎奈，好景不长，一下子风云突变，顿见湖面北风呼啸，云雾蔽日，寒气袭人，一派冬日肃杀之气。人们顿觉游兴大减，匆匆而归。并改变了第二日去君山的打算。次日上午，改变计划的胡耀邦一行顶着严寒来到岳阳麻纺厂。车间温度却很高，许多工人只着单衣操作。身着厚厚冬装的来访者均感炙气逼人，浑身沁出了汗珠。保健医生见胡耀邦额面挂满密密的汗珠，关切地说：“脱下大衣吧?”耀邦却只顾和工人谈话，参观厂里的情况，根本没注意到医生的建议。

　　第三天上午天气转好了些，但仍然阴天，北风不止，气温仍低，考虑再三，耀邦一行还是来到君山。沿途又是热烈的群众场面。交谈，留影，应接不暇，当日下午，又驱车赶回长沙，一天疲乏可以想见。

　　12月10下午，回长沙的第二天，耀邦稍感身体不适，但未惊动工作人员，知道第三天晚餐后，他觉得有点支持不住了，才对公务员讲：“我的头有点不舒服，稍咳嗽。”保健医生唐义经匆忙赶至耀邦住处，推门而进，见他正在看电视新闻。问了问情况，随后进行一些检查，他体温达摄氏38度，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哮鸣音，肺底部有少许湿罗音，血压和心音正常，唐义经给他服了一片复方阿司匹林和两片螺旋霉素，这时已是晚上7点半多钟了。等到晚9点钟，老唐再次给他测体温，体温上升到摄氏39度，别的无变化。老唐急忙打电话告诉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院长孙才江，一方面要他尽快地准备好床位，另一方面派医师前来诊治;同时也向省委领导汇报了情况。晚上10点多钟，附二院副院长孙炳华和内科副教授莫树松等匆匆赶来了，还有省委门诊部主任任玲娣等也来了。此刻，胡耀邦的病情急剧变化，血压直降到了80/50毫米汞柱(平时血压在12/70毫米汞柱)，心跳快，节律不齐，有频繁的期前收缩，经心电图简称为“心房纤颤”。初步诊断：“急性支气管炎”，“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冠心病”(据北京医师介绍，1980年胡耀邦于北京体检时疑有“冠心病”)。他的病情发展的又急又猛，省委书记熊清泉和秘书长沈瑞庭同志等都在，大家紧张极了，请他住院治疗。他怎么也不肯，并说：“不要紧的，我的并不重，过两天会好的，不要麻烦太多人了。”只好就地成立医疗抢救组，进行治疗抢救工作。医生们立即给他输液，静脉注射青霉素等，装上了心电监测仪，进行特护。大家一直守着他没睡觉。大约三个小时后，凶险的“心房纤颤”自行消失了，体温下降，血压开始回升;次日晨血压升到正常水平，下午体温也降至正常，医疗抢救组的同志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经一周治疗后，他完全康复了。

　　耀邦同志病后第四天，他夫人李昭同志从北京赶来，见他病体已基本恢复，心里格外高兴，把由北京带来的最好的苹果和梨子送给医护人员吃，以此酬谢。

　　耀邦同志完全康复后，邀请医护人员座谈，并合影留恋。他说：“我每年要患一两次感冒，每次发烧要两三天以上才消退，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湖南的医疗水平很高，感谢在座的各位。”

　　胡耀邦康复后，不断有人来探望，耀邦总是两手作揖，连连直说:“拖诸位的福，好了啊，好了啊。”但是，细心的人感觉到，耀邦精神大不如以前，且常常气喘。耀邦自嘲是吃多了中药，抽烟也有了节制。耀邦返京后，人们明显地感到了他的消瘦。至耀邦逝世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心脏在湖南时开始失常，这恰恰是过去从未有的险情。

　　1988年11月30日，胡耀邦在省委九所六号大楼前送别执意要返乡的农民哥哥，这位庄稼老汉竟双手紧紧拽着弟弟的臂膀，老泪纵横，这是兄弟间从未有过的举动。耀邦也有些伤感：“哥哥，你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老实巴交的农村老头揩去眼角涌出的浑浊老泪，喃喃半晌才说出话来：“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是七十有六，恐怕再难见面了啊!”耀邦殷殷相劝：“再见还是不难的，你想见我，随时可以来北京嘛。”

　　此刻九所院内，寒风猎猎，落木萧萧······

　　1989年4月15日21时30分，胡耀邦之兄胡耀福等六人突接中共中央紧急电召，乘2次特快赴京，这位庄稼老人走下火车时，北京城已是哀思如潮，泪雨纷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