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华同志是我们十分钦佩的老领导。他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东北工业部、重工业部、冶金部、物资管理部、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工作，担任过冶金部副部长、物资部部长、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他的革命人生和人格魅力，工作经验和崇高精神，是一份十分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努力学习和发扬。

　　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

　　宝华同志很早就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早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就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之中。他积极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固安、霸县、保定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犯下的罪行，宣讲华北面临的危机，呼吁人民群众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党支部和北大“民先”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七七事变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奔赴家乡河南南阳开展抗日斗争。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南阳的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南阳特支、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中共豫鄂陕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豫西南特委的负责人，他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豫西南地区抗日战争的蓬勃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年后，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好奇的问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宝华同志告诉他：“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上了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宝华同志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赶赴东北参加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先后担任乾安、洮安两县县委书记。当时东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和艰苦，乾安、洮安地处偏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被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偷袭的危险，宝华同志坚定勇敢，率领我革命武装与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开展了顽强的斗争，他坚持把农村作为开展党的工作的重点，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团结群众，巩固政权，开辟了乾安、洮安地方工作轰轰烈烈的新局面。

　　宝华同志始终保持着这样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毕生都在维护着党和国家的利益。1993年2月，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翻牌”公司，大声疾呼要防止这种“翻牌”公司，要注意权力进入市场的极大危害性，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的政府部门，包括一些执法部门的权力进入市场，这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极大的腐蚀剂，使企业吃够了苦头。他还坚决地说：“这个马蜂窝非捅不可!”他的态度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使“翻牌”公司这股风得到控制。

　　宝华同志特别强调要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他多次指出，加强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首先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他认为新形势下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警惕：一是在法制与道德的关系上，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要把法制健全了，问题就解决了;二是“代价论”，认为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是要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为代价;三是在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上，强调个人利益第一;四是在局部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上，为了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把二者的关系颠倒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五是权钱交易，把掌握的权力和应负的责任搞乱了，以权谋私，这不知毁了多少干部。因此，他反复强调对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道德修养，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都要常抓不懈。

　　他坚持一生的革命信念，始终不移，老而弥坚。正像他在《八十述怀》里写的那样：“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征途险阻鼓剩勇，正气张弛系念深。”

　　此生以身许党慷慨壮怀激情

　　宝华同志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工作在革命与建设的最前沿，不畏困难，从不退缩，表现出一个坚定共产党人的意志和勇气。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遭遇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的时期，不少人滋生悲观失望情绪，许多人不愿也不敢说真话。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宝华同志却没有气馁，没有抱怨，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的调整献计献策。1961年初，薄一波同志决定由他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鞍钢对在“大跃进”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弓长岭铁矿进行调查研究。他率工作组在弓长岭调查了一个多月，主持起草了题为《对改进弓长岭矿山工作的意见》的调查报告，上报给中央。这份报告针对“大跃进”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弓长岭矿山存在的问题，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整顿的建议。这份报告对中央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革”一开始，宝华同志就被造反派夺了权，后来又被看管起来。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宝华同志仍然坚持原则，对无端扣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据理力争。1968年春，他在被监管的陋室中写下了“此生以身许党，慷慨壮怀激情”的词句，反映了他的铮铮铁骨和大无畏精神。

　　宝华同志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才被解放出来的。此后，他便成为国务院领导指挥全国经济工作的得力助手，他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是维持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总调度”，是严峻形势下解困抒难的“救火队长”。当他被解放出来开始工作时，他目睹了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种种破坏，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这个“总调度”的位子上，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天天跟煤炭、电力、石油和运输打交道。造反派批判他“只抓煤电油，不分敌我友”，他全然不顾。在主持计委生产组工作时，与计委同志一起，顶着被批判为“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大帽子，组织审批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197项成套设备，填补了国内很多缺口，先后引进了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1套催化剂、1套烷基苯、1套1.7米轧机、电站设备225万千瓦和40套综合采煤机组，共用外汇51.8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继“156”项工程后的第二次大引进，使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部分产品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

　　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宝华同志对待工作始终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自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的事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全国解放后，宝华同志一直工作在新中国经济战线，长期担任我国综合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无论是在哪个部门工作，他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经常下班时还要带一摞文件回家继续办理。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在宝华同志的工作日历上，没有星期天。他经常深入企业、建设工地指导工作，调查研究，有时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从来不知疲倦，许多比他年龄小得多的同志都没有他那样的旺盛精力。前苏联谈判回国后，宝华同志负责具体落实苏联援建的冶金项目，这期间，几乎全国所有的钢铁基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宝华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为国务院领导分忧，为人民生活解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周恩来、李先念和余秋里的直接领导下，宝华与生产组的几十个人撑起了全国的生产调度和管理工作。那时候，几乎所有的物资都短缺，特别是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物资更是匮乏，各地物资告急的电报经常如雪片般飞来。武汉曾发生人民生活用煤告急，市民被迫在摄氏零下四五度的冬天裹着棉被排队购买煤球的情形;东北也曾多次出现人民冬天取暖煤供应紧张、供电紧张的局面。几乎每一件这样的告急电报都需要宝华同志及时处理，许多关系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都是不能过夜的。每当谈起这些往事，宝华同志总是感情沉重，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何止是他昼夜辛劳，马不停蹄，就连周总理也经常被搞得寝食难安，疲惫不堪。当时的一位计委军代表感慨地说：“宝华同志每天都要看六寸到一尺厚的文件。”

　　在“文革”十分困难的局势下，宝华领导生产组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最艰难的时期，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国务院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经常开会到午夜。他是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以我为主 博采众长 融合提炼 自成一家

　　宝华同志既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高级领导干部。他十分注意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在长期的工作中，既不拘泥于本本，讲求教条;也不迷信经验。与实际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他最突出的领导风格和工作特点。

　　早在1948年，他针对洮安县土改后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大胆地提出了“三大自由”，即搭具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搭具自由，就是允许农民在生产中相互自由结合，克服生产资料特别是牲畜缺乏造成的困难;借贷自由，就是允许农民相互之间可以有些借贷，缓解农民生产资金的不足;买卖自由，就是允许农民可以从事生产资料的买卖，解决生产中急需物资的交换。“三大自由”一提出，立即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当时担任辽吉省省委书记的陶铸称赞这是新鲜事物。“文革”时期，东北的造反派还到北京找到宝华同志，追查“三大自由”是谁提出来的?宝华同志说：“是我提出来的!”

　　东北全境解放之初，宝华同志奉调东北工业部，从此走上了结缘一生的经济工作战线。

　　宝华同志善于向实践学习，善于总结经验。1964年3、4月间，他率领调查组到湖南和河南，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探索怎样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5月15日，他向国家经委提交了《按经济区划，用经济办法就地就近组织物资供应》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建议将当时各管一段、各守山头的供应方法，改为按经济区划、用经济办法、就地就近组织供应的办法。报告建议各物资专业公司实行托拉斯化，从总公司到基层公司、供应站建立起统一垂直的业务经营系统。在计划调度、业务经营、资金管理、干部管理上由上级公司垂直领导，形成全国调度灵活的经营网。这一建议对物资管理体制调整与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年10月，他出任物资管理部第一任部长，进一步加大了物资管理与改革的力度。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建立起了专门负责生产资料流通和管理的物资部门和重要物资的经营机构，包括专业公司、各种类型的供应站以及负责“四代一调”(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和调剂余缺)业务的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等;组织起了一支专门从事物资管理和经营的专业队伍;理顺了物资流通渠道，建立了物资供应的新秩序;并在经营方法上不断创造和总结出了许多服务生产、方便用户的好经验。全国物资工作受到中央和各级领导的赞赏，受到广大企业的好评，生产资料流通开始走上生气勃勃、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5年，邓小平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宝华同志坚决贯彻邓小平进行整顿的指示。2月中旬，小平同志找谷牧、万里和他到家商谈铁路整顿问题并决定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回来后，宝华与谷牧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商议决定首先给各地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达下去，要他们对整顿工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当天夜里，宝华彻夜未眠，一个省一个省的给当地负责人打电话。2月2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宝华负责具体工作的布置和安排。为统一领导钢铁工业的整顿和发展，国务院决定成立钢铁领导小组，谷牧任组长，宝华任副组长，开始着手对各主要钢铁生产企业进行整顿，加强企业的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制定钢铁工业发展规划。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宝华同志为企业整顿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深入到企业、车间和工人群众中去，同他们一起探索搞好企业整顿的办法;他召集各种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及时掌握整顿情况，集思广益;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讲话，针对整顿中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他站在整顿工作的最前沿，坚决支持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落实企业的合法权益大声疾呼。通过企业恢复性地整顿、企业全面整顿和企业升级三个阶段的大量复杂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呈现了可喜的变化，宝华同志把这种变化概括为十个方面，即：一是企业经营思想从适应产品经济的封闭型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开放型转变;二是企业经营机制由缺乏生机向增强活力的方向转变;三是企业领导人员由行政型向经营型转变;四是企业领导体制由党委一元化领导向厂长负责制转变;五是企业组织由单一形态向多元化转变;六是管理重点从着重对物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转变;七是质量管理由单纯的质量检验向全面质量管理转变;八是管理技术由传统型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变;九是战略规划由单纯完成国家计划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转变;十是企业建设由单纯重视物质文明向双文明建设转变。这些变化无不凝聚了宝华同志的艰苦努力。

　　1979年初，在宝华同志倡导下，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宝华同志担任会长。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宝华同志对协会的成长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次重要发展关头，他都要求协会积极参与，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献计献策;在每一个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后，他都要求协会广泛宣传，做大量细致的企业领导的工作，沟通情况，化解矛盾;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中，他积极推动中外企业和企业家的交流。1983年初，他提出了建立我国企业管理科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从这一年起，企协连续数年召开了多次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宝华同志是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锲而不舍 刻意创新

　　宝华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对同志满腔热情，对工作一丝不苟。在他身边工作，总是能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他是忠厚长者，在他身边如沐春风。他的这种品格是在延安中组部工作和生活时形成的。

　　“文革”时期，许多老知识分子都被运动严重冲击，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不例外，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剥夺了从事数学研究的权利。这时，华罗庚向周恩来提出要搞“两法”(即优选法、统筹法)。周恩来要宝华同志耐心去做群众的工作，组织一支力量协助华罗庚推广“两法”。宝华同志为此召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开会，专门请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讲系统工程。他热情帮助华罗庚到全国各地、各个企业中去宣传、推广“两法”。华罗庚十分敬重比自己小六岁的宝华，他们之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多年以后，在推动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工作中，他们又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

　　宝华同志担任人民大学校长期间，与广大师生员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1986年的教师节上，宝华同志大声疾呼：“尊师重教，天经地义”，“应该感谢教师——国家建设的功臣!”许多老教师，至今提起此事仍激动不已。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是宝华同志做知识分子工作的最大特点。他在担任校长期间，想知识分子所想，急知识分子所急，帮助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和实际问题。1990年前后，人民大学相继有多位50、60岁的学术骨干去世，这使他十分伤心，他曾感叹道：“教业经营赖俊才，英年辞世实可哀。而今千里马骨贱，何日再筑黄金台。”他总感到我们讲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还仍然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多。对知识分子要求过高，过于苛刻，习惯于吹毛求疵，不能原谅他们非原则性缺点，这怎么能够增强凝聚力呢?他对受过委屈的同志也十分关心。人民大学的老同志葛佩琦曾对党的事业做出过贡献，后来被错划成右派，受了很多委屈和磨难。宝华同志多次登门问候，帮助他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使这位老人在晚年真正体会到了党的温暖。

　　宝华同志十分重视职工教育，这是他狠抓不放的一项重要工作。“文革”结束后，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问题，就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如果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尽快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1978年8月，他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作了《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当务之急》的发言，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它广泛地推动着生产技术的飞跃发展。为了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大力提高我国职工技术水平。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操作水平和管理水平，就是有充足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其他生产条件，也是不行的。加强技术培训、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是当务之急。这个发言深得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的赞同，国家决定在经委设立经济干部教育局，对职工进行“双补”，即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为有效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展开，1980年中央决定由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和教育部三家联合成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宝华同志担任主任。职教委在宝华同志的领导下，在“六五”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职工普遍培训一遍，有效地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进行全员培训的新局面，职工参加学习人数之多，热情之高，是建国以来少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五年培训职工上亿人次，基本完成了3000多万青壮年职工的“双补”计划，有2037万人初中文化补课合格，占应补课人数的79.9%;1595万人初级技术补课合格，占应补人数的74.4%，均接近中央规定完成60%—80%补课任务的高限要求。

　　宝华同志最关心企业家队伍素质的提高。199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个企业的稳定发展，经营者素质很重要，包括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组织能力和道德情操等。他提出，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企业家队伍，必须完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培育机制和监督机制，这四种机制缺一不可。1995年4月，他在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作了《论企业家的修养》的报告，从10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即：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胸怀全局，脚踏实地;3、艰苦创业，无私奉献;4、解放思想，开动脑筋;5、清正廉明，依靠群众;6、疾恶如仇，从善如流;7、谦虚谨慎，戒骄戒躁;8、学而不厌，诲人不倦;9、丢掉幻想，搏击市场;10、锲而不舍，刻意创新。这是宝华多年考察和思考的结晶，是对我国企业家素质的精辟论述。他还将多年来论述企业家的文章汇集成《论企业家的修养》一书，赠送给企业家们。许多企业家都把宝华同志当作知心人，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愿意向他请教。宝华同志办公室的门，对企业家总是敞开着。

　　宝华同志大力提倡和推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十分热心把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向世界宣传。20多年来，他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广交五大洲朋友。从学者、企业家到部长、总理和国家元首，他从不以地位高低决定亲疏关系，总是以他那种少有的真挚坦诚、儒雅风范、雍容大度和渊博知识，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世界经济论坛是宝华同志十分重视的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其前身是欧洲管理论坛，它被称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1980年4、5月间，宝华同志率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管理论坛，在他的倡导下，中企协与该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自1981年起每年在北京举行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1996年起改称企业高峰会)。1984年，宝华亲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会议，向世界介绍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他与该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施瓦布盛赞宝华同志是他认识的人中学识渊博、留下印象最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