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苏南模式”败落之后，“温州模式”是否也将寿终正寝，这是近年来坊间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尽管温州市政府的领导及有关研究温州问题的专家并不认为“温州模式”已经过时。但GDP连续几年下滑、温州本土资金大量外流及引进外资甚少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在昭示人们：“温州模式”的发展后劲似乎已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么强劲，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出，到哪里去寻找温州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及怎么保证其驱动力的命题。

　　温州市经贸委黄河副书记在总结“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时，提出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这个概括很到位，很有代表性。

　　但事过境迁，如果说当年所持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对那时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是莫大的支持和制度创新的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从中央到地方，发展私营经济已成为全国上下共识的情况之下，温州市政府如再抱持当年的策略就不明智了，而是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再次发扬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在严格恪守政府职责的前提下，做好政府指导和服务工作，已成为当前温州市政府急需面对和处理的执政课题。

　　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得好，现在，“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当然，体制改革是一项全国性的课题，如果没有全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套推进，温州推进经济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也就是说，温州的问题其实就是全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市政府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并不比当年姓“社”姓“资”的争论带来的压力小。这就要看温州市政府能否发扬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拿出当年勇闯禁区的胆量和魄力，先从温州一地的制度创新找到突破口，走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再次为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提供参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