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在中国的商业土壤上成长为全球大公司。为此，积攒了20年的力量，拆掉了种种的藩篱。然而，就在准备起跳的这一刻，我们猛然发现，全球化的“天花板”竟是那么的压抑。再看，脚下的“地板”也不是那么坚实——进军金融遇挫、整合遇挫、转型遇挫、海外收购遇挫……但是，思想家们在反思历史、体味历史中却发现，世界经济舞台上有过如此孤独感的并不仅是我们中国的企业，50年、30年、20年前的日本、韩国和拉美都在高增长的轨道上碰到过此类问题。在我们的后面，印度、南非也在苦苦的求索着。

　　由此，我们的理论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们都在思想着：为什么有的人能“鲤鱼跃龙门”，而有的人就只能痛失良机?国家的商业基础是否影响着他们的起跳?是“天花板”太低还是“地板”太松?

　　于是，企业家们希望有人举起这样的理念大旗——全世界的全球化受挫者联合起来，为了人类共同的明天!

　　于是，在11日的北京，就有了一场主题为“突破迈向世界级企业的瓶颈”的企业精英论坛。

　　让我们听听企业精英们都在作何打算。

　　靠什么竞争?

　　9月16日的西班牙中国城被烧之事被很多企业家们再次提起。他们的共识是“烧鞋烧的是一种生态哲学”。如果中国货还是改不了“廉价战略”的话，最好降低市场占有率。为了中国商人的长远利益和生命安全，至少应该调整一下策略。国际贸易中，除了要遵循竞争的原则外，还要知道“留余”，即做人和商业都要给对方留有余地。

　　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表示，“当企业利润低的时候我们会不安;当企业利润自然高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不安。因为你经常拿别人的利益，别人就会离你而去。他一走，你的生态圈就崩溃了，你的利益也就不存在了。”

　　探讨中，企业家们有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在这类问题上不要跟沃尔玛去比。沃尔玛的“霸权”是以这样的旗帜为掩护的——至少每年为世界各地贡献上百亿美元的税收、吸纳百万人就业。而我们卖鞋的企业在人家的土地上贡献很小，又让竞争对手在自家地盘上没有活路了，那你有什么道理不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呢?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说，“不要再给自己找任何理由了，尤其是那些主流的企业。世界是大家的世界，我们不要老是讲本土概念了，时间真的不多了。”他一言以蔽之，“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的基础太差，我们才改革开放20多年”。谁会同情你的这种理论?谁会听你的呻吟?我们要知道自己竞争什么，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竞争。如果我们再没有好的、优秀的流通业，那零售商业最后靠什么支撑?

　　专家介绍，沃尔玛大的配送中心在中国就有4家，肯德基也刚刚建起自己的配送中心。所以他们可以在5年、10年之内不赚钱，而我们的企业一年不赚钱就趴下了。

　　以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为代表的民族派在慨叹了一番内心的不平衡后，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国的商业企业必须走联合起来的道路，形成群居的“狼势”来抵挡已经正式进入中国的“虎群”。天津家世界集团董事长杜夏还用了一句中国古话“饿虎难斗群狼”来讲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还是单打独斗失败是无疑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目光能向前、向前、再向前吗?

　　受打击的不仅仅是零售业。刚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安泰人寿保险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激动地说：“2005年，我们要打好保卫战。项兵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联想收购了IBM，我们不能收购就要跟人家抗争。这就要向前看、向远看，着眼全世界，“全球的资源能不能为我所用?”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我把沃尔玛拉进青岛的时候，很多企业家骂我是引‘狼’入室者，其实我只是个商人。沃尔玛是我们国家政府相关部门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商业企业有竞争的压力。因为我们的消费者享受不到好的服务。他们的模式进来后，我们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才勇于把新的业态拿到中国来实践并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无法回避的是，要想建立中国的商业航母，我们的企业家就必须站得更远、更高。

　　北大纵横咨询总裁王王美坦言：我们的企业家要看到，在亚太地区，商业的成熟度较高，集中度也高;日本成熟度高，但集中度低;中国的两项都低，所以有机会继续做大。他还举例说，青岛利群集团10年前进入业界时才有4000万元的销售额，而今天已有50亿元了。好几个外国的品牌零售店开在他们店的2公里、5公里之外。可是公司董事长徐恭藻说，“狼”已经要跑了，被他们的势力吓退了。他们做的是细分市场。

　　白领集团董事长苗鸿冰说，“一定要看到跨国公司的文化。跨国公司的历史就是品牌的历史。品牌又是风格的一种坚持。不学他们是不行的，而学习他们并不是怕他们。”

　　有团队精神吗?

　　万科董事长王石理智地分析了几组数字后发言说：“真的庆幸几年前退到二线。今天的美誉不是自己爬上了珠峰，而是自己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团队，他们是成功的，令人很放心的。自己做一些社会的事，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讲出来，还参加了沙漠的治理，为社会回报精神。”

　　他说，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家35%没有大专的文凭，但凭着死拼的毅力成功了。现在，90年代的企业家里，2%的学历低于大专。2000年的企业家就更是龙腾虎跃了。像阿里巴巴的CEO马云，甚至说不想赚钱反而还来了钱。他们是靠智慧和能力和这个世界上的大企业拼。他们身后都有团队。

　　王石的观点是有点孤掌难鸣的。都是打江山的人，怎能给后来人。但是，这一关不过的话，也是一道门槛。我们的企业家毕竟没有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奇才。

　　文化的准备充分吗?

　　人才引进了，怎么留住人?项兵的问话提醒了企业家们：他们会因为没有教堂走的、会因为没有音乐走的，他们也会因为老板不讲诚信走的……文化的因素往往是企业困惑最大的因素。

　　但在几个企业家的讲演中，记者还是听到了我们过去很少听到的声音——感恩。

　　这代表着什么?一种文化——基督文明。

　　人才储备好了吗?

　　在企业家思想交锋中，我们发现，很多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企业家都还在纠缠着一些宏观的经济政策问题，甚至是一些不可逆转的事情。不知他们是不是了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人才战略已是“打到校园去”、“从娃娃抓起”了。跨国公司老总们在一起沟通，没有不把“未来最大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的观点放在首位的。他们的成熟就在此。这让一些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优秀学子们很是羡慕。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学生对记者说：十几个企业家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提人才的问题。难道中国的企业真是人才济济吗?我们为什么首选跨国公司?因为他们真正的尊重知识和人才，懂得未来的战争是人才的战争。LG、IBM、三星、诺基亚等公司已经在全国近30所高校网罗人才。难道，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服务业真的不需要高端人才吗?

　　项兵讲到，要实现“后发制人”、“借力打力”。靠什么?要靠国外的留学生们，他们是座桥梁。

　　能对自己承诺健康吗?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证明自己到会晚点有绝对的理由——他年轻的员工因患癌症去世了，他是和员工告别去了。他沉痛地说“我们谁能为我们的健康承诺?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到150岁的。我们的身体健康了，企业才能健康”。他还幽默地说，“监督我吧，让我们150岁时再见面，告诉后人说张朝阳在今天向自己发出了挑战。”

　　做保险的企业家也不失时机推销自己的企业，他问企业家们，你们会休息吗?你们能停一停脚步吗?问问自己家里的“天花板”能不能够的着?你们是不是“买房、买车、买保险”的新一代人?

　　无奈的企业家们需要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乐趣是什么?创造为什么?

　　因为，也许未来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