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虽然大多来自于对国家和军队的管理中，但表现为多注重“情”字，强调心“治”，重视精神鼓励。最终实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如流水”的目的。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在管理者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的放矢的管理。

　　培育良好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地位。

　　培育团队合力和团队精神

　　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它强调的是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从而产生出一种群体的力量。崇尚团队精神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这种永不褪色的管理方式，可从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价值取向———义利观即“天人合一”的整体价值观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在这一整体价值观中，“义”是指精神价值，是正义、道义，是有利于社会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而所谓的“利”是指物质价值，是指个人的名利、财富、地位等。历代各思想学派在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其共同的努力方向是二者的平衡发展，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这种“义利合一”观体现在管理活动中，就是各家所主张的“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以利制义”。正如孔子所主张的：“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有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马克思说，协作产生的不是单个劳力相加的效应，而是整体的效应。可以想像，一旦有了这样的团队精神、团队合力，在企业里，员工将企业视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提倡、遵循“中庸之道”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度”，做事达不到这个“度”或者超过这个“度”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真理。所以，恰如其分地运用好这一管理理论，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抓住时机，严防“过”与“不及”，是现代管理中的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呼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因此，在他看来，“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牎”(《论语·雍也》)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在管理思想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观———协和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均衡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一致”。它对管理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生产管理中要做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在社会管理中“依天顺人”，“敬德保民以配天”，从而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协调。在人事管理上，强调“知行一致”，主张“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从而做到知人善任。要实现上述目标，在管理中实现有效的控制，就必须做到宽严适度。

　　结合企业管理看，管理工作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人才是管理中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怎样通过激励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在人才使用的适度上至关重要。把适当的人才安排到最能发挥才能的合适岗位，实现人事的最佳组合，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企业就会有不竭的源泉、永恒的动力。

　　制度管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任何一个企业，其管理必须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纪律、制度和规则之上。离开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科学的管理根本无法贯彻实施，这就要求工人对制度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即把制度管理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

　　综观历史，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思想教育，重视人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只强调政刑来使民，民勉强服从而心中怨恨;主要靠德、礼为教，民最“有耻且格”，乐于从命。孟子把以教育作为管理手段，能够调动管理对象主动性的道理概括为一句话：“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上述的儒家管理思想告诉我们：在要求管理对象为实现目标而努力时，如果一味靠命令、规章来强制，甚至通过刑法之类的手段来威逼，管理对象即使服从，也不会有什么主动性而言。这样，管理过程中就必然出现关系紧张、浪费大，而完成任务的质量不高的结局。对此应提倡这样的做法：首先对管理者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实现管理目标的意义，能够把实现管理目标看做是自己的事，从而能主动地为此而努力。

　　当然，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它必须有必要的制度作保证。这样，一方面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把人们的行为严格纳入一定的规范，从行动上强制约束;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从思想上灌输引导。两方面结合，使外在的规范变为内心的承诺，不仅自觉行动而且自觉维护，从而提高人的素质。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